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种树，他规定除“荒山，荒地，面积稍大者，”“择宜造林外”，其余“家宅田园之隙地”，“河流道旁之旷土”，凡“可容树株者”，均令各县知事通令栽植，做到人树一木。“乡下会栽种树的人很多，凡不会栽种的，要问问会栽种的；凡会栽种的，务必说与不会栽种的不要就和以前的样子，有些本事便不肯告人。”
关于种棉，则采取奖励的办法。他说，“有人说山西韩侯岭以北，棉花多涨不开。其实都是种的不得法，种过一年，见棉桃不能涨开，便不种了。要知道年年采取早熟的种子，就一块地里种植，人民也渐次的惯了，土地也渐次的熟了，究有涨不开的道理呢？”因此推广之初的1917年，先以“三千块大洋登报悬赏，教人民种棉，秋天将各县所开的棉桃，送到省城，开会陈列”。 翌年，再拿三千元奖励，进一步推而广之。同时制定试验规则，开设试验场，培育早熟种子和改良品种。
关于造林，其一，他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及每人必须种植树木的株数；其二，成立六个专门性机构——林区，专事育苗及调查造林适宜地段事宜，进行造林指导；其三，在各县成立林业促进会，以督促推动各县造林之事。
关于牧畜，他规定在省北不宜种棉之地，开办牧畜，以弥补农民收入之不足。牧畜首推之畜种为羊，而养羊又以养收入较高之外国羊为好。1918年，他着人专“从澳洲购回美利奴种羊600头”，同时在省城“设立模范牧场一处，并晋南北各设分场一处”， 分别饲养，从而培育优种羊，进行繁殖，进而向各县推广。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4）
此外，剪发，属于破除旧习，阎主张以劝导禁绝为主，“必期逐渐剪除净尽而后已”。而男子吸食毒品，女子缠足，则为“治生大害”，“务在必除”。尤其是男子吸食毒品，更为必祛之“痼疾”，故列为所除三弊之首。禁绝毒品，包括“禁止种植、贩卖、吸食鸦片”等。其方法、步骤，阎锡山于1918年1月15日给北京政府的“呈文”中称：
窃查中英禁烟条约内载：“民国五年九月至十一月为全国种烟禁绝期，六年三月至六月为全国吸烟完全禁绝期”。山西禁烟一节，早经呈报肃清，运烟、吸烟，亦各依据条约期限，次第禁绝在案。惟以向系产烟最旺省份，吸食之户，比较他省尤多，六年六月吸烟禁绝以后，官厅赓续查禁，不遗余力。而前此烟民，因戒后犯病断而复吸，或吞服代用药品者所在多有；又兼以山西北界内蒙，西邻秦地，近数年来盗匪骚动，出没无常，黠民乘机窃种，奸商无赖，藐法输运，希图渔利；贩运一日未绝，则吸食一日难净。近复以烟价奇昂，由外阜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实繁有徒，非假借洋商名义，即冒充入口货物，稽查既难，破获非易，纵即发觉，因罪行甚轻，不足蔽辜，侥幸之心，未能消除。查吗啡之毒：施打，则残毁肢体；吞服，则腐烂肠胃；其害更烈于鸦片。……山西自有外来鸦片及吗啡之消耗，现金输出，每年约在一千万元以上。民国改建以来，社会经济，入不敷出，各县纸币，到处充斥，不有根本上之救济，流弊必及于省城。各县因无现款，纯用纸币交纳省库，名为收入，其实废纸。……综上各情，不得不通盘筹划，另图禁烟方法，以扫除余毒，并为金融上根本之救济。锡山与各厅道等，再四磋商，拟将前此烟民，因戒犯病者，由省派员，会同县知事，督率村长副，一律按户调查，非烟民者，令其五家出具互保切结，无互保者，以烟民论，分配药丸，限期治疗，期满后，再经发觉，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从重处办；于治疗期间内，发觉吸食毒品、施打吗啡、及吞服含有吗啡之药丸者，仍依法分别治罪。至于禁运一节，迭据平阳镇守使，河东道尹，暨荣河、兴县知县，离石驻防连长，及本署密探报告：“陕西匪徒，本年大种鸦片，拟运入山西售卖”，嗣后如遇大宗贩运鸦片、或贩运吗啡、及含有吗啡之药丸者，拟援照滇省禁种烟苗所定军法从事办法，尽法惩治，以绝来源。其小卖者，情节较轻，仍分别依刑律及吗啡治罪法处办 。
“六政三事”之推行，从1917年10月1日“六政考核处”成立算起，到1923年春“六政考核处”裁撤（归并到“村政处”及其他机关）为止，前后历时将近六年。实际效果如何？据“山西政治述要”称，“六政则剪发最好，天足、水利、种树、蚕桑次之，禁烟又次之；三事则种棉最好，造林次之，牧畜又次之。”其具体成效如下：
水利方面：
共开渠 504道 灌田 1995528亩
共凿井 17862眼 灌田 77444亩
共筑蓄水池 8个 灌田 数百亩
种树方面：
共实栽树 51521985株
实际成活 29455834株
蚕桑方面（包括农桑局与民间）：
共植实生桑 121291777株
湖 桑 1328772株
共养蚕 7866219553头
共结茧 7938651斤
共缫丝 479808卷 。 想看书来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5）
（以上均为1921年数字）
种棉方面：
1918年 冀宁雁门两道提倡种棉地种棉 亩
河东道原种棉地种棉 5299顷亩
全省棉地合计 5299顷亩
1919年 冀宁雁门两道提倡种棉地种棉 148顷亩
河东道原种棉地 种棉 5550顷亩
全省棉地合计 5699顷亩
1920年 冀宁雁门两道提倡种棉地种棉 691顷亩
河东道原种棉地 种棉 8527顷亩
全省棉地合计 9219顷亩
1921年 冀宁雁门两道提倡种棉地种棉 853顷亩
河东道原种棉地 种棉 7908顷亩
全省棉地合计 8761顷亩
棉花产量合计 1918年 17703753斤
1919年 斤
1920年 斤
1921年 斤
造林方面：
甲、林区育苗（1919－1921年）
播植总面积 亩
育成总株树 53861983株
乙、林区造林（1920、1921两年）
造林面积合计 41157亩
造林株数合计 10462614株
丙、各县育亩（1919－1921年）
县苗圃总面积 4969亩
育成总株数 53357310株
丁、各县造林（1920、1921两年）
造林面积合计 202967亩
造林株数合计 31679028株
牧畜方面（据模范牧畜场之统计）：
共培育 种 羊 1692只
改良羊 1294只
合 计 2986只
戒烟方面：
共破获烟案 1918年 4609起
1919年 9897起
1920年 18839起
1921年 17629起
合 计 50974起
戒烟局戒除烟瘾人数 1918年 36469人
1919年 10449人
1920年 12722人
1921年 11160人
合 计 70800人
戒烟会戒除烟瘾人数 1920年 18000人
1921年 37420人
合 计 55420人
天足方面：
1921年，山西105县中有87县10岁以下的女子“已全数天 足”，有101县16岁以上的缠足女子“已全数解放”，15岁以下 缠足女子“各县解放者亦占多数”；1922年，全省*缠足已属 少数。
剪发方面：
1918年底，全省各县已完全剪尽。
依上所述，阎锡山推行“六政三事”，虽不乏成效——女子缠足“已属少数”；男子蓄发“已完全剪尽”；水浇地增加120余万亩；种树5000多万余株（其中成活2945万余株）；植桑（包括实生桑和湖桑）1亿余株；种棉面积由1918年的5299余顷增加到1921年的8761余顷，棉产量由1918年的1770万余斤增加到1921年的3761万余斤；造林（包括林区及各县）1920、1921两年共4000余万株；破获烟案5万余起，戒除毒瘾12万余人等（不排除虚报、谎报，掺杂水分者）。收到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然其立意、办法和效果，也有非议之处，要者如下：
其一，不管是“六政”，还是“三事”，都非社会改造、社会治理治本之策，中国积贫积弱之弊在社会制度本身，非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不能奏效。对此阎锡山本人亦不能不承认，他在“对晋北各县官绅讲六政三事”时，明确指出：“我心中所注重的六政三事，共是九件，但是要办的，皆是治标的办法，尚非根本上的解决。”
三、发展经济文化 推行“六政三事”（6）
既“皆是治标的方法”，故而不具备切实推行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仅以禁烟为例，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鸦片烟的危害性尚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识，又被*政府视为经济利源，故而屡禁不止。阎锡山虽树起禁烟大旗，也曾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惩戒法规，并“委派各员，分往各县”，“每至一县，必先分别人民之身份为之先后；初查其最有势力者，再查其次有势力者，再查普通商民，再查穷苦小民；层递为之”， 不使遗漏。然而由于山西仅为全国一隅，无立法之公权，无商贸之铁关，其结果只能是此消彼长，省内禁种，省外贩运；前脚戒烟，后脚复吸；禁了鸦片，又来吗啡；官吏贪赃枉法，烟民屡教不改。如此戒烟，烟民非但没有减少，反而越戒越多——据官方统计，1922年勒令戒烟的人数竟比1917——1921年四年戒烟的总人数还多。一场禁烟运动，一时轰轰烈烈，过后，吸者照吸不误，贩者依旧大渔其利，不仅民间吸食者大有人在，就是政界军界也不乏其人，阎锡山虽然自己布衣素食，嗜好全无，以身垂范，亦无济于事。
其二，由于宣传不当，与理解之差异，其政“多不见谅于人民”。对此阎锡山亦有所认识，他在1918年8月对实察员讲话时，曾明确指出：“前者委员出省，余均嘱令到乡，集合人民，宣布政治宗旨。因言之不当，致人民诸多误会，政治进行，亦受多大之障碍。譬如与人民说政治宗旨在富强，因之人民误以为富国，就是问人民要钱；强国就是教人民当兵。近据区长报告：调查户口，人民则以为将征人口税，因而隐匿；调查商号资本金，人民则曰将课资本税，因而隐匿；劝民栽树，则以为按树起钱，遂多不肯栽树；劝民种棉花，人民则疑为将按亩抽款，遂亦不种。”
其三，不顾主客观条件，搞整齐划一。以种棉为例，“阎锡山虽制定了试验规则，开设了试验场，说要改良品种，还设立了种棉基金，但缺乏符合实际的措施和规划。有些县份种植面积扩大，产量有所提高，主要是因为棉花价格上涨造成的。由于没有全面规划和统筹安排，造成粮棉种植失调，给山西人民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例如：晋南一带，棉田扩大，粮田减少，致使人缺粮吃，牲畜缺草料，农民只得到很远的外地去购粮食、买耕畜，直接妨碍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晋北一带，则不顾无霜期短的气候条件，盲目推行种棉，致使棉桃开得很少或不开，棉花收获很少，广大农民既费了力，又蒙受巨大经济损失。”
其四，“山西今日政治上所欠缺者维何？其各种章程未完备乎？抑奉行尚有未尽善者乎？吾以为皆非也。各种章程非不完备，惟无实力奉行之人，则章程亦几等于虚设。” 阎锡山自己一语中的，道破了其政推行不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无实力奉行之人”。官场*是中国社会从封建时代延续下来的一大通病，昏君无视，明君无奈。阎锡山虽注重吏治，无奈积习难移。“六政三事”作为阎锡山之新政，需要“实力奉行之人”，以旧之官吏推行之，其弊自生。禁烟，系阎锡山所办诸政中最下力气之一政，然各级官吏却贪赃枉法，反将其作为勒索受贿的生财之道，禁烟的不彻底与此有着极大的关系。对此阎锡山曾失望地说：“又如禁烟，所定的章程，总算已经完备，因为商民要往陕西贸易，才定下一种过河护照。其实不能因禁烟而并禁止商民不过河。不意沿河之县知事，竟有出卖护照借以弄钱的地方。当日原恐稽查队靠不住，才靠知事办理；以为知事具系上等社会人，绝不至于有错；今上等社会人乃竟如此作弊，下等人亦就不问可知。诸君细思：病在那里，岂章程尚未完备耶？实因上等社会的人心业经倒了，纵有完备章程，亦同虚设。”
此外，所谓“六政三事”的划分，本身就有不够合理的地方。“六政”中，从利弊言之，既有水利、蚕桑、种树等需兴之三利；又有禁烟、天足、剪发等必除之三弊。依类别而划，前者属于农业经济，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