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是那么蔚蓝，莽莽原始森林里，这里聚集了从四川各地来这里进行劳动改造的犯人，都是国民党战犯，至少是重机枪连以上的干部。每天在这里吃饭、睡觉、扛木头，一晃就是15年。
从灌县以西再往山里头走，就是现在的熊猫卧龙保护区。
二
与此同时，台湾国安局大陆情报七处二室对滞留在大陆的军官，有一个完整的名单，黄云飞就在其中183名之间。这天是公元1965年5月12日，台湾所谓“对大陆滞留军人联络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这个人曾是军统重庆渝特区处长。他就是董央。董央把这批人员的名单拿在手上时，窗外的阳光慢慢地射进来。这样站了好一会，他走到电话机前，直接就开始说话，办公室的电话都是脉冲电话。
“喂，电台吗？请找一下黄小姐接电话。对，好的……”
他的表情严肃，没有半点开玩笑的意思，当他听到电话里的说话声时，仍是一副严厉的样子：“黄小姐吗？我是……几天怎么没有听到你们的广播？是什么原因？请迅速上报给安全局七处，他们有人管这个事。好就这样吧！”
台湾特工早在20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着手这样的工作，即使派往大陆的情报人员一再失误，但为了营救出像黄云飞那样的高级将领，仍不遗余力。
当天夜晚11点钟左右，一个嗲声嗲气的女声从台湾发出，目标就是广阔的中国大陆。这个用超短波发射的电波从台湾海峡飞翔到了对岸，像一只黑色的蝴蝶在960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漫游。每天夜晚夜深人静的时侯，沈小姐甜美的嗓音就不期限而至地来到——重庆杨家坪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僻静杨家坪。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广播电台，波长……频率……”
然而这个中国重庆杨家坪城乡结合部的小巷里，一个极不引人注目的鸡毛巷的陋室破屋里，黄云飞在收听收音机，他戴上耳机在收听海峡对岸传来的声间。没有人注意这个僻静的郊野。现在，鸡毛巷离重庆动物园一墙之隔，园内的狮虎猛兽安静地睡下了，地域宽阔的重庆鸡毛巷里寂静无声，谁也没想到在这个人迹罕 至的荒郊野地除了猛兽和禽鸟之外，还潜藏着我们的敌人。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从湖广填四川来的老一辈从来没有看见过汽车，更别说火车。一到夜晚，万籁俱寂，这里的乡民从来都是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用一句当地人的话就是：“早晨听鸟叫，白天听鸡叫，夜晚听周渝生叫”。虽然没有人听到台湾“自由中国之声”，台湾情报机关仍未放弃对大陆的宣传渗透，每天深夜总有人铤而走险，悄悄打开收音机，躲藏在铺盖里听。
1965年5月26日清晨7点27分，一列从香港九龙永红保宁球俱乐部开往罗湖桥的火车进站了，火车上下来一个头戴解放帽手上提着包的青年男子。这个人从容地在一个小餐馆用过餐，转乘乘一趟去香港九龙永红保宁球俱乐部的火车，一路上没有发现有人跟踪。就要到达香港九龙永红保宁球俱乐部的前一个车站，青年男子突然转到火车上的厕所里换了装，戴上了一副眼镜男人。他手里的包仍然在手上提着，但头上的蓝布帽子不见了。
三天后，这个神秘的青年男子抵达了大西南的重庆。
1965年6月1日，也就是国际六一儿童节当天，青年男子来到了重庆远郊的松林泉公馆，他背着手站在一溜儿青石台阶下朝公馆的一幢红瓦楼眺望。远远地站着一个人，注视着他的的行踪。公馆与他想像的有了很大的距离，已经看得出黄云飞雨斑驳的痕迹，一只鸟儿停在红瓦楼的房檐上。他慢慢地往上走，一直走到屋子的雕栏边。一道红漆斑斓的双扇木门挡住了他的去路。这幢楼早已空无一人，到处蛛网密布，一根在天空中一丝不动的电线还伫立着。
这个人转到楼的后院，仔细寻找，终于发现了左则檩柱的边缘处的东西，他转过头来左右观察了一会，然后蹲下身来用小刀轻轻将一块指甲大小的石头从缝里掏出，取出一张小纸条。他来不及看纸条，立即转身离去。
当天夜里12点过，这个人在一间旅社里打开那张纸条，纸条上写着这样一行小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为浣女，道动下渔舟。
黄云飞看过这首小诗，不明其意，便返回了杨家坪。
到了下半夜，黄云飞钻进了被窝，轻轻打开一架袖珍收音机，开始收听信号。一会，果然从海峡对岸传来一个非常清晰的声音。他心头一阵惊喜，连忙把音量调到最低。他听到了：
“这里是自由中国之声广播电台，107号同志请注意了，107号同志请注意了，我们已知道你已安全地达到目地地。现在请你告近我们你的位置？……再播报一遍，107号同志请注意……”
黄云飞斜躺在床上，被窝里很暧和，一架巴掌大的收音机捂在被窝里，一个来自海峡对岸上的女声在说话。这个久违了的声音，让他激动不已，可又怕有听见，连忙走身又去窗台边听了一会，才又回到床上。这时时钟已奔向凌晨3点，寂静的夜色里，偶尔听到一二声猫在瓦屋上急走的悉簌声。黄云飞收听完电台广播后，然后又开始与台湾情报机关联系，他来到楼上的阁楼，钻进一间只容一个藏身的木板空格里，打开收发机，调好频率，对准波长，一个手指轻轻按动键盘。一会儿，神秘的电波便通过湛蓝的夜空传到了海峡对岸。
三
黄云飞在成都灌县战犯农场曾亲眼目睹二个犯人争饭吃，一个犯人一脚踩碎了一个国民党军统的脑袋，当即脑桨迸裂，白色的脑桨四处喷射。曾经在重庆军统和后来的国军战斗部队出生入死的黄云飞看得目瞪口呆，吃饭的筷子掉到地上都不知道。从此，黄云飞一看见穿军装的人害怕得要命，心口就没命的跳。但是，黄云飞毕竟是军人出身，他还要为**作准备，还要寻找失散的儿子。所以，黄云飞劳改回到重庆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台湾原军统特工取得联系，企图东山再起。
刑满释放回到重庆杨家坪，黄云飞暂时落脚在表兄徐敬家里，即杨家坪鸡毛巷10号。这时侯的杨家坪已经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像。全国足球甲级联赛首轮赛区便在杨家坪足球场。足球使黄云飞完全放松了对台湾试图打回来的梦想。当地一场四川对阵河南足球队的比赛，四川足球队的前锋巧妙过人轻松连过数人，轻轻一脚将皮球捅进网窝时，黄云飞同志看上去极其平凡的一张脸上，流出了泪花。杨家坪体育场岩石上层层层叠叠坐着的足球球迷，全都站了起来；黄云飞同志热泪盈眶的同时，他完全忘记了腋窝下插着的一支只有七发子弹的斯捷金斯手枪。这个在民国时期视足球为生命的同志，就是这一刻下决心要把一切献给伟大的足球，即便是此人穿在最里层的一件破旧的球衣也是印着10号。黄云飞就是这个时侯把*的利益置若罔闻。当他得知四川足球的基地在成都并将在成都还将打一场比赛时，黄云飞决定要远赴省城去看望另一位抗战时期的朋友，共产党地下交通员潘先生。
这天徐敬回到山城的一间贫民窟，发现暂住在他这里的黄云飞不辞而别了，他惊奇地发现，床头的一口破箱子上压着一张纸条：
徐敬兄台，我此去成都一趟， 数日后回，即日。匆匆。
云飞顿首
徐敬不知这个不速之客为何匆忙而去，是发现了异常，还是另有目的。就在这个时侯，一个户藉民警走进了徐敬的泥土屋。
徐敬回到杨家坪是1957年冬天。徐敬参军出川与日军作战，在部队中结了老乡黄云飞，黄云飞在战斗中不知去向，而徐敬在战斗中加入了八路军，并随第四野战军攻进重庆，后又入朝作战，由部队安排回到重庆进了杨家坪某坦克工厂当工人，并娶妻生子。妻子是杨家坪附近农民，徐敬于是选择住在杨家坪城乡结合部的动物园围墙外，一是种一点自留地，二是这里地域宽阔，空气清新，也算是解甲归田。黄云飞的离去，徐敬并不在意，而徐敬本人对一件事至今仍耿耿于怀。现在那个令他朝思暮想的女人终于睡在了他的一张老牙床上。
大约十天后的一个早晨，人们发现睡在徐敬家里的郁雪红不知去向，躺在门边竟是多年未归的黄云飞！这是怎么回事！
这一天的郁雪红走出了杨家坪。
重庆是山城，房子建在石梯之上或石梯下，再或者修在悬崖峭壁上都是正常的。郁雪红走在有座三层青砖白缝的小洋楼的边上，她感觉很奇特。楼的第二层的朱红栏杆上晾满了各种衣物。从楼层与郁雪红俯瞰的楼道有一条小路，刚好与往上走的石梯相接，颇有些江南韵味。郁雪红站立的这一面是石壁，石缝里挺立着一棵青翠的黄桷树。大约上午10点多钟的时侯，从对面楼道里出来一个人。
她想起来了，戴笠的举枪射击的就是一支苏联斯捷金斯手枪。
这一枪也着实有些蹊跷。当年那个与郁雪红*的成都小伙被戴笠看出欲占雀巢之后，晨起时准备离去，走过一座石桥，突然从竹林里蹿出数条狼狗。小伙子一看便知道完了，拼命向小河游去。这时，枪声骤然而起，一会儿，一条极幽静的杨家坪小河荡起浓浓的血水。从这里，一段不为人知的男女幽情，顺着小河渐渐漂远了。成都小伙子留在南岸下浩大衣柜里的书《盒子炮的中国传奇》，其实是一本俄译本，是一个叫基里科夫的俄罗斯人所著。成都小伙子并看不懂。此书是作为重庆首批潜伏特工的联络暗号而已。
1965年6月16日，郁雪红重新拾起记忆，她在楼下仰望了一会儿，发现戴笠公馆的朱红走廊上，转出来一位年轻女子，她拿梳子梳着头，模样很俏，问是不是找人？郁雪红忙回答不是。女子把梳子别在头上，用火钩去捅楼道上的炉灰。嘉陵江上的船笛应声而起，悠扬扬尖啸，久久地回荡在这条僻静、幽深的小巷里。清晨的薄雾还在戴笠公馆的一棵黄桷树上萦绕，淡淡的，看得更清楚的是公馆背后的嘉陵江和江上的点点白帆。
女子进屋去了，走廊上的蜂窝煤炉让人记忆起从前的日子。
郁雪红从小楼院落出来，走过山城的小巷，蓦然听到几声川剧的唱吼：隐隐城楼起暮茄，俏尼姑娘独生嗟叹呀！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郁雪红决定要走出杨家坪去看看，她梦想中的江姐一次次在她的脑海里复现。
山城的四月已见得到坡坡坎坎中那些石缝里的青草了，远方的大雁一字儿排开朝长江中的一个小岛飞翔。船笛声每每在这个季节尤其显得悠远而极富诗意。郁雪红回到徐敬那间赖以栖身的泥土屋，那条每天行走在泥墙下的大黑狗，望着她一个劲摇尾巴。这天晚上，附近的一座坦克工厂的露天操场上这天晚上上演露天电影《边寨烽火》。
1951年6月21日，当郁雪红部获悉一个军统特工再一次潜入杨家坪准备炸掉重庆的一家重要的某大型国企时，故设伏将其击毙。一个个双手沾满我革命志士鲜血的渣滓洞漏网特工，没有料到会在这间曾与郁雪红险些儿有*的空屋里命丧黄泉。重庆春森路19号至今是小说《一双绣花鞋》不为人知的地方。青砖白缝的影壁墙是旧中国那个时期最令人勾勒出飞檐走壁的所在。戴笠公馆今何在，这当中是很多传说的。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首都。国民政府要人到重庆后纷纷四处寻址修建公馆。公馆修得最多的是歌乐山，国民政府行政院，监察院，财政部，审计部、军政部等重要机关多达40多个单位。歌乐山山高林密，树大根深，由于日机轰炸，所谓国府五院也纷纷向郊外转移。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副委员长冯玉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后来的李烈钧、于佑任、居正、陈诚、吴国桢、贺国光、甚至孔德成（孔子77代世孙）都在歌乐山留下了足迹。唯其戴笠这个军统局长重庆渝特区人称的戴老板的私人公馆修在了重庆市区的曾家岩50号隔壁，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一墙之隔，即现在重庆中四路15号。斜斜的马路，往上走，街两边是绿叶？的法国梧桐，走到中段便是桂花园，当年毛泽东与蒋介石会唔的地方。桂花园草木俊秀，青楼依依，庭院楼阁还有小桥流水，勾勒出一幅江南水色。
戴笠手下的那一枪断送了一个成都小伙的性命，这一枪至今众说纷纭，郁雪红为此事专门走访了很多地方，直到戴笠被手下用定时炸弹炸成齑粉，郁雪红才从黄云飞那里得知，杀死成都小伙的是一个外号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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