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这几句话还是掷地有声的。
我非常感谢，有这么多人花费了时间和精力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父亲的故事。如果你也是千百个写信人之一，而你的信我没能收录在这本书里，我要真诚地对你表示歉意。精彩的故事实在太多了，如果都收进来，这本书势必成为一部多卷集的巨著了。
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一位提供给我材料的人。他就是2005年去世的H？J？比亚尔克，住在明尼苏打州帕克？拉庇兹镇（在明尼阿波利斯北约200英里）的一位资深的精神分析学家。比亚尔克同他妻子养育了8个孩子，个个都非常崇敬他们的父亲。2001年，为了祝贺父亲75岁寿辰，孩子们共同编写了一本书。每人列举了75条为什么热爱老父的理由。
印第安纳州南本德市的芭芭拉？比舍夫，一位土木工程师，是比亚尔克孩子中的一个。她告诉我，这是他们父亲收到的一份最珍贵的礼物。后来我读了他们的这本书，知道芭芭拉说的话一点儿不错。从此以后，芭芭拉说：她就把这种贺礼向别的家庭推广，有的家庭在俗称情人节凑集了100条理由，有的家庭为庆祝金婚日凑集了50条，还有为祝贺生日，为纪念母亲节、父亲节形式稍有不同的贺词和表达爱心的语句。我真是想象不出比之种祝贺更有意义的礼物了。
我把这本书看作一曲声音宏亮的大合唱，歌声来自四面八方，歌手们同声歌唱对他们第一个真正认知的人深厚的感激之情。做父亲的对自己的孩子说了很多话，为他们做了很多事，可是孩子却并不完全了解父亲的苦心。多少年来，父亲们只是自己对自己说，或者会在脑子里想，“有一天你们会感谢我的”，就像他们的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现在你将读到许许多多儿子和女儿写的故事，对他们（这些写故事的人）的父亲来说，这一天终于来了。
我是爸爸的完美公主
丘比娃娃
父亲结束了他的生命旅程，但他永远活在孩子心中。
我父亲幼小的时候得过风湿病，心脏受到损害。以后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治疗心脏病。但是他从来没有被自己的病痛影响生活。他疼爱姐姐和我，把全部感情都放在我们两个女儿身上。这事我们知道得很清楚。
我10岁的时候，收到的圣诞节礼物是个小丘比娃娃，我喜欢极了。爸爸和我决定叫它布奇。爸爸是电工，上夜班。我上学以后就很少能见到他。我放学回家，他早已经上班去了，他下班我又上床睡觉了。我每天放学，常常发现布奇不知道待在哪儿正做一件我没有想到的事呢。有时候骑在楼梯扶手上滑滑梯，有时候在院子泥地上玩土，要么就坐在桌前正吃小甜饼。有一天下午我放学回到家，发现布奇病了，正在我床上躺着。她出麻疹了。爸爸在娃娃脸上画了好多小圆点。这些红点以后一直洗不掉，布奇也只好永远把它们挂在脸上了。
我高中毕业以后，找到一份文秘工作。工作了一年，我所在的公司提供一个去纽约旅游的机会，我也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家人陪伴离家外出。这时候我刚18岁。到了纽约住进旅馆以后，我和同屋的旅伴各自打开自己的旅行箱。没想到摆在我的旅行箱最上面的是我的娃娃布奇，脸上带着红点和她那永不消失的笑容。
又过了两年，我结了婚。爸爸挽着我走过教堂通道，眼里含着泪水。想到今后不再是爸爸膝下的小女儿了，我很难过。结婚后，我同丈夫外出蜜月旅行。到达目的地以后，我开始整理行装，我又一次发现行李里装着丘比娃娃布奇。它让我想起许多往事。不管到了什么年纪，我永远是爸爸疼爱的小女孩儿。
——露丝？凯里，马萨诸塞州新斯戴尔，退休薪酬福利专员，
电工米尔顿？舍曼（1908—1973）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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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侣
在简单的日常行动中找到深远含义甚至快乐，该是多么幸福啊！
在你做一件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做它？那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还是有什么含义？比如说，早上起来你要冲一杯咖啡，是因为咖啡的味道好还是想提提精神？对我来说，两者都不是。
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爱喝咖啡。新研磨的咖啡豆有一种香味，咖啡冲好喝到嘴里香醇甜美。我把盛咖啡的杯子捧在手里，让我的手暖暖和和。这都是我爱咖啡的理由，但最重要的，我喝咖啡是因为爸爸。
我是家里的独生女。妈妈说，有我一个她已满足。爸爸说，没有谁比我更完美。爸爸拼命干活，养活我们：每天上12个小时班，干两个星期才有一天休假。每天一清早就起身上班，那时我同妈妈都还躺在床上睡觉。晚上回来，累得筋疲力尽，倒头就睡，直到第二天清早醒过来再去上班。他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妻子和女儿。这种生活真够他受的，对我们母女来说也挺不舒服。
我们都尽量想一些补救的办法。妈妈给他准备带走的午餐，总要在三明治上咬下一口，这样，在他吃三明治的时候，就会想到妻子，脸上也会浮现出笑容。我有时候把我喜欢的一个小玩具装在他的午餐盒里，叫他想到我。工作闲暇，说不定他还会玩玩我的玩具呢。
爸爸特别为我安排的时间是一大清早一起喝咖啡。清晨4点，他就起床，开始煮咖啡，准备上班。咖啡煮好以后，他走进我的卧室把我叫醒。这以后我同他一起坐在厨房饭桌旁，他从壶里倒出两杯咖啡。他自己总喝不加牛奶的黑咖啡。我喝的带一点儿棕黄色，咖啡里加了许多牛奶和糖，喝到嘴里很甜。我们俩一边喝一边说些闲话。爸爸跟我说他一天是怎么过的，也问问我的生活。咖啡喝完以后，他又把我送上床，亲吻我，叫我再好好睡一觉，自己这才上班。这是我同爸爸非常特殊的聚会，一天都不落。
后来我长大了，从家里搬了出去。每天都跟他在电话里说一会儿话。父女再聚会已经改成一起做晚饭的时候了。爸爸给妈妈做，我给自己的丈夫做。我们从来没有错过这一碰头聊天的机会。
爸爸是1995年去世的，现在我仍然非常想念他。如今，每天早上我还做一壶咖啡，坐在厨房桌子上喝。我的咖啡还是稍微带点棕黄色，加了不少牛奶和糖，喝在嘴里甜丝丝的。当我举起杯子，喝到嘴里第一口的时候，我好像看见爸爸就坐在桌子对面，手里拿着他的咖啡杯正对我笑。他跟我说再见的时候我一点儿也不难过，因为我知道第二天早上他还会回来陪着我。我喝咖啡不是例行常规，它有特别的含义。我是跟爸爸一起喝咖啡的。
——贝斯？哈克特，纽约州康内萨斯市，大学生
技师罗杰尔？哈克特（1924—1995）之女
转身，我就能看到你
神学院学生
和你的儿子在一起是一件事；他伤透你的心的时候仍然同他在一起是另外一件事。
我父亲是19、20世纪之交在爱尔兰出生的。我哥哥从万圣中学毕业，走上讲台领取毕业文凭的时候，父亲非常骄傲，因为这是我们家第一个读完高中的人。3年以后，我也高中毕业了。我告诉父亲我想上大学，他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回答。几个星期以后，我又跟我的父母说，我考虑要上的学校是纽约神学院，这下子父亲同母亲都喜形于色，立刻表示赞成。在当年那个时代，一个爱尔兰家庭的孩子将来有资格做神职人员是一件非常光采的事。
我在神学院研读神学的8年漫长而艰苦。特别是最后一学年，很早就要为5月里被授予圣职举行的仪式做种种准备。又要选择一处宽敞的大厅，又要填写邀请信，又要安排坐次席位——简直像在举行一场没有新娘的结婚典礼。圣安塞尔姆教区——我们家所属的教区，所有教徒都积极开动起来，为卡罗尔一家这个大喜日子做准备。在忙碌中，日子很快地过去了。
圣诞节来了，又过去了。这时候我心坎里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令我心神不安的想法。我真的要当一辈子牧师吗？我真的要去天主面前宣誓，就此决定了我今后的人生道路吗？这一年复活节前一周我在圣帕特里克教堂举行的祈祷仪式上有幸表演独唱。仪式过后，我获得半日休假，回家去看望一下父母。这时离我接受圣职的日子只有6周了，两位老人都忙着做最后一些准备工作，没有时间同我谈我的问题。
回到神学院以后，已在我心中冒头的那些想法仍然不断困扰着我，直到最后我打定主意，决心放弃早先树立的生活目标，改换另一种生活道路。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已是牧师，派驻在离我父母家只有一英里远的教堂里。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他，他说他可以把一辆汽车停靠在神学院院子里，什么时候我跟学校谈妥我要退学的事，立刻就可以驾驶他的汽车离开。1961年春天一个安静的早晨，其他学员还都在上课，我开着这位朋友的车，缓缓驶出校门，汽车驶进庸克尔斯镇的街道。从此我告别了神职人员的生活。
我把车一直开到东南布朗柯斯我朋友的住处。“我该怎么办，乔？”我跟朋友说，“我怎么回家告诉他们？我会把他们的心伤透的。”我的朋友自告奋勇先到我家把我离开神学院的事跟我父母谈了。不到一个小时他就回来了。“没问题了，汤姆。你可以放心回家去了。”
我走进我自幼就非常熟悉的那幢小公寓房，两位老人正并排坐在一把睡椅上。我往他们前面一站，想不出要说什么。我开始哭起来，只是连声说对不起他们。我说，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把这件事隐瞒了这么久。“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们的，孩子，”父亲说，“你没有做错什么事。”
在父亲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装满尚未投邮的邀请信的纸盒就放在离他不远的地方，不留情面地叫我想到我的半途而废的职责。
父亲站起身，面对着我。“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别人谁都不能替你策划。这几个月你一定很不好受。你心里有事却跟谁都不说。我和你母亲都为你骄傲。做出这样的决定也真够难为你的。”我站在那儿，又惭愧又尴尬。最后父亲向厨房那边点了点头，对我说：“来吧，茶都快凉了。你去给母亲倒一杯。”
3个月以后，我母亲死于癌症，父亲又活了10年，但是一次也没有提过这个话题，更没有问过我当初我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一直到他去世，父亲一直向我示范，如何做孩子的父亲。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他站在我身边，并没有抛弃我。
——汤姆？卡罗尔，纽约州麻马罗奈克，退休大学系主任
工程师巴尔尼？卡罗尔（1899—1971）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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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痛是爱的代价
球迷
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父亲永远能接到我们的电话。
我父亲是扬基棒球队的一名非常热情的球迷。妈妈对我说，她同爸爸谈恋爱的时候，常常要给爸爸打点好一份丰盛的午餐。爸爸拿着午餐去扬基球队赛场连看周日两场比赛，一整天也不再露面。他要从赛前球队热身活动看起，一直看到最后一局比赛终结。
我从小就受他感染，也喜欢看棒球比赛。当我们去不了赛场的时候，就从一台菲尔柯老收音机里听讲解员瑞德？巴贝尔或者梅尔？阿伦现场评述整个比赛过程。我们家还有一台13英寸的黑白老电视机，有时候工作，有时候不工作。赶上它工作的时候，就从电视机里看比赛。我会把爸爸的一把安乐椅放在电视机前，再准备好他的拖鞋。晚饭刚吃完，我们就坐到电视机前面，爸爸坐在椅子上，我坐在他腿前，听他给我讲比赛如何精彩。
1955年秋季开学，我已经回到到布朗克斯的学校。9月的一天上午，学生代表到我上课的教室来找我。他拿着校长的条子叫我穿上外衣、拿着书去校长办公室一趟。我走进校长办公室，看见身穿衬衫、只系着领带的父亲正倚在校长的办公桌上。我们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很严厉的女人，把纪律看得高于一切。我还记得她当时对父亲说，除非是生死存亡的严重事件，学生是不允许出校门的。父亲眼睛瞪着她说：“今天扬基队同布鲁克林多基尔队比赛。这是国际联赛的第7场比赛。这可是一件大事！”
我不知道爸爸用什么办法弄到两张参观比赛的入场券。他本来可以约任何一个同他在一起的人看比赛，朋友也好，他的老顾客也好，甚至可以带上妈妈 ，但他还是到学校来，把我弄走了。就这样，他同自己的儿子在扬基球队赛场度过秋季的一个下午。
镜头快速向前推，时间已经到了20年后。这是一个周六下午，电视台正在直播扬基队同克里夫兰印第安人队的比赛实况。这一天还是老运动员重新出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