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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德国仍被一片废墟所覆盖。埃里希·昂纳克和玛戈特·费斯特深受纳粹统治时代和战争恐怖的影响。“战无不胜的苏联军队”已经在国会大厦上升起了他们的旗帜。对于他们两人来说，就像此时向往一个更美好德国的许多人一样，苏联是通往和平道路的保证。两人确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苏联对他们来说就是榜样，它是坚不可摧的，值得努力去效仿与近乎宗教般地去崇拜。玛戈特·费斯特当时是萨克森…安哈尔特的德国自由青年联盟儿童协会的主席，在哈勒的州委员会工作。和埃里希·昂纳克发生接触是因为政治工作——他曾是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主席。1949年12月，他把她调进柏林的中央委员会。为了庆祝斯大林的七十岁生日，同年12月，两人随一个荣誉代表团从东柏林前往莫斯科。玛戈特·费斯特正好22岁，埃里希·昂纳克37岁。他们走得更近了。有意思的是，埃里希·昂纳克作为新婚的新郎就把目光投向了年轻的玛戈特。
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2）
1949年12月8日，就在莫斯科之行前不久，他和另一个女人艾迪特·鲍曼——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副主席，举行了婚礼。“鲍曼是那种老太太类型的人。说起来就像在封建制度下，因为是党组织建议他和她结成一桩理智的婚姻——她是一个女干部，和他很般配。但当时，那并不是他的所爱。”君特·沙波夫斯基这样写道，他曾经是政治局委员。几乎所有当时的同志都能证明这一点：埃里希·昂纳克和艾迪特·鲍曼的婚姻是桩政治婚姻。事实上，艾迪特·鲍曼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在德国自由青年联盟建立时，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而埃里希·昂纳克则是站在德国共产党一边。两党被强迫合并成“德国统一社会党”一事在这桩政治婚姻中也体现了出来，而这正是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所希望看到的。“它出自一条几乎是极端的纪律——一切都得服从党组织。他也是这么做的。”在作家克劳斯·库辛迈斯特看来，埃里希·昂纳克当时就已经是严格的党的战士，他是为了促进党的事业而结婚。昂纳克也感到对艾迪特·鲍曼负有责任，因为她期望能有一个他的孩子。当新婚的昂纳克和年轻的玛戈特为了向斯大林表达敬意而在1949年12月前往莫斯科时，到处洋溢着一种新生的气氛。那是一个清理废墟、重新建设和政治新开端的年代。像许多年轻的德国共产党人一样，昂纳克感觉自己是作为一个伟大运动的参与者，并且现在，他终于又要见到这个运动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并和来自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一起庆祝他的生日，而且身边还有一位美丽的女士！甚至在他高龄时，他还如醉如痴地谈论着这件事，“对于我们两人来说，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这场庆祝活动当然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场面非常庞大，我们为了斯大林的健康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更大的成就而畅饮。”和他一起为敬爱的斯大林干杯的玛戈特·费斯特不仅漂亮，而且就像很多人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清新的小姑娘”。她还是一位光彩照人的女共产党员。她和昂纳克讨论政治，让他满意的是，她有自己的观点，也有不同意见。而且她根正苗红，和昂纳克一样，玛戈特·费斯特出身于工人共产党员家庭。两家在纳粹统治时期都遭受了很大不幸，两人的父亲都从事过地下斗争。共同的向往、对“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成就的期待、为斯大林庆祝生日的喧闹、来自全世界的祝寿代表团的欢庆游行——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两人难以忘怀的经历。莫斯科与柏林相隔遥远，机器人昂纳克心中“铁的纪律”开始瓦解了。
这个党的战士忘记了他的义务——他爱上了玛戈特，这次它不仅仅只是政治热情了。在家里，在一片废墟的柏林，此时坐着埃里希·昂纳克怀孕的妻子艾迪特·鲍曼。她比他大三岁，是一个老同志，在党内很受尊敬。 昂纳克同玛戈特·费斯特的关系在那个时代是相当大胆的。在当时，古板的统一社会党领导会在党内对每一桩婚外情进行最严厉的批判。对于两人的私通而言，他们就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冒险。海尔伯特·哈贝尔，当时民主德国负责全德事务的秘书处主任认为，“埃里希有补课的需求。”这个人性化的解释是最有说服力的，“在他的青年时代，当别人去跳舞并有女朋友或是情人的时候，昂纳克却在坐牢。”1935年，埃里希·昂纳克作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送进柏林—摩亚必特甄别监狱。1937年6月，人民法院以“严重逆谋行为”的罪名判处他十年监禁，当时埃里希·昂纳克23岁。
1945年，在战争结束的混乱中，在监狱女看守洛特·格隆特的帮助下，他终于成功逃亡。在被关押期间，他和洛特成为朋友，她是一个热心、慈母般的女人，比他大10岁。出于感激，战后昂纳克留在了她那里。“他在洛特那里找到了一小点家庭的感觉，因此我能够想象得到，对于监狱冰冷的漫漫长夜，这种亲近简直就是温暖。”他们原来的女邻居薇拉·库辛迈斯特这样描述两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是他的真爱，更像是有着点目的的爱。他是否曾经和她结过婚，现在已经不是很清楚。有一些相关的线索，但埃里希·昂纳克自己一直否认此事。洛特·格隆特，他的“一小块家”，后来死于癌症。当埃里希·昂纳克在党内工作中和他后来的妻子艾迪特·鲍曼交往时，他正值单身。这又是一次情非所愿的爱。在度过牢狱的岁月后，他对浪漫的相爱是陌生的，10年的监禁在他身上并不是没有留下什么痕迹，但那是一段自我约束和内心封闭的时期。昂纳克学会了随遇而安，去适应生活所能给予的一切——这一能力也在他的政治生涯中起到了作用。
长期担任《新德意志报》副总编的哈拉德·威瑟尔斯描述了昂纳克在这些最具影响的年代所形成的三张面孔，“在一些小范围的谈话和晚间休闲时，他是杏仁糖果的面孔；然后是他在###和演讲时常用的著名的巨人面孔；再就是所谓的大理石面孔。它明显形成于监狱的时期，在那里，让感情完全外露当然是危险的。”没有多少人能从监狱里逃脱。而这一次，昂纳克又很快适应了，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党内，他总是到党需要他的地方，而且无条件地投入，于是很快他就到达了最高的位置。埃里希·昂纳克是个完完全全的干部。战后，他不分昼夜地继续在坐牢期间无法完成的事业——党的工作。然后，玛戈特·费斯特遇到了他。“她是一阵飓风，而他被征服了。”——也许德国统一社会党研究者、历史学家米歇埃尔·兰姆克的这个描述才是一语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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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戈特和埃里希·昂纳克（3）
这是埃里希·昂纳克生命中的第一次屈服。而玛戈特·费斯特呢？这个在公开场合木讷、老实的男人有什么让她中意的呢？哈拉德·威瑟尔斯对青年昂纳克的印象与人们从正式场合那一面所认识到的完全不同，“他那时的确年轻、无所顾忌。如果您看看照片，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僵硬地戴着草帽作为国家元首的昂纳克。他那时就是一个很爱运动、喜欢参加舞会的活泼的年轻人！”玛戈特·费斯特自己在他们下台后不久接受的一次采谈中说：“他正直，是一个好战友，也很温柔体贴。在青年时代，我对爱情还很懵懂。”但阿道夫·科萨科夫斯基，原民主德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也曾经经常和玛戈特·昂纳克部长打交道，却指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动机，“她那时可以想象得到，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并可能进入政治局，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前途，搭上他肯定不坏。”那么是权力的诱惑使年轻的玛戈特·费斯特屈服了？作为德国自由青年联盟的主席，昂纳克坐在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位置上。青年工作是统一社会党的重点任务之一，在那里经受了考验的人，往往会被推荐到党和国家其他的重要部门去工作。此外，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很赏识昂纳克，是一个坚决为他说话的人。然而，民主德国一党专制的内部也存在竞争，必须在这中间脱颖而出。即使埃里希·昂纳克的起点很有利，当时也无法预知他是否能够成功，爬上国家权力的巅峰。由此哈拉德·威瑟尔斯得出结论，两人婚姻中的爱情成分应该大于对政治前途的期望，“没有共同的信念，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他们就不可能长久地生活在一起。”威瑟尔斯的判断首先是建立在两人相似的阅历上，主要是埃里希和玛戈特·昂纳克两人童年的经历以及由此树立起来的理想。埃里希·昂纳克出身于萨尔区诺伊基尔兴的一个矿工家庭。这个城市靠工业巨头卡尔·施图姆的钢铁厂为生，所有人称他为“施图姆国王”，因为他像专制王朝一样统治他的工人。他禁止加入工会，谁迟到了，就会被扣半天工资作为惩罚。昂纳克的外公当时就已经参加社会民主党，同施图姆的专制暴政进行了斗争。
1913年，昂纳克举家迁到临近的维伯尔基尔兴。这里同样也是房屋黢黑、生活贫困。昂纳克的父亲威廉是矿工，也是工厂里的工人代表和维伯尔基尔兴地区代表大会的成员。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为了争取更多的社会公正，退出社民党加入了共产主义者的阵营。党员们定期在昂纳克家碰头，年轻的昂纳克可以旁听，他的父亲向他解释“为什么会富的越富，穷的越穷，战争是从哪里来的，谁从战争中获利，谁因战争而遭殃”。如昂纳克后来所说，这些人为革命性的变革而进行的斗争给他留下了“无法忘怀的印象”。他们当然很明确谁是敌人。昂纳克不到10岁，父亲就把他送进维伯尔基尔兴的共产儿童团。在这里，昂纳克学会了服从组织，压抑个人的感情和需求。他感觉他的童年虽然艰辛，却也是美好的。他始终没有离开萨尔区。16岁，他开始当屋顶修理工学徒，但几个月后因为党的原因而中断。1930年，组织送他到莫斯科列宁学校学习一年。在莫斯科期间，他激动地“两次站在斯大林旁边”，后来他参加了马格尼托格尔斯克一家钢铁厂的建设工作，昂纳克把这段时期美化成充满感情的启蒙之旅，“如果施工的噪音平息下来，歌声便响彻草原，那是俄罗斯民歌和革命歌曲。”昂纳克毕生都喜爱歌唱。而他却忽视了大约有5000名强迫劳工也参加了这个巨型钢铁厂的建设。从莫斯科回来后，埃里希·昂纳克一直在德国共产党内不同的岗位工作，首先是在萨尔区。
1933年1月，在希特勒攫取政权之后不久，德国共产党在整个帝国被禁。昂纳克跟随他的父亲转入地下，并用“马尔腾·加登”的名字在一本伪造的荷兰护照的掩护下继续进行###。1935年1月，他在柏林被盖世太保逮捕。玛戈特·昂纳克此时还是一个小姑娘。她在萨勒河边的哈勒长大，父亲是个鞋匠，母亲在一家床垫厂工作。两人的收入合在一起刚刚能够维持一家的生活。他们住的那幢楼里有一半的住户都是共产党人，他们互相帮助。当希特勒上台时，玛戈特·费斯特5岁。很快，盖世太保就第一次搜查了他们的家，因为她的父亲也是共产党员。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