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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为了美，为了满足她们的自炫心理；
二、为了阔，利用你的视觉告诉你她穿的是九十六元一双的玻璃丝袜；
三、为了优越感，告诉你她的脂肪含量比你们男士多，热情的人是不怕冷的。
可是我穿长袍在光天化日大太阳之下，理由却与她们迥然不同。盖穿长袍是一门失传的学问，降至洋服充斥的今日，凡是再穿长袍的人都有他一个深远的理论背景，我把这种理论背景归而纳之，分为五派，一统其名曰“长袍心理学”。
第一是“中学为体派”。此派可以钱穆为代表。钱先生承张文襄公之余绪，大倡东方精神文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在行动方面，也表现出“中衣为体，西鞋为用”的精神一当然去美国时穿西装是例外，入境问俗，中国之进入夷狄者则夷狄之，何况圣之时者的钱先生乎？我个人在长袍一点上，足为国粹派争光。身外之物虽系小事，然“其意岂在一发哉？盖不忍中国之衣冠，沦于夷狄耳！”故我对它始终乐之不疲一往情深，时时玩索不已，心体力行不止，持久性足可追随钱夫子而臻于“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境界。何况长袍还是我们东方物质文明最辉煌的表现，也是我们反抗文化侵略的一件有力武器，它那变形虫的特性给了我们无限的安全感，黄袍加身日。我思古人时，洋鬼子的物质文明又何有于我哉？
第二是“男权至上派”。此派可以某些女人痛恨者为代表。想当年清人刚入关，金之俊建议十从十不从，第一条就是男从女不从，所以当时男人穿清朝旗袍，女人穿明朝服装；到了民国后，男人又流行穿西装了，女人才流行穿旗袍。换言之，女人总是晚咱们男人一着，总是跟在时代后面穷赶，思念起来，好不开心！想不到好景不长，没过几年，女人们也穿起洋婆子的衣裳来了，但是她们并不喜新厌旧地放弃旗袍，反倒变本加厉，把旗袍开权到苏酋黄的世界，而此世界之有碍观瞻与体统，不必多言一望便知。可是你又不能厚非小娘子们．因为她们这么做是有古书为之支援的，《诗经》上不是说过吗？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
有诗云可证，挟经典以重，老学究们还敢再多嘴吗？《礼记》中虽有“作……异服……以疑众，杀！”的王制，但是女人大可爱了，安能遽以一权之高低挥泪杀之？何况普天之下率上之滨。双面夏娃多如牛毛兔子毛，又安能尽得而诛之？故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杀乎哉？不杀也！但是，既然不能杀之而后快，某些卫道之士自然不服气不甘心，但又恨无新服装可跟她们比赛。失望之余，只好折回头来，重新从箱底取出长衫儿，晒一晒，也穿起来了，心里还想：同是旗人之袍，娘儿们穿得，我穿不得？他妈的，穿！堂堂大丈夫奇男子，岂可让这些造了反的女人专美于前吗？于是“男权至上派”遂在“冲冠一怒为红颜”的公愤下成立了。
第三是“招蜂引蝶派”。此派可以某些大包头型的海派学生为代表。这些暴发户的“太”字号们，到处横行，上穷碧落下黄泉，志在吸引异性的注意。但是女人是好奇的动物，不出奇安能使之好那？于是大包头们纷纷出动，或穿黑衬衫、或扎细领带、或用妇人手帕、或喷仕女香水……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肉麻之极，最后异想天开，居然动起他爷爷的长袍的脑筋来了。于是赶忙翻箱倒柜，但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只好找山东裁缝做了两件，又拿条花围巾，往黑脖子上一缠，俨然以北平大学生自况，真是沐猴而冠，望之不似人君，一看他那包心菜式的头发，咱们就够了！这些附庸风雅的无知之徒，其面目可憎、其黑心可诛、其长袍可送估衣店、其“招蜂引蝶派”可请少年犯罪组勒令解散之！
这四是“没有西装派”。此派正好与前一派相反，前一派因西装大多，尼龙、奥龙、达克龙……五颜六色，宽条窄条，穿得厌了，所以才穿长袍做同性而引异性；此派却因一条龙也没有；且西装之为物，日新月异，宽领窄领，三钮二扣，变化无穷，除非财力雄厚，否则休想跟上时代而当选服装最佳的男人。若穿长袍，就无这种麻烦了，大可隆中高卧，以不变应万变，任凭别人的料子龙来龙去，老憎反正是一龙也不龙，至多以聋报之。而且，清高的阴丹士林是从不褪色的，正如我们固有文化的万古常新，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长袍小物可以喻大，“去蛇反转变成龙”，袍之既久，自怜之态砉然消失，路过短衣窄袖的西装店，反倒望望然而去之，只见他把咽下去的口水朝玻璃窗上一吐，仰天长啸曰：“予岂好袍哉？予不得已也！”
第五是“十里洋场派”。此派别名“职业长袍派”。即穿长袍和他的职业有神秘的关联。例如说相声的，不穿长袍就失掉了耍贫嘴的模样；拉胡琴的，不穿长袍就锯不出摇头摆尾的调子；监察院长，不穿长袍就不能表现出他那“年高德劭”的雍容。此外东洋教授、西藏喇嘛、红衣主教、青帮打手……都得在必要时穿起形形色色的长袍以明其身价。尤其是上海帮的大经理大腹贾们，他们的脑之满与肠之肥，几乎非穿容量较大的长袍不足为功。盖身穿西装，除了使他们更像喜马拉雅山的狗熊外，硬领、马甲、臂箍、窄袖、腰带等等对他们无一不是恐怖的报酬。本来西装就没有长袍舒服，西装穿得愈标准你就愈受罪，除了仅有“头部的自由”外，其他你全身的锁骨肋骨肱骨桡骨尺骨膑骨胫骨腓骨乃至屁股，没有任何一骨是高兴的。而这些重量级的好商巨贾们，由于脖子上的白肉大多，连仅有的头部的自由也被他们自己剥削掉了。不堪回首之下，他们乃相率在单行道上选择了长袍，除了可减轻桎梏开怀朵颐外，更可从林语堂博士之劝告，用”世界上最合人性的衣服”，来包住他们那快挥发光了的人性！李子述长袍心理学竟，乃临稿纸而叹曰：
昔孔圣曾有“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袄矣”之叹，管仲有恩于道袍，千载史有定评。从曹孟德割须断袍之日起，长袍遂有式微之兆。曹操死后一千七百年，华夏衣冠竟不幸沦于夷狄，自右衽而变中衽，自长衣而易短装，流风所被，长袍竟被贬为国家常礼服，且在裁缝公会会长眼中，俨然吴鲁芹所谓之“小襟人物”矣！岂不哀哉痛苦哉！余深信长袍不该绝，深愿我血性之中国本位者，于胡服笔挺之际，从速响应何凡之呼吁，以李敖为楷模，以于右任（“余右衽”）为依归。诗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千载袍风，此其时矣！三原有老，可同袍矣！此时不同，还待何时？寄语读者，快看齐矣！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在台北“四席小屋”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三日改一年前旧作，十一月二十七日再改
十二 红玫瑰
那一年夏天到来的时候，玫园的花全开放了。
玫园的主人知道我对玫瑰有一种微妙的敏感，特地写信来，请我到他家里去看花。
三天以后的一个黄昏，我坐在玫园主人的客厅里，从窗口向外望着，望着那一棵棵盛开的蔷薇，默然不语。直到主人提醒我手中的清茶快要冷了的时候，我才转过头来，向主人做了一个很苦涩的笑容。
主人站起身来，拍掉衣上的烟灰，走到窗前，一面得意地点着头，一面自言自语：
“三十七朵，十六棵。”
然后转向我，用一种调侃的声调说：
“其中有一棵仍是你的，还能把它认出来么？”
躺在沙发里，我迟缓地点点头，深吸了一口烟，又把它馒慢吐出来，迷茫的烟雾牵我走进迷茫的领域，那领域不是旧梦，而是旧梦笼罩起来的愁城。
就是长在墙角旁边的那棵玫瑰，如今又结了一朵花——仍是孤零零的一朵，殷红的染色反映出它绚烂的容颜，它没有牡丹那种富贵的俗气；也没有幽兰那种王者的天香，它只是默默地开着，开着，隐逸地显露着它的美丽与孤单。
我还记得初次在花圃里看到它的情景。那是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子夜的寒露刚为它洗过柔细的枝条，嫩叶上的水珠对它似乎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娇小的蓓蕾紧紧蜷缩在一起，像是怯于开放，也怯于走向窈窕和成熟。
在奇卉争艳的花丛中，我选择了这棵还未长成的小生物，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回来，用一点水、一点肥料和一点摩门教徒的神秘祝福，种它在我窗前的草地里。五月的湿风吹上这南国的海岛，也吹开了这朵玫瑰的花瓣与生机，它畏缩地张开了它的身体，仿佛对陌生的人间做着不安的试探。
大概我认识她，也就在这个时候。
平心说来，她实在是个可爱的小女人，她的拉丁文的名字与玫瑰同一拼法，这并不是什么巧合，按照庄周梦蝶的玄理，谁敢说她不是玫瑰的化身？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罕有的轻盈与新鲜，从她晶莹闪烁的眼光中和那狡猾恶意的笑容里，我看不到她的魂灵深处，也不想看到她的魂灵深处，她身体上的有形的部分已经使我心满意足，使我不再酝酿更进一步的梦幻。
但是梦幻压迫我，它逼我飘到六合以外的幻境，在那里，走来了她的幽灵，于是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同看日出、看月华、看眨眼的繁星、看苍茫的云海；我们同听鸟语、听虫鸣、听晚风的呼啸、听阿瑞尔（Ariel）的歌声，我们在生死线外如醉如酲；在万花丛里长眠不醒，大千世界里再也没有别人，只有她和我；在她我眼中再也没有别人，只有玫瑰花。当里程碑像荒冢一般的林立，死亡的驿站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远远的尘土扬起，跑来了“启示录”中的灰色马，带我们驰向那广漠的无何有之乡，宇宙从此消失了我们的足迹，消失了她的美丽和她那如海一般的目光……
可是，梦幻毕竟是飞雾与轻烟，它把你从理想中带出来，又把你向现实里推进去。现实展示给我的是：需求与获得是一种数学上的反比，我并未要求她给我很多，但是她却给我更少。在短短的五月里，我和她之间本来没有什么接近，可是五月最后一天消逝的时候，我感到我们的相隔却更疏远了。恰似那水上的两片浮萍，聚会了，又飘开了，那可说是一个开始。也可说是一个结束。
红玫瑰盛开的时候，同时也播下了枯萎的信息，诗人从一朵花里看到一个天国，而我呢？却从一朵花里看到我梦境的昏暗与逗回。过早的凋零使我想起托姆普孙（FrancisThompson）的感慨，从旧札记里，我翻出早年改译的四行诗句：
最美的东西有着最快的结局，
它们即使凋谢，余香仍令人陶醉，
但是玫瑰的芬芳却是痛苦的，
对他来说，他却喜欢玫瑰。
不错，我最喜欢玫瑰，可是我却不愿再看到它，它引起我太多的联想，而这些联想对一个有着犬儒色彩的文人，却显然是多余的。
在玫园主人热心经营他的园地的开始，他收到我这棵早调了的小花，我虽一再说这是我送给他的礼品，他却笑着坚持要把它当作一裸“寄生物”。费了半小时的光阴，我们合力把它种在玫园的墙角下，主人拍掉手上的泥巴，一边用手擦着汗，一边宣布他的预言：
“佛经上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我们或许能在这棵小花身上看到几分哲理。明年，也许明年，它仍旧会开的。
烟雾已渐渐消失，我从往事的山路上转了回来，主人走到桌旁，替我接上一支烟，然后指着窗外说：
“看看你的寄生物吧！去年我就说它要开的，果然今年又开了。还是一朵，还是和你一样的孤单！”
望着窗前低垂的暮色，我站起身来，迟疑了很久，最后说：
“不错，开是开了，可是除了历史的意义，它还有什么别的意义呢？它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一朵，去年那一朵红玫瑰谢得太早了！”
（后记）
一九五○年六月九日，我正在新化附近服役，突然接到Rosa给我的信，定了题目——《红玫瑰》，叫我写一篇散文送她。六月十四日我写好寄出，后来才知道被她修改几个字，发表在《台大四十八年外文系同学通讯》里了。退伍后我又把它稍加修改，发表在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的台北《联合报》副刊。现在我又改几字，收在这本小书里。追想起来，这篇文章前后被她改了一次，我改了至少六次。
如今Rosa已去美国，已经形同隔世了。我怀想这个使我眷恋不已的小女人，愈发对这篇文章另眼看待。就文章论，它是我少有的一篇不说嘻皮笑脸话的作品，许多朋友读了，都觉得它有一种阴暗苍茫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