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在一些干部中盛传着“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的“口诀”，封建社会的权力场的“保官术”也被一些人奉为圣典。对此，我们很有必要扪心自问：自己真的能做到时时处处都奉公守法、大公无私吗？我们有时屈从人情和权势而行，违背原则和良心而动，还以“适应社会”来聊以自慰。比照海瑞，我们真的该感到汗颜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代主席王正伟说：当前一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是披着制度的合法外衣来操作的。一些部门、一些人既是制度的制订者，又是执行者，怎么体现监督？怎么体现公平？怎么可能不产生不正之风？因此，他强调：“对行业不正之风，既要敢管，还要善管，要有挑战行业‘潜规则’的勇气。实践证明，‘潜规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王正伟这番话可谓掷地有声。
战胜“潜规则”不能靠匹夫之勇，不能仅仅通过道德的召唤制造出几个典型，更不能让那些挑战者被撞得头破血流后，加剧公众的绝望，而是要通过不断地创建保障挑战者的制度，让更多人能依托这种制度鼓起勇气挑战“潜规则”。这种制度应能保证挑战者战胜“潜规则”并且自身不受其害。
3、挑战潜规则（3）
我当领导是这样做的：
挑战“捂规则”，绝不报喜不报忧；
挑战“号规则”，功夫不在嘴上，业绩不是吹出来的；
挑战“杯规则”，干部的业绩不是比“啤酒肚”的大小；
挑战“圈规则”，不把精力放在拉帮结派上；
挑战“奴规则”，认理不认人，无私则无畏。
4。德是做人的根本，更是当领导从政的根本（1）
近年来，一些领导放松了道德修养，使得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力寻租、贪污腐化、买官卖官、执法犯法、公款吃喝等腐败现象沉渣泛起，而且逐渐形成了如下特点：
一是涉案高层化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大案必与政连，要案必与领导通的现象；二是涉案资金巨大的倾向，动辄几百万，往往职位越高，权力越大，腐败涉案的金额就越大。
权力的实质就是由于权力主体控制某种资源而具有的影响他人的能力。领导是各种权力的行使主体，领导的行政级别越高，他的权力就越大，所掌握的影响别人的资源就越多，如果他们想腐败，他们就越容易腐败。权力腐败现象不仅干扰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影响社会的政治稳定，毒化社会风气，而且还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削弱了党的公信力。
有人用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审视佞领导，总结出骄、奢、淫、逸、赌、渎、贪七种特征。
骄
飞扬跋扈，骄横霸道，俨然一个土皇帝，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凭想当然办事情，动不动就拍脑袋，刚愎自用，唯我独尊，讳疾忌医，听不进批评话，对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击报复，实施加害，容不得所谓杂音。像程维高、慕绥新、杜保乾就是这类佞领导。
奢
奢侈华丽，劳民伤财，铺张浪费，挥霍无度。把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忘得一干二净。整天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挥金如土，纸醉金迷，讲排场、摆阔气，比富斗富，公款吃喝，超前消费，坐豪华车、吃天价饭，一顿饭一头牛，屁股下面一座楼。
淫
领导德行缺失的另一个表现，就是色情腐败现象严重。醉生梦死，荒淫无度，生活作风不检点，包二奶、养情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被查处的贪官，绝大多数都栽倒在好色上。有专家称，领导的腐败从婚外性关系伊始，这已成为一个定律。色情腐败的层出不穷和愈演愈烈，与社会对领导的情感生活注意和监督不够有关。
逸
贪图安逸，随心所欲，游山玩水，玩物丧志，追求舒适享乐，贪图安逸清闲，一心经营家庭的安乐窝，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夫贵妻荣，父功子荫。不思进取，无所用心。官僚主义，工作漂浮，作风不深入，满足于听汇报，对群众感情麻木，当领导当老爷。
赌
嗜赌成性，利令智昏。整天热衷于打牌赌博，甚至挪用公款，出境豪赌。如马向东从1996年至1999年先后17次到港澳赌博。成克杰到澳门豪赌，输掉数以千万计的公款。
渎
失职渎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营私舞弊，把党的方针政策当做耳边风，置若罔闻，我行我素。如重庆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秦昌典、原政协副主席王式惠在引进设备过程中，严重失职渎职，给国家造成了1000万美元的巨大经济损失。
贪
贪婪无度，欲壑难填，见利忘义，权力寻租，与不法商人组成利益集团，出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四川省犍县原县委书记田玉飞、原县长杨国友等人接受乐山市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贿赂两千多万元，将价值亿的国有资产以4000万元的超低价卖给东能集团。
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论坛》刊登文章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少数领导经受不住考验，思想道德防线被冲破，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走向犯罪。反思这些步入歧途的领导，不难发现，他们往往先是道德品质上出现问题，而后，思想意识的转化必然导致行为的变化。
而今领导德行建设面临困难的原因是：
第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首先，市场经济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拜金主义、金钱至上等观念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许多领导也受到这些思想的影响。其次，个别领导的作风不好，也直接影响了整个领导道德建设。如果腐败领导的行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必将对清廉领导产生巨大伤害，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再次，我国公民的现代公民意识缺位也是面临的主要困难之一。道德是靠舆论来维系的，这需要公民具有现代公民意识。而我国公民的特点是，臣民意识残余比较多，领导本位意识还比较严重，公民的政治参与不论从热情还是从广度来说都还比较低，对于涉及不到自身利益的公共事务态度比较冷淡，这使得我们的领导道德建设缺乏应有的坚实的舆论基础。
4。德是做人的根本，更是当领导从政的根本（2）
第二，体制的不完善为一些领导道德失范开启了方便之门。西方政治哲学认为，制度建设的前提假设是人性本恶，因为人性本恶，所以在政治权力的配置上应该设计较为完善的制度，以防止权力的滥用。而我国传统的政治前提假设乃是人性本善，所以我国传统社会中重人治，而缺乏法治，缺乏完备的制度设计。我国领导在运用权力的时候，更多的是靠道德良心制约自己的行为，缺少严格的制度规范人们的行为。在这种只靠应该，而缺乏必须的状况下，在金钱、权力、美色等各种诱惑下，某些领导的道德失范就从可能变成了现实。
第三，领导道德评价机制不完善。良好的道德评价机制能够使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得到肯定，受到社会舆论的赞扬；使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受到一定程度的惩罚，承担舆论压力，付出代价。我们现在的领导道德评价机制还不够完善，在某些地方，那些性情耿直、敢于直言而对工作又兢兢业业的领导不但得不到重用，反而受到冷落，被边缘化；相反，那些善于曲意奉承而政绩平平的人却能够飞黄腾达。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不能发挥领导道德评价机制应有的正面作用，反而会鼓励不道德行为的存在和蔓延。
我想产生腐败的原因不外乎两种，即主观思想作祟和客观环境诱导。而要铲除腐败的方法也只有两种，即从外部环境上讲，要建立健全惩治监督机制；从内部环境上讲，要加强干部的道德修养建设，移用“师德”一词的含义，加强干部的道德修养建设就是要加强“领导德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完善的今天，加强“领导德建设”，不断提高干部一心为民的道德修养，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刻不容缓的大事。
“民无德不立，政无德不威”。德是做人的根本，更是当领导从政的根本。近些年来，我党涌现出了一大批如孔繁森、任长霞等的好公仆，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事业充满了信任、信心和希望。但同时，干部队伍中也出现了如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德不修、政风不正的腐败分子。这些领导干部的“缺德”，严重地损害着党的肌体，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加强领导德建设是实施公民道德建设战略部署的要求。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朱熹亦称：“上行下效，捷于影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都认识到，官员如果能在道德上率先垂范，便可收到“不令而行”、“不劳而治”的功效。反之，官员若缺德、无德，则“虽令不从”，会对社会的道德风尚产生不良影响。落实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首先要加强“领导德”建设。
加强领导德建设是党的宗旨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也是领导德的第一要务和根本所在。古时的官吏也曾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豪言，而今的共产党人更是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更要自觉摆正同群众的关系，破除“领导本位”意识，做到情系百姓，权为民用，利为民谋。有人说得好：“当领导是最容易的事，只要你心里想着老百姓；当领导也是最难的事，因为你必须时时想着老百姓。”
加强领导德建设是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要求。“好人不见得是好领导，但好领导必须是好人”。群众评价一个干部，不仅看他们怎样做事，还要看他们怎样做人。不当政客，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成为值得人民群众信赖的人。
加强领导德建设是对领导干部“安全着陆”的要求。从实践看，贪婪的领导都有一个蜕变过程，先是思想道德上出现了问题，贪图权力、金钱、美色，放弃了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进而行为脱轨，越陷越深，最后触犯刑律，身陷牢笼。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权力往往是不法分子追逐和进攻的重点目标，领导干部要有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性，自觉维护好权力的尊严；要有一种民事未妥就寝食难安的责任心。
“道德建设，从领导做起。领导德建设，从我做起。”以德律己、以德修身、以德律权、以德立威、以德服众，在内心深处筑起一道牢固的思想道德防线，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反躬自省，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进，把自己修炼成一个道德高尚者，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重托。
。 想看书来
4。德是做人的根本，更是当领导从政的根本（3）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领导德缺失问题，还是要通过制度设计监督、制约领导手中的权力，树立起法律的真正权威。
附录：
彭德怀说当领导的不能先富
本文讲述的是彭德怀在体察三线地区老百姓生活时的一个插曲，展现了他对民生的殷切关注和共产党员的一身正气。
一到周末，参加三线建设的职工都爱成群结队地到小街上来“赶场”，从总指挥部所在的渡口大桥到这里的公共汽车，到了星期天就会挤得快要“爆炸”。
离攀枝花会战总指挥部不远的云南境内，有一个小集镇名叫仁和镇，建设大军开进大山里来之前，是这里最大的一个乡镇。镇上共有近百户人家，大都是一些简陋的瓦房和茅草房，一条狭窄的街道不足二百米，全是土路。只要一下雨，街面上就满是泥泞，过路的人和牛马将稀泥带得到处都是。加之有的人家的猪圈、羊圈或牛圈面朝当街，与商店、饭店并立，过路时大街上就会飘来一股莫名的怪味。
正是这样的一个小镇，由于紧邻着川滇两省的交通要道，因此来往的马帮终年不断。这些马帮为这偏远的大山带来了布匹和食盐，同时也将这里的兽皮与特产运往云南和四川。仁和这条小街在当地也就很有了名气，是当地公社（乡）的所在地，小街上住着不少当地的干部。
攀枝花建设拉开序幕之后，由于大山里缺医少药，在“全国支援三线建设”的口号下，从上海迁来了一家医院，在小街的中心位置建了几间平房，改名为仁和医院，开始为三线建设的职工和当地老乡治病。医生和护士都是上海人，到了这里的感觉可想而知。
那些参加三线建设的职工每到星期天休息的时候，都爱成群结队地到这条小街上来“赶场”，在小街上转一转，然后买一点自己需要的生活用品或者一些当地老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