推行游击县长制
自从天镇、大同失守之后，雁北大片国土旋即沦入敌手。沦陷区的县政权顷刻土崩瓦解，平素耀武扬威的县长绝大多数闻风而逃，这是阎锡山万没料到的。因为战争初期，他曾经发布命令，要求各县县长死守县城，与县城存亡与共。可是，雁北13个县的县长，除朔县县长郭同仁遵令抵抗，城破后壮烈殉职外，其余纷纷弃城而走。即使是尚未沦陷的地区，各级旧官吏大多亦纷纷逃亡，各级政权处于无人执掌的无政府状态。少数未逃亡的专员、县长，也是名存实亡，政权同样陷于瘫痪。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阎锡山在震惊之余，认识到令县长死守县城实非上策，遂改行游击县长制。所谓游击县长制，就是专员、县长不必死守城池，在自己管辖的专、县境内实行游击行政，以不出境为原则，协助军队对日作战。牺盟会首先向阎提出准许其向敌后选派游击县长，领导人民抵抗日军，恢复政权。阎锡山欣然同意由牺盟会选派人员前往沦陷区作县长。事后，阎锡山称：“山西抗战的基础，就奠定于这7县长的委任。” 而且阎锡山还令山西省政府电询关内各县县长：“愿当游击县长的留任，不愿者即另派人接替”。在职的105位县长中，除五寨、新绛、永济3县县长愿留任外，其余全部呈请辞职。所有缺额，都另委派游击县长接任。这些游击县长中，既有旧派人物，也有从牺盟会中挑选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初任游击县长的牺盟会热血青年，富有朝气，一改旧的官僚制度和作风，深入群众，深受群众欢迎。
二、“非常时”“非常策”（11）
1938年1月，阎锡山准许牺盟会挑选40名能力较强的特派员，举办县长训练班，经短期训练后即陆续调任县长。这些新县长到任后，对旧政权实行改组，发动群众，深入开展抗日*政权建设。这一举措，对于巩固抗日政权起了积极作用。阎锡山在纪念牺盟会成立三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承认：“游击县长的创设，这是件顶重要最困难的一件事，当时因为抗战上的需要，牺盟同志很踊跃的响应了这个号召，并参加了实际的工作，开展了敌后的行政，……这不仅在第二战区开创了抗敌行政上的新纪录，而且在全国树立了良好的印象。”
游击县长制初实行时，曾以邻近的3至5县划为小区，指定中心县长负责传达上级指示，统一布置工作。
不久，为了适应战时的需要，阎锡山决定建立省、县间的联系机构。10月间，他将全省105个县，按自然地理形势，划分为7个行政区，每区设政治主任公署，并设行政主任1人。七大行政主任公署的概况如下：
第一区政治主任宋劭文（共产党员），驻五台。辖五台、崞县、代县、繁峙、灵丘、广灵、浑源、应县、山阴、怀仁、大同、阳高、天镇、定襄、盂县、平定、寿阳等17县。
第二区政治主任杨集贤（旧派，后为郭挺一），驻岢岚。辖岢岚、静乐、忻县、宁武、五寨、神池、河曲、保德、偏关、朔县、平鲁、左云、右玉等13县。
第三区政治主任薄一波，驻沁县。辖沁县、沁源、安泽、黎城、襄垣、武乡、和顺、榆社、辽县、昔阳、祁县、太谷、榆次等13县。
第四区政治主任武灵初（后为张隽轩，均为进步分子），驻岚县。辖岚县、方山、中阳、离石、临县、兴县、孝义、介休、平遥、阳曲、汾阳、太原、徐沟、交城、清源、文水等16县。
第五区政治主任续汝楫（旧派，后为共产党员戎子和），驻长治。辖长治、长子、屯留、壶关、潞城、平顺、晋城、阳城、高平、陵川、沁水、浮山等12县。
第六区政治主任张文昂（共产党员），先驻赵城，后迁汾西县。辖赵城、洪洞、汾西、霍县、灵石、石楼、永和、隰县、大宁、蒲县、吉县、乡宁、临汾、襄陵、汾城等15县。
第七区政治主任关民权（旧派），驻安邑。辖安邑、平陆、垣曲、绛县、曲沃、翼城、闻喜、夏县、解县、虞乡、芮城、永济、新绛、稷山、河津、猗氏、万泉、荣河、临晋等19县。
这些政治主任公署的主任，可代行省政府职权，委派县长。这是阎锡山在日军大军压境的特殊形势下，所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
太原失陷后，山西大部为日军所占，阎锡山在晋中区增设敌区工作团，委陈兴邦、薛文教为正副主任，驻阳曲县。晋西南增设临时行政区，委尚因培为政治主任，驻乡宁县。将附近各行政区所辖县份划归该团、区领导，各辖11县。
1938年2月，阎锡山将各行政公署改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政治主任改为督察专员。同时，调整行政区域：从第三区划出祁县、太谷、榆次，从第四区划出阳曲、太原、徐沟、清源、交城、文水等共9县，设置第八区，由陈兴邦任专员，驻古交。从第六区划分出吉县、乡宁，从第七区划出新绛、稷山、河津、万泉、荣河、临晋等共9县，设置第九区，由尚因培任专员，驻乡宁。
阎锡山这一行政机构改革意在通过这些专员公署巩固其县以下基层政权。但万没想到这一改革，客观上为*掌握山西地方政权，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全省9个公署专员中就有4个（即宋劭文、薄一波、戎子和、张文昂）为*党员，105个县中，有62个县的县长是由共产党员担任的，还有约20个县的县长是由进步分子担任。这样，共产党等于控制了一半以上的政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非常时”“非常策”（12）
散论“民族革命战争”
阎锡山作为地方实力派，不仅掌握军政大权，割据一方，而且“有自己的一套可以自成体系的理论”。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保卫山西，阎锡山于1937年8月16日，在绥署省府扩大纪念周的讲话中，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他说：“我们此次对日抗战，不是国与国的战争，也不是民族与民族的战争，而是民族革命的战争。……是为求我们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存在。” 时隔两日，他又说：“在此生死存亡关头，惟有发动民族革命战争，举我全力作最后之一拼！”
阎锡山这一口号，尽管较为抽象，是“一种模糊的要求与愿望”，但是，它表明阎锡山已认识到抗日战争，不仅仅是山西的问题，而是全民族范围的问题。正如张闻天当时所说：“拿‘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代替‘守土抗战’的口号，是表示阎先生的政治思想又前进了一步。这种进步是值得赞扬的。”
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尤其是八路军游击战争的影响，阎锡山逐渐发展了“民族革命战争”的观点，并成为其抗战时期的主要思想之一。
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阎锡山认为日本经过70年的维新运动，是个强国，而中国“则因已过百年来当国者的遗误*”，自然是个弱国。“日本军阀，对华用兵，其目的在用武力压迫我们，要屈服我们，统制我们，使我们亡了国。” 而中国的对日抗战，是为了抵抗侵略，求得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存在，因而，中国的抗战属于民族革命战争。
关于抗日战争的途径，阎锡山认为“政治上要动员全体民众，予以严密的组织和训练，使男女老幼，无分前方后方，一致参加抗战工作，摧毁敌伪政权”，他将此称为：“全面全民的抗战”。这里不仅提出无分“男女老幼”、“前方后方”，而且提出要动员全体民众。
关于抗战军事方针，阎锡山提出要实行“民族革命战法”。他认为：“我们此次对日抗战，是以弱对强。要以弱胜强，非根据中国的兵法创造民族革命战法不可。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就叫做民族革命战法，这战法是以弱胜强的新战法，是有胜利把握的，是能救国的。”
阎锡山所谓的运动战，是指应用“战略上的守势，战术上的攻势，以比较大的部队，绝对优势的兵力，对比我少的敌人，……选择纵的或外线的战线，采［取］以攻为守的战法，……运用优势兵力，集中力量，截击敌人，予以重大打击或歼灭之。”
阎锡山所谓的游击战，是指“避开战略上的劣势，运用战术上的优势，或出其不意的行动，以比较小的部队，对比我多的敌人，……选择各种战术上有利地形，对敌人脆弱及有关重要的地点，以纯攻击、绝对主动的战法，……以达伏击、截击、袭击、毁灭敌人的目的。”
阎锡山认为：这两种战法必须配合起来，才能称之为民族革命战法。他说“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起来，以战略上说：运动战为游击战的核心，游击战为运动战的外围，运动战是集合找敌人行动的弱点及过失打，游击战是分散找敌人的不意打。以战术上说：是拿上游击战隐蔽空间企图之目的，拿上运动战达成空间企图之目的。……集结就是运动战，分散就是游击战。二者相辅而行，相互变化，不可强自分开，运用之妙，全在于人。”因此，他把民族革命战法称之为“抗战唯一的适用战法”。。 最好的txt下载网
二、“非常时”“非常策”（13）
太原失陷以后，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一步展开。至1938年4月，八路军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西北、晋冀豫、晋西南四大战略区域，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八路军不仅在山西站稳了脚跟，而且以山西为战略支点，向华北广大地区实施战略展开。而阎锡山则被日军所逼，从临汾退据晋西。日军尾随进攻吉县，阎又西逃陕西秋林。正是这种相反发展的结局使阎锡山认识到，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必须建立游击根据地。他说：“在全面的作战中，敌我交错，必须在多数的地方，建立多数的根据地，以作我们持久抗战的策源地，才是真正的民族革命全面抗战的形势。因此建立并巩固无数的游击根据地，是我们争取抗战胜利的基础条件。”
鉴此，阎锡山提出要军政民化合成一体，在3个月内，在全省普遍的建立游击根据地，组织民众，进行经济建设，空室清野，破坏交通，切实做到能够“遮住敌人的眼，塞住敌人的耳，封住敌人的嘴，捆住敌人的腿，” 方能达到消灭敌人的目的。
阎锡山所谓的遮住敌人的眼，就是迷惑敌人，使其看不到真实的情况；所谓塞住敌人的耳，即封锁消息，使敌得不到确切的信息；所谓封住敌人的嘴，即实行空室清野，再截击敌兵站，切断其补给运输，围困敌人；所谓捆住敌人的腿，即破坏交通，使敌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阎锡山的这些看法，从军事学上是有些道理的，但他并没有去真正实行。特别是“十二月事变”后，他的军队基本上是偏安一地，保存实力的。
另外，阎锡山还提出了所谓的“由抗战到复兴”的“民族革命路线”。他认为：民族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一切压迫，完成独立自主的国家，其任务有二：其一，抵抗目前敌人武力的压迫，以求国家之存在；其二，走上复兴国家之途径，以图民族之复兴。他说：“抵抗目前敌人武力之压迫，须走上民族革命战争之途径，……利用我地大人众之优点，乘敌人武力尚不足以统制我全面积的空隙，以*的战争方式，发动我全民众走上民族革命战争的途径，以打破敌人用政治力量统治地方的能力。……走上复兴国家之途径，须建立民族革命政治之基础……不外加强统制，高速度地发展生产，以加大物力；在统一意志下，广大的组织民众，以集中人力。”
阎锡山进一步分析了抗战与复兴的关系。他说：“必须经过抗战，才能到了复兴。不抗战当下就要亡国；若只讲抗战而不讲复兴，那是不彻底的移疽办法，不过将目前亡国之祸，移后几年，将来还是要亡国。所以我们今日要在抗战中进行复兴的工作，由抗战的胜利，奠定复兴的基础”。因此，“只有坚决抗战，才能图存，只有持久抗战，才能胜利。只有由抗战到复兴才能完成民族革命的伟大使命。”
阎锡山在论述抗战与复兴的关系时，虽然反复强调“在民族革命战争中，一切应以抗战为母理， 但是，他所谓的“复兴”到底是复兴什么，这里则没有明确的阐述。从阎的整个思想体系看，复兴无非是要复兴山西的经济、山西的政治。在当时条件下，复兴经济是很困难的，复兴政治就不能不使人联想到要复兴他对山西的统治。所以说，阎锡山的“民族革命战争”论，作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既有要求抗战的一面，又有维护其统治的一面。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二、“非常时”“非常策”（14）
开办“民族革命大学”
阎锡山在部署保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