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晋之后，侨民代表五人来见余，据称：“苏俄强迫农民将所产之食粮归公，因农民不从，杀人无数。后来俄国警察也消极怠工，苏俄即招雇中国人近十万，并给其中一人以将军衔，着负责指挥，抢收粮食。后因受雇之中国人亦不忍为，遂将中国人驱逐，我们乃山西俄民被驱逐之末一批。”余听此报告之后，甚为惊骇！余以为因资本主义之剥削，演出共产主义，是两极端之错误。就世界人类说，应产生一个“适中的制度”，遂于民国十年六月二十一日，先召集二十四人，在太原军署进山“邃密深沉之馆”开会讨论，后参加者增至五百余人，每星期开会二次，每次二小时，共讨论二年零四月，会议记录达二百余万字，因保存失慎，将所留者编为“进山会议录”，以备忘耳。
历时两年有余的“进山会议”开各省督军从理论上反对共产主义之先河。当时的督军们虽然声嘶力竭地反对“过激主义”，但其大多数人却不知“过激主义”为何物。像阎锡山这样早的能够提出一套“公平制度”大纲，主动地从“理论”上去反对共产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督军中是很少有的。这足以证明阎锡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之心、警戒之心。
“进山会议”所得之结论，诸如“公平制度”、“资公有”、“产私有”等，形成了阎锡山整个理论体系的“雏形”，后来他进一步提出的一整套抵制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作法——“按劳分配”、“物产证券”、“土地村公有”等。就此而论，可以说“进山会议”为阎锡山探索所谓介乎于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适中制度”，以及后来形成的所谓“大同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进山会议”所提出的“资由公给”、“田由公授”、“公平制度”与阎锡山的其他理论一样，多系空洞的说教，可以说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对于此点阎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阎锡山在1927年8月16日于自省堂对党政军各界讲“三*义之真义”时，如是说：“社会上任人有资产之病小，任人以资产生息之病大。自己有资产而骄奢淫逸，是自杀；以资产生息而夺人之生活，是杀人。然则吾人欲求彻底之民生，就理论言，自非实行资产归公不可。此余所以民国九年在进山会议，特主张彻底排除民生障碍，非田由公授，资由公给不可也。然事实与理论不同，理论原可彻底，事实强欲彻底，每遭失败。如修铁路，当然以水平直线为最佳，以持此理论，无人能有所訾议也。但事实上全球无之。只能求其坡度弯度之较小耳。”“吾人改革社会，只当促人醒悟，不应以袭击报复之方法施之。且资产生息人群之欲也。人群欲基于人欲，无法舍人欲而生人，而人群欲必不能免，此故需吾人为之调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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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1）
孙中山发动的旨在维护“临时约法”的护法战争，因南北的妥协言和，而偃旗息鼓。在北洋系中，先是“主战”的段祺瑞号召“武力统一”，结果川湘战事失利，然后是冯系曹锟主和，逼段辞职。1917年11月15日，段祺瑞辞去国务总理职务，自此冯、段失和，形成直皖分裂。
晋军入湘作战失败后，面对纷繁动荡的政治局势，阎锡山从“大将南征胆气豪，交枪没有打收条” 的沉痛代价中认识到，就山西现有实力，远远不足以外出争雄，当务之急是退出纷争，休养生息，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于是，他休兵罢争，打出了“保境安民”的旗号。
按时间推算，阎锡山倡导“保境安民”当在晋军入湘作战以后。但正式见诸文字，却到了1918年初。是年2月21日，晋南镇守使张培梅，因“邻省兵匪不分，为患堪虞”，电阎“拟恳增请部队，隔河布防，断绝交通，以防侵扰”时，阎锡山回电指出：“现在大局纷扰，我省自卫政策，在‘保境安民’四字，然必须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用，代我御侮，而后民始可安，非漫无区划，公用闭关政策可以自卫也。凡事当计其远者大者，毋仅顾目前”。 首次表明“保境安民”的态度。此后，阎锡山多次在相关的电文中重申了上述立场。
1919年5月26日，在复段祺瑞宥电时称，“外交棘手，时事益艰，老成谋国，统筹全局，熟权利害，硕划尽筹，敬佩无已。晋省地方现尚安谧，自当力保治安，共维大局”。
1920年6月，直、皖两系之争日趋激烈，终于酿成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混战——直皖战争。在此期间，阎锡山与宁夏马福祥、济南田中玉、保定曹锟，以及徐世昌、靳云鹏等电报往还，屡申“晋军不出省一步，客军不许通过”的保境安民之宗旨。
是年6月24日，在复北京田应璜电中指呈，“但凡事以利合者，利尽则离，利反则冲。小言之：秦失其鹿，逐则两方所必争，将为反目之导火线。大言之：副座一争，一不争，不争者亦非不争，将更有所争，其利害更相反，恐终不免有大变化也。”
7月13日，以“减少兵祸保全生机”事，电大总统徐世昌。电报云：“迥思频年以来，南北失和，生灵涂炭，兵多饷少，火将*，凡百现象，久抱悲观”。“祸起无端，变生不测，同舟皆敌，无人不危。俄国过激之党起于行武，墨国党争之祸，即在目前。瞻顾前途不寒而栗，伏思我大总统身系兆民之重，心怀万类之仁，宁人息事必有良谟。目下旱象已成，危机四伏，但能减少一分兵祸，即可为人民保全一分生机，国家幸甚，人民幸甚。”
7月17日，复田中玉筱电，表示，“敝省向以保卫地方，息事宁人为主旨。对于此次战事，惟以能有和平调停之机会为希望。”
7月18日，复曹锟巧电，表示，“兄以为国兴师，弟以为民保境，相差甚远，对之殊生愧色。兹承来电称许，益证同心，惟外间谣言纷起，不值识者一笑。此间兵队决不出晋省一步，其他客军亦决不许通过，严守此旨。”
阎锡山的“保境安民”，大体包含有以下几层意思：
其一、与邻省结盟，使不为我患，进而为我所用。这一点在前述给张培梅的电文中“保境安民”“必须与邻省联络，使能不为我患，或竟邻疆乐与合作，进而为我所用，代我御侮”一语即已表明。“保境安民”其意只在确保我境安全。为确保我境安全，决不能开罪邻省。若与邻省不睦，我境则难以保。反之若睦邻友好，则不仅不为我患，而且能为我用。 。 想看书来
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2）
陕西与晋省毗邻，阎锡山与陕即实行睦邻政策。“自民国七年九月初，徐世昌（七年九月四日）当选总统，陕西陈树藩为靖国军所困，益复不能自支，告急文书一日数至，段氏三令五申强聒不舍，先生不得不略微敷衍，乃委派晋南镇守使张培梅为指挥官，编两支队，于七年（1918）十一月十五日渡河。然事出无奈，情非得已。故一方故向北京政府声明兵力单薄，只可担任韩城、合阳，兼顾河防。一方又面谕王支队长嗣昌对于民军方面，总以用和平手段为宜。”故晋军“自来陕后，始终未与靖国军开衅”。 至翌年，各方起而调停陕事，监视停战，双方遵约实行，晋军即行返回晋境。
直隶与陕西一样，也同晋省毗邻。直皖战争时，曹、吴曾请阎锡山出兵响应，阎以“保境安民”，晋军不出晋省一步为由，婉言予以拒绝。直军战胜后，阎锡山不愿开罪近邻直系，便设法与其修好。是年12月，阎有一函致吴佩孚，电称：“久钦伟略，正切驰系，辱奉惠函，弥增神往。藉念勋名彪炳，福祉骈蕃，慰如所颂。弟以辁材，谬膺疆寄，山右僻陋，知识闭塞，勉尽保境安民之责，时有风雨飘摇之虞。所幸直晋密迩，唇齿相依，叩附同舟，实深托庇。后值旌旗驻洛，德邻相望，大河南北，受赐益多。前者政局不靖，海内骚动，我兄率师澄清，勋业灿然。挽救狂澜，众意所属。忝在胞泽，早已倾心。乃荷先施，许为知交，感佩厚意，岂有涯矣。兰谱附呈，即乞哂纳。交谊伊始，来日方长，仍盼时赐南针，以匡不逮。” 为示睦邻修好，在致函解释前此不出兵之缘由，吹捧吴佩孚的同时，还与吴互换兰谱，行了结拜之礼。
其二、“此间兵队不出晋省一步”，坚守地盘。入湘作战的败绩，使阎锡山清楚地认识到自身实力之不足。此后较长一个时期内，基本上固守“兵队不出晋省一步”的作法，坚守着山西的原有地盘。
1920年7月直皖战争时，对直皖双方均抱不得罪之立场，明确声称“严守中立”，宣布奉行所谓“三不二要主义”——“三不”：“一不入党派；二不问外省事；三不为个*利用兵”。“二要”：“一服从政府命令；二保卫地方治安”。 任曹锟、吴佩孚等如何拉拢均不为所动。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仍守“中立”。是年四五月间，直奉矛盾加剧，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其时，阎锡山一面嘱部下“此次直奉战争，吾晋仍坚守中立，谅不至受战争之影响。惟地界两大，又为作战上最关紧要之地，不能不思患预防，以为贯彻中立之准备。”“此次战争，按我省舆论，及咱数年来政治上之经营，非中立贯彻到底，无论帮谁，最后终是吃亏。况以多数之生命，无数之财产，以助无名之战争，岂只兵不为我用，民不为我容而已哉”。一面电总统徐世昌，以“晋省严守中立，仰体钧座和平盛意，始终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于军事动作，本无布置之必要。惟地与作战区域为邻，无论胜负所在，而散兵溃卒有窜扰地方之虞。兼之陕军多数出关，土匪蜂起，与晋一水之隔，不得不为预防。晋省军队本属无多，南北辽阔近两千里。北接蒙边，西邻陕境，河防为地尤长，平时兵力已有不敷分配之势，际此多事之时，兵单防虚，尤属可虑”为由，要求临时增募兵员“两三千人，暂备调遣镇慑之用”。 待直奉战起，虽添增了六营新兵，但“中立”仍自守之。 。。
二、宣称“保境安民” 首倡“保境安民”（3）
其三、“客军不许过境”，对来犯者，强力以迎。晋军“不出晋省一步”，同时也礼拒客军入境。这是阎锡山多次申明的立场。对敢于犯境者，则以武力迎之。1917年的郭坚滋扰和1925年的樊钟秀来攻，就是如此。
郭坚，字方刚，陕西蒲城县人。1916年，郭坚任西安市警备司令时，曾被陕西军阀陈树藩利用，驱逐陆建章出陕。后陈得陕西督军一职，见郭实力强大，恐有碍于己，遂鼓动郭向山西发展。1917年5月间，郭坚率所部三个团，约2000余人，由山西临晋之吴王渡和荣和之庙前渡，偷渡黄河。然后分两路向新绛、运城推进。郭坚犯晋的消息，早有陈树藩预为告知。“当时山西军队以临晋晋南镇守使驻地为重点，驻一个混成团，运城有盐务缉私营两营，并有巡防营改编的警备队；另在河防分驻步兵一个营，系由省城谢濂的步兵第四团派去，其余山西部队都集中省城。” 阎得悉郭坚之动作后，随即委张培梅为总指挥，商震为副指挥，组织防堵。在河津、荣河、临晋一带，晋军与郭坚所部展开激战。守临晋城之谢濂步兵第四团杨爱源营，依城应战，毙伤郭军主力500余人，使郭军元气大伤。郭军撤至西北之土堡子，殊死抵抗，双方继续交战数日。前后经过一月余之作战，郭军不支，不得不退回陕西。战事方罢。
1925年的山西，形格势禁，可谓处在国民军的夹缝中——国民军第一军冯玉祥部驻于北京，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驻于豫、陕两省，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驻于直隶省南部。几支部队对山西形成包围之势。山西的辛亥*、“忻代宁公团”创始人、时任国民军总参议的续桐溪因与阎政见不合，此时暗中与樊钟秀联络，准备秘密攻打山西。
“樊部原驻扎河北顺德以西至太行山一带。械弹两缺，军饷无着，受反阎派续桐溪的怂恿，带队入晋。最初据说樊以力量薄弱，不敢冒进。续对樊说：‘山西军队之软弱，我知之甚稔，可谓静如处女，动亦如处女，一闻枪声，便会逃跑。……拿你南征北战的经验，带队入晋，我保证你势如破竹，胜利在握。’又说：‘祁、太、平之富，也是你想象不到的。民元阎锡山派人去借军饷，祁县渠家拆了一堵墙，就取出白银五十万两。你如入晋，还愁军饷无着么？’樊受此诱惑，乃决定入晋。” 与此同时，国民军第二军胡景翼部亦想向晋、鲁发展，扩充地盘。樊、胡双方既各有所谋，又不谋而合。于是，由续桐溪主持，在胡景翼防区郑州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