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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国，他们被当作开化了的文明人接待，不像那些从共产主义地狱里跑出来的怪物，在戈尔巴乔夫最亲信的圈子里其实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得让老百姓们习惯这样。”但是，老百姓们再也不像以前那样，一纸规定就能让他们转变想法。人们再也不让别人来左右他们的思想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还得感谢戈尔巴乔夫。然而，对于这些批评，戈尔巴乔夫还是很难接受。尽管他也知道，这是他为自己所推行的言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对于大多数苏联人来说，日子变得越来越艰难。如果人们每天都得一大早就起来排大队，只是为了买到一些基本的食品而已，民主对他们来说又有什么用呢？公开性和改革——这对那些每天都在商店门前排队等候、想法简单的人们来说，就是一个整天四处考察的总书记和一个外表时髦的总书记夫人。一位老太太对此极其愤怒，“人们得把他们带到这儿来——得在这儿给他们拍张照！把赖莎带到这里来，让她看看我们过的什么日子——让她也来排排大队。我都快90岁了，还得天天这么站在这儿！”伊琳娜说，她的母亲忍受着这些对她的人身攻击。赖莎和她的丈夫一样关心着老百姓，她觉得自己不被理解，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但别人并不这么认为。
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4）
直到今天，科沙诺夫仍然说：“她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到工厂考察的时候不应该穿着时髦的裙子。她到底想在那儿干什么？”克里姆林宫作家瓦西里耶娃评论说：“她应该更谨慎一些，更能感同身受一些，不应该触碰人们的痛处。”在西方，赖莎的行为完全符合人们对一个国家元首夫人的期望——而她在自己的国家里却因此而遭到批评。人们不难感受到赖莎所陷入的这些困境：在亚美尼亚发生严重的地震灾害之后，赖莎说服戈尔巴乔夫中断他们的访美日程，回国赈灾、看望灾民。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莫斯科放下代表团后立即飞往埃里万的灾区。赖莎完全是出于良好的愿望去做的这件事情，但在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却是：赖莎穿着她在美国访问时穿的裘皮大衣，穿行在那些衣冠不整、余悸未消的灾民中间。专程前往慰问的姿态被理解成了另外的意义。裘皮大衣——这就是点燃民众情绪的罪魁。关于赖莎的闲话现在就不只是穿戴的问题了，赖莎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事件。“人们感觉得到，赖莎已经把与她的丈夫共同发挥影响视为他们共同的任务了。”
根舍夫妇描述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成为很好的朋友，“我们认识越久，就越感觉到，她不仅仅是她丈夫最亲密的战友，而且无疑是一个政治顾问，也是一个能够代表自己意见的人。”查尔斯·鲍威尔也是这种印象，“由于我的身份，我有机会在很小的范围内同他们相处，只有戈尔巴乔夫夫妇、撒切尔夫妇和几个顾问。在那个时候，她完全放开了自己，激动地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 在莫斯科，她仍然扮演这样的角色，但对她的评价却是另外的样子。记者塔吉亚娜·科马诺娃说：“我们经常讨论这件事，也写了很多关于这样的报道：一个从外省来的人突然给整个国家上课，告诉大家应该怎样生活；还有，总统不应该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而应该叫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赖莎在公开场合谈论政治话题对俄罗斯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丑闻——特别是她的一些表达方式和方法，更是剥夺了人们对她仅存的一点点好感：她本来还算是温柔的声音在摄像机前变得尖锐刺耳；要不是丈夫的提醒，她有时会不自觉地用食指指着对面的人说话，就像一个没有教养的小学生；她说得多，听得少，还喜欢长篇大论地谈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查尔斯·鲍威尔带着英国绅士的谨慎描述她“有着教师的风范”而且“非常有思想”，但南希·里根却不这么认为。在那些街头小报上，“南希”和“赖莎”显然已经成为总统夫人选美比赛的竞争者了。这对她们在华盛顿的第一次会面并不是一个好的前兆。南希·里根本来打算与她的客人谈论一些私人的话题，“比如各自的丈夫、孩子之类，就像一般情况下在公开场合谈论的那些话题一样。”但赖莎看来并不合拍。“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刻起，她就不停地说，不停地说——说得我根本没法插话。”南希想，或许赖莎的这种举动是缺乏安全感的表现。但在经过多次各种理由、各种场合的见面之后，她确信“赖莎从来不会停止说话。”
赖莎在之后的访问中表达了想参观白宫的愿望，主人也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不巧的是由于时间太紧，无法参观私人房间，于是赖莎只参观了白宫里的公共部分。对于这些房间里的艺术，赖莎有一大堆东西要讲。她发现大堆随同的记者比女主人还要耐心地在倾听，因此没有觉察到女主人越来越恼怒。南希·里根拉了拉她的袖子。“最后我不得不对她说：‘如果我们再不快点的话，就没有时间喝咖啡了！’”就这样赖莎还抓紧时间回答了一个记者提问：她是否能够想象住在白宫里？不，这里更像是一个博物馆！南希确实是愤怒了。另一方面，赖莎却在俄罗斯的电视镜头前抱怨，说南希在两人共同举行招待会之前给她打电话，告知她该穿什么服装的问题。另外她还不忘记煽起俄罗斯观众的不满：南希必须知道，她是买不起这些衣服的，因为她的每件衣服都是自己掏钱。人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两人相互反感。或许南希的猜测是对的：赖莎缺乏安全感。
事实上，赖莎在每次出访前都做极其认真的准备，弄得她手下的人都疲于应付。顾问格奥尔吉·普里亚辛每次都得拖着无数的文件夹和目录卡片随行，还得随时回答她的发问。塔吉亚娜·科马诺娃作为克里姆林宫的记者曾多次陪赖莎出访。她觉得，她能感受到赖莎身上的压力，还有更多的是害怕：在人多的时候、在记者面前以及在摄像机面前，“出于纯粹的自我保护，她使自己的行为举止像一个大学教授，而她事实上也是。她很快地进入这个她所熟悉的角色，因为只有在这个角色里，她才会感到安全。”科马诺娃曾经很坦率地与普里亚辛谈过这个问题，并且建议，在对出访的国内报道中最好给赖莎做单独采访，这样她会表现自然一点。“对于国外媒体来说当然是另外一个样子，一切都OK。她看起来不错就行，因为她说的是俄语，没几个人能懂。”因为这个建议，科马诺娃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克里姆林宫女记者。普里亚辛自己也无计可施，“这让我怎么跟戈尔巴乔夫说呢？我们决定，尽量少让赖莎在屏幕上出现，我们也这样做了，而且事先没有跟戈尔巴乔夫打招呼。”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他是绝对不会跟妻子谈及关于她的影响的话题的，这会伤害她。任何一个与他们夫妇接触过的人都会清楚地感觉到戈尔巴乔夫对赖莎的这种保护和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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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莎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5）
科马诺娃回忆：“我们在西班牙参观一个博物馆的时候，赖莎逗留在某个展室，而戈尔巴乔夫已经走了出去。当我走出博物馆的时候，看见戈尔巴乔夫站在汽车旁，对着身边的保镖叫：‘赖莎呢？赖莎在哪儿？’语气中充满了担忧。我有一种感觉，他很害怕，怕她走丢了——就像一个小女孩。这个场景看起来有些滑稽，我还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这可是国事访问，而他居然担心他的小女孩会走丢。”在马德里，戈尔巴乔夫夫妇还视察了俄罗斯使馆。一位女工作人员大胆地提出了有关赖莎传言的问题：“赖莎·马克西莫夫娃，关于您在政治问题上影响您丈夫的事是真的吗？”——“不，是他影响我。”赖莎尖锐地反击。戈尔巴乔夫最亲近的工作人员都看到，戈尔巴乔夫忍受着这种对他妻子的攻击，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对待她，这看来已经超出了两人团结的定义，“我说过，关于我妻子的那些事情，我是不会改变的。我遵守了我的诺言。这是第二个改革，它的意义一样重要，因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都很重要。对俄罗斯来说这也是一种革命。”事实上，虽然男女平等被写在了法律条文里，但在日常生活中，俄罗斯的大男子主义仍然盛行：大多数的女人们和她们的丈夫一样辛苦工作，但在工作之外，她们还被当作免费劳动力为家庭和丈夫服务，而且大家认为这样是理所当然的。“我为此而自豪，因为她不是一个只会在家侍候自己丈夫的女人，她总是在我身边，从来不会离开我超出三步。”
戈尔巴乔夫说，“之前没有任何人对此感兴趣——只是当她成为总书记夫人后，人们才突然发现，这儿还有一个赖莎·戈尔巴乔娃。有时候我会尖锐地回答：‘当有些干部和自己的情人一起去疗养或者拿着国家的钱去度假，你们没有反应。但是国家一号人物的妻子就不能在他身边出现吗？！’” “他们认为，这样生活是对的”，科沙诺夫对此解释说，“而且他们认为，妻子和丈夫就应该是一个坚强的同盟，在这个同盟里，大家互相珍视和关注对方。他们想成为这样的典范，但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了这些。”实际上，许多知识分子也赞同戈尔巴乔夫夫妇的这个观点，而且对戈尔巴乔夫信守承诺感到钦佩，但他们同时也批评他对民间的意见缺乏感觉，他们把这个解释为权力带来的后果。科马诺娃说：“戈尔巴乔夫是从苏共政治局出来的，而政治局的成员们都觉得自己是无所不能的，就像半个上帝！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对的。戈尔巴乔夫也感觉到，他夫人所扮演的角色会损害到他。但他是从政治局出来的半个上帝，所以他仍然会做那些他认为合适的事。”从一开始，克里姆林宫的新主人就使用了从西方学来的一招：“泡在人海中”。苏联的老百姓们都不敢相信，一个总书记居然就站在集市的广场上跟他们讨论问题！当然，也不能说是“讨论”，他只是在劝说，劝说人们相信他的想法，就像传教士在布道，但他确实就是站在那里——于是人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听着，丝毫也不反驳，看起来就像是被他说服了的样子。
在戈尔巴乔夫的记事本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告诉老百姓的事情还有很多：男女平等、个人的责任、与酗酒斗争等问题。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会使用老一套的领导方式——靠“命令”来解决问题的：与酗酒的斗争便是其中之一。戈尔巴乔夫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只有根除酒瘾，才能够改善其国民的健康状况，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劳动能力。他规定，对在公开场合酗酒给予处罚，商店和餐馆也只能在规定的时间卖酒，酒厂则必须改行生产饮料。于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首先，货架上含有杂醇的劣质烧酒被抢购一空；紧接着，糖也卖空了，因为糖是非法酿酒者必需的原料。之后，政府规定，糖也开始限量供应。立刻，成百的人死于中毒——在绝望的情况下，那些酗酒者开始喝洗涤剂、洗发水等一切含有酒精成分的东西。就像禁酒令的失败一样，戈尔巴乔夫也无力说服人们去实现民主。只有提高生活水平才能给戈尔巴乔夫创造必要的回旋余地，使他想让他的人民朝着那个方向转变的价值观扎下根来。对此戈尔巴乔夫必须有一个经济改革的具体方案。但现在缺的是钱。没有来自国外的帮助，不可能实现苏联的改造。
1989年10月7日，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庆祝成立40周年的时候，那里没有人知道，这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国庆。戈尔巴乔夫夫妇也来到了东柏林。在大街上，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受到人们如此响亮和热烈的欢呼，就好像东德总书记不在他身边一样。就在西方世界掀起一股真正的“戈比（对戈氏的昵称）热”时，国内来自自己人民的不满情绪正在滋长。在此期间，他当选为苏联的总统。1990年7月，来自联邦德国和苏联的代表团在高加索会面，准备为德国的统一铺平道路。在此次会面时，汉斯…迪特里希·根舍明显地感觉到了来自莫斯科的谈判伙伴的紧张。“戈尔巴乔夫夫人也在场，她也感觉到，这些决定是多么地重要。她突然抓起我的手，拉我走开几步，然后说：‘但愿您能意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