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柏林墙倒塌前半年，为了让撒切尔对德国更加信任，科尔邀请她到他的家乡莱因兰——普法尔茨州的戴德斯海姆做客。当时陪同撒切尔的查尔斯·鲍威尔回忆，人们听着吹奏乐，吃着著名的德国烤肉和酸菜渡过了美好的一天。但玛格丽特·撒切尔一直在竭力掩饰着对这个德国总理招待她的肉菜以及这种欢快民间氛围的厌恶。她私下里评论：“这实在是舒服得有些夸张。”科尔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意，他希望让撒切尔看到，他是一个关注整个欧洲的、作为一个“欧洲人”出现的政治家。鲍威尔也试图帮助科尔，让撒切尔明白这点，但是：“当我们登上飞机准备回家时，她倒在椅子上，脱下鞋子哀叹道：‘哦，我的天，这个男人太德国了！’所以我就此放弃了我的努力。”当柏林墙倒塌时，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一次德国总理在场的会议上用不只是鲍威尔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我们两次击败了他们，现在他们又来了！”只有一个政府领导人是她的宠儿——美国总统、前演员罗纳德·里根。“她几乎爱上了罗尼。”爱德维娜·居里说。当时英美互访的画面也证明了这一印象。玛格丽特面对里根显得放松、快乐，两人乐此不疲地表达英美友谊的特殊地位。法国人密特朗发觉，面对里根总统时她表现得“像个八岁的女孩”，这样一来，在阳光男孩和刻板的英国女人之间的反差也就不会太大了。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对美国人有限的政治能力有所了解——在她的眼中，冷战的结束是她和里根共同的功劳，但这并不影响她对里根的崇拜。而欧洲的伙伴对玛格丽特·撒切尔来说就没那么英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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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9）
1980年代末，世界和英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并不认为她的工作结束了，一切没有她是不能继续向前的。当她在1989年5月庆祝执政十周年时，她已经为保守党赢得了三次大选。渐渐地，丹尼斯认为该是离开唐宁街的时候了。他后来说，她已经同意，但想等待合适的时机。对于记者们提出的类似问题，她首先强调，在她交权之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她认为自己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能够继续干下去。爱德维娜？居里说，最后她不再听丹尼斯的，也不再听任何人的，“除了她自己的回声”。卡罗尔？撒切尔提到，她的父亲曾在第三次竞选获胜后就预言，“一年之后，她将难以想象地不受欢迎。”就像其他长期在位的政府首脑一样，玛格丽特？撒切尔渐渐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她变得独断专行，她的整个面貌都已经显露出来，她更加经常地称自己为陛下，而这一称号在英帝国只为一个人保留，就是真正的女皇。“我成了奶奶了！”女首相在她第一个孙子出生时对媒体宣布，在场的人并不清楚她是应该感到高兴还是恐惧。“她对别人怎么看待自己已经失去了感觉。”耐格尔？劳森认为。劳森是撒切尔主义经济变革的领导人物之一、成功的财政部长，他于1989年10月辞职。
一年之后，女首相的另一个多年的伙伴杰弗里？豪也为自己11年的“政治荣誉”画上了句号，作为外交部长的他已经被撒切尔解职，但仍留在内阁中，现在他连阁员的职务也辞去了。玛格丽特？撒切尔手中的内阁曾经调整了多次，但是这两个人的辞职却成为她衰落的前兆。其中意见分歧是他们辞职的一个原因——劳森和豪都拒绝首相的反欧洲路线，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撒切尔的领导风格以及她对待内阁成员的方式方法。她原来的一个顾问在《晚间标准报》上将上述辞职事件称为“政界的切尔诺贝利”。爱德维娜？居里回忆说，“这种进攻性的、强调性的男性自我表达方式不断增多。我认为，这毁了她。”尽管玛格丽特？撒切尔占统治地位，专横而又执拗，但正如劳森所说，在那之前，她仍然把自己看作团队的一部分，她是队长。而执政十年之后，现在的她认为再也不需要这个团队了。
英国经济在经历一段长时间的繁荣后于80年代末重新进入了衰退。撒切尔主义的负面影响变得明显了，并不是所有人都从撒切尔主义中受益，英国的贫富差距加大了。当玛格丽特？撒切尔想实行 “人头税”来堵塞地方财政的漏洞时，火山终于爆发了。在该项税收中，纳税人缴税的多少并不与收入挂钩——也就是说，如果该着倒霉，穷人可能和百万富翁交同样多的税。耐格尔？劳森认为，“这真是一个毫无意义、政治上愚蠢和有害的主意！并且，这个问题几年前她就应该意识到。”但现在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已经不那么明智了。成千上万的英国人走上街头，游行反对“人头税”，在伦敦的特拉法加广场，人们用近似战争的喧嚣发泄着愤恨。保守党中的不满情绪也在滋长。在此前并不强硬的杰弗里？豪也开始表示自己的不满，他于1990年11月13日在英国下院做的演讲中说明了辞职的理由。这次演讲成为一种清算式的总结，豪也因为此次演讲赢得了巨大声望。爱德维娜？居里回忆：“席间不断发出阵阵窃窃私语。他说出了人们不敢说的话！”豪对他追随多年的女首相进行抨击，因为她的欧洲政策将英国引向政治边缘化，同时他明确地批评了撒切尔专横的作风。玛格丽特？撒切尔坐在豪背后，平静地倾听——“像岩石一样，”爱德维娜？居里描述当时的情景。撒切尔事后尖刻地评论，“这是他所做过的最好的演讲，里面充满着背叛！”撒切尔从前的一位部长迈克尔？赫塞特莱是一位野心勃勃、爱出风头的人物。他认为，可以利用这一大好时机向撒切尔发出挑战，他自荐保守党主席候选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党内的不信任投票。
1990年11月20日，保守党议会举行了对首相和该党新主席的投票。这一天，玛格丽特？撒切尔正在巴黎参加一个欧安组织的会议，晚上，她在英国驻法国使馆等待投票结果。消息终于从伦敦传来：赫塞特莱票数比她少。但她的领先优势极其微弱，以至于她都无法相信这是事实。查尔斯？鲍威尔回忆道：“这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她没有显露出来。我跟随她工作了这么多年，所以我能看得出，她受到了多么大的打击。”女首相仍然微笑着向等待着的记者宣布，虽然结果并不是很理想，但她依然将进入第二轮：“我将为了胜利而斗争！”玛格丽特？撒切尔后来描述，丹尼斯是怎样在她回家那天等待着她，“他站在壁炉前欢迎我并说：‘别再继续下去了，亲爱的，收手吧！’我相信，所有的一切甚至让他比我更受伤。”“他无法忍受她所受到的屈辱，”卡罗尔写到他的父亲，“他此时可能比以往更爱她。这件事使他同她一样深深受到打击。他总是对她说，如果她‘明智’的话，就该停止了。他非常希望她能听他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明白，她已经不再“明智”，但她还不能收手。她召集所有内阁成员到唐宁街进行面对面的谈话，分别询问每个人是否还是毫无保留地支持她。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不愿再站在她一边。同一天夜里，她起草了辞职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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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10）
1990年11月22日清晨，玛格丽特？撒切尔用哽咽的声音发表了这份声明。她的情绪几近崩溃，其间不得不数次中断讲话，但她坚持到了最后。查尔斯？鲍威尔说：“我当时也在场，目睹了这一切，这种场景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直到今天想起当时的情形，仍然让我为之动容。”一周后，玛格丽特和丹尼斯？撒切尔离开了唐宁街。玛格丽特流着眼泪走向门外等待的轿车。当她再一次从车中向外望时，她的脸上写满了疑惑和不知所措。现在一切都真的过去了。“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约翰？坎贝尔说：“她活着就2003年2月，丹尼斯？撒切尔去世的前几个月，在他们伦敦的寓所前。是为了当首相，并认为，她能够比其他每个人都干得好。”除了政治外，玛格丽特？撒切尔对其他东西都没有兴趣，也没有朋友——在辞职风波过后，她的生活渐趋平静。丹尼斯则从来没有过过从属于唐宁街的生活，因此，他现在仍然经常打打高尔夫，同朋友们一起共进午餐——对他来说，生活并没有发生多大的改变。查尔斯？坎贝尔认为，“在玛格丽特不再是首相后，就没有了幸福的日子。开始曾发生过这样的事，当任何一个有关政治的事件成为热门话题时，她就抓起听筒，想发号施令，然后猛然想起，她已经不在位了。”她愤怒，因为无法阻止自己的党对她的背叛。对玛格丽特来说，唯一的安慰是去国外进行演讲旅行，在那里，她还能受到与原来的身份相应的接待，她继续为政治而生活。1994年，她在一次演讲时摔倒，医生从此禁止她在公开场合露面。尽管如此，她也从来没有完全终止介入政治。
许多人把玛格丽特？撒切尔看成一个悲剧人物，一个无法离开权力和为自己制造神话的女人。对于丹尼斯？撒切尔来说，唐宁街的时代只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有趣的插曲，就像他的政治观点并不占有他生活的中心一样。一种生活，正如他自己描述的那样，他和一个伟大的女人分享着这种生活，“这个女人曾经创造了这个世界。我所贡献的一切是爱和忠诚。我是为了帮助而存在。”直到最后丹尼斯？撒切尔仍然坚持他最喜爱的东西，一个喝金托尼克酒的人，一个极端保守的英国人，一个最喜欢和比尔打高尔夫的人。2003年6月，铁娘子所爱的男人在88岁时于伦敦去世。玛格丽特？撒切尔将她至今为止最后一次电视采访权交给了她的女儿卡罗尔。这位过去的女首相现在已经不再是专横的女君主，而是一个老态龙钟、语调微弱的老妇人。当卡罗尔问到她的婚姻时，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引发了多少仇恨和敬仰，使多少男人感到害怕的女人回答道，“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很难。有些人会说，他们有一个不错的或者是完美的婚姻。而我拥有一个绝妙的婚姻，并且有一个我所期望的最好的丈夫。”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
佩特拉·纳格尔
1999年7月，两名德国医生被召到莫斯科。其中一位是托马斯·毕西纳教授，明斯特大学医院主任医师。“外交部打电话通知我，说一位女性患了重病急需会诊。直到挂断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位女患者是戈尔巴乔夫夫人。”毕西纳和他的另外一位同事在飞机着陆后立即赶往医院。在那里，他们与俄罗斯专家组成的医疗小组会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在其中。毕西纳立即明白，事态非常严重。尽管最终的诊断结果还没出来，但一切迹象表明，赖莎患的是血癌。毕西纳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场坦率的谈话。“他的反应非常镇定，非常勇敢。但人们能觉察到，这件事成为他动荡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建议赖莎到明斯特进行治疗。他只沉吟了数分钟便答应了。他说：‘我们这就去明斯特给赖莎治病，其他任何事情都以后再说。我们只会一起离始衰退，对化疗也怀疑起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和女儿伊琳娜不离左右。他们自己看护病人，白天黑夜不合眼，“我必须支持她，有时还得劝导她。她会问：‘呐，戈尔巴乔夫，你觉得艰难吗？’我就说：‘是的，我觉得艰难。’”
最初的一段日子，赖莎在德国治病的消息并不被公众所知。但这个秘密没有保持多久，慰问的浪潮就向他们袭来。夫妻俩每天都会收到成堆的邮件，其中也有来自俄罗斯的。赖莎·戈尔巴乔娃终于在生命垂危之时获得了俄罗斯民众从未对她表示过的关切。“赖莎用自己的死为自己赎身，”戈尔巴乔夫夫妇的朋友格奥尔吉·普里亚辛说，“她以这种方式偿付了生命之轻，就像童话里一样。俄罗斯人的情感需要这样的童话。”
1950年，19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从地处高加索的偏僻省份斯塔夫罗波尔来到莫斯科，在这所著名的国立大学学习法律。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除了自己的家乡，他对其他东西一无所知。莫斯科的同学们上下打量着他——对于他们来说，他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乡巴佬。他们经常拿他土气的穿着开玩笑，那是一套肥大的西装，他年复一年地穿着它，直到再也穿不下为止。这是戈尔巴乔夫与这些莫斯科精英们的第一次交道。这些人要么是知识分子的孩子，要么是党员干部的孩子，他们与父母住在漂亮的公寓里，与他完全两样，他在学生公寓里与十五个同学挤一个宿舍。“他很拘谨，总是站在后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