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打不尽。贪婪的官朝朝杀，朝朝有贪婪的官。”
从历史和现实看，腐败问题具有多面性、复杂性、顽固性，反腐败斗争也具有多面性、复杂性、尖锐性。
腐败已经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是最大的政治污染，也是最大的政治挑战。腐败不是不可战胜的，中国必须、也能够挑战腐败；实施改革、开放与制度建设一体化的综合防治腐败战略是遏制腐败的重大举措。
腐败分子有力量吗？这种说法也许会有人觉得奇怪。但在今天，这个问题实际上已经不得不重视了，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目前腐败现状的判断，影响到已有的反腐败措施是否能够奏效。
记得在并不遥远的20世纪80年代，偶尔被发现的腐败分子大体具有这些特点：从身份上，主要是一个单位可以直接接触到钱物的人，比如会计或主管财务的负责人等；腐败行为暴露前，腐败者往往胆战心惊，低眉顺眼，接人待物也格外谨小慎微；而腐败行为一旦败露，即使达不到法律处罚的标准，也会从此在周围人的眼里成为另类，陷于不得不灰溜溜做人的境地。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正视现实，就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情形已经迥然有异。在一些地方，一些腐败分子不但趾高气扬，而且霸道专横；不但不会成为人们鄙视的对象，甚至会引来艳羡的目光；更重要的是，近些年来，政府反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而腐败者却似乎没有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加大而有所收敛，一些腐败者对抗反腐败的能力也在增强。为反腐败的斗争增加了难度。
2、腐败的力量有多大（2）
需要分析一下，腐败者究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支撑力量。
首先，如今已经有相当多的腐败者不再是低眉顺眼，而是跋扈张狂，有恃无恐。山西著名作家张平说过一句话：搞腐败的人胆子比你想象的大得多。他是有感而发的。腐败而招摇，来自腐败者的自信。为何如此自信？其中原因之一，就是过去被揭露或受到惩罚的概率比较低。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腐败行为的败露往往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内蒙古自治区某旗一位科级干部，搬家时将47万元存折遗忘在旧房子里，被民工拆房过程中意外发现，由此被查出400多万元的不明财产；贪污、挪用公款高达亿元的原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是由于情人告状败露的。如此等等，人们可能会提出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这些偶然的事件没有发生呢？
腐败现象依靠偶然败露才能被揭露，这种现象预示着，腐败的手段已经达到了更加隐秘的地步。
当然，腐败者的力量更重要的是表现在逃避惩罚甚至反制反腐败上。近年来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腐败分子外逃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往往都是在关键时刻外逃。而腐败分子能够成功外逃，不仅是由于个人的巧妙安排，更多的是“有人相助”。相助者何人？有权有势者。
赖昌星能成功外逃，是由于原福建省公安厅副厅长兼福州市公安局局长庄如顺的“鼎力帮助”。有权势者为何助腐败者外逃？有论者指出，放跑了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嫌疑人，一方面可以使出逃者免遭惩罚逍遥法外，另一方面又免得“拔出萝卜带出泥”，起到保护少数与之有“关联”的贪官平安的作用。
从这里人们能看到的是腐败者互相保护机制的形成，而这种机制的效力显然不仅仅由于个人的能力。
若干年前，有人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充满杀气的腐败》。乍看题目有些奇怪，腐败与杀气如何联系在一起？但只要看一下现实生活中腐败举报者的命运，困惑就迎刃而解。
从揭露出来的一些案件来看，腐败者对腐败举报者的打击报复，已经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甚至雇凶杀人，动用司法力量打击举报者，也屡见不鲜。武汉铁路分局原副局长刘志祥，雇凶杀害举报者高铁柱，最后却因“有立功表现”而免去一死。而举报鞍山市国税局违法违规行为的李文娟，遭遇的种种报复和打击，包括两次被辞退工作，被劳动教养1年。类似的事件无疑对反腐败者具有一种强烈的震慑作用，以至连李文娟本人也无奈地说，如果重新选择，再也不选择举报了。
做人人品要正，当领导的领导德要兴。历史证明，道德是安国兴邦之基。德兴业兴，德毁业败。
我觉得对反腐败问题不能抱着理想主义的心愿。腐败分子们是一个个利益集团，与腐败集团的斗争，时时刻刻都充斥着凶险。你看，严嵩为首的奸党，从上到下把持着两京一十三省，他们把国库贪墨空了，便推出“改稻为桑”的所谓国策，其目的一方面是要掩盖自己的贪墨罪恶，一方面是要利用这一国策的“合理合法性”，再来大量掠夺农民的土地。他们不仅在“贪”上费尽心思，而且在掩盖自己罪行上，在对付正义力量上，也是“机关算尽”。
因此，要同腐败集团、腐败分子斗争，必须有海瑞那样无畏的勇气。海瑞对腐败是“零容忍度”，他反腐败最彻底、最坚决、最无畏、最执著。他的报国忧民的伟大胸怀以及铁骨铮铮向腐败宣战的壮举，体现了一种崇高，展现了一种气势，展示了一种力量，昭示了一种精神，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可贵的。
我当领导这些年，时常给老婆孩子上“如何杜绝腐败”课，教育他们要守得住清贫，贪欲膨胀是堕落的开始；顶得住诱惑，不为名、权、酒、色、财、气所动；不把公权当做私人谋利工具；工作失职、工作无业绩也是腐败。莫伸手，免费的午餐，只有捕鼠夹上才有。
3、挑战潜规则（1）
潜规则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个个都感觉得到的规则。
一位领导总结了当前的权力场上流行的三条语言朴实、内涵丰富、活生生的潜规则。
第一条：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
安徽省利辛县的县委书记夏一松，当县委书记时，他确实想为人民做点事，个人要求很严。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利辛县虽然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他任职180天，收到了数十万元的红包重礼，他全部上交了。结果，他这个县委书记当不下去了，他只好把辞职报告放到桌上自己辞职。这就应验了这位领导总结的第一条规则：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他说你开口去索要别人的东西，恐怕是风险太大了。但是自觉送来的一些红包礼品收了是没有问题的，在我们这里好像正常的一样。
还有一个例子，这是《检察日报》曾经刊登过的。
广东省揭阳市委宣传部长邓伟斌，在任普宁县委书记时，应该说也是一个比较谨慎的县委书记。当他上任之后，就发现势头不对，端午、中秋节、春节这三个节日在广东是很受重视的，所以一到节日，上门送红包的就络绎不绝。他认为这样不妥，就采取谢绝的办法。来了送红包的，就跟他们解释，我们都是同事，上下级关系，主要搞好工作，我们就增进了友谊，这样搞是不对的。
但是，第一个来的工作还没做完，后面又来了一个，只好把红包放起来，这第二个还没有做完，又来了第三个……
他又采取了第二个办法，就是你给我送了5000元红包，我下次在你小孩过生日、你父亲过生日、家中有什么红白喜事的时候，把这个红包退给你，就好像一种礼尚往来，我不要你的。结果这个办法也不行。为什么呢？他给下面的干部送了红包，那个收了红包的干部下次送红包就翻番，甚至翻几番。他认为：你看县委书记那么瞧得起我，于是他肯定就出于一种感激，何况本来就想跟他搞好关系，就翻几番来返回。因此，邓伟斌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办法，于是只好采取上交纪委的办法。凡是送来的红包，他都交到纪委去。
结果他这个行为，遭到了在省里工作的老上级，还有一些同事，一些老朋友、老同学的劝阻。有的是写信，有的顺便路过的时候上门劝告他：你这样搞不行，你会玩不下去的。后来他离开县委书记职位后，调任到市委当宣传部长、市委常委的时候，案子发了，以受贿罪被抓。他惹了祸无疑，但是什么因素让一个不想惹祸的人惹了祸呢？
我看了这个案子体会很深。“不能搞腐败，也不能太廉洁”，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就是我们诸多因素形成的社会风气。
第二条，教子教孙，都要教导他们跟一把手搞好关系。
因为组织部门考察干部，主要是听一把手的，一个干部评价、提拔，其主动权掌握在一把手手里，下面的人的评说只是参考。
对于这一条我的体会太深了。因为在一些地方或部门，群众口碑好、民意测验优秀的干部，如果没有与一把手搞好关系，也是难以得到重用的。
第三条，与我共事的都是“好人”。你要坚持原则，你要说别人的不对，你肯定招致别人的怨恨。
这三条体会语言朴实，寓意深刻，客观地反映了现状。
现状归现状，我是不信邪的人，我们都应该做挑战这样的潜规则的人。
我认为，作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进不了文件、上不了台面、见不得阳光”的所谓“潜规则”，是一种消极的、腐败的、反规则的社会现象。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的背后是这样那样的利益，它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这种潜规则的存在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不可言传的“黑规则”、“恶规则”、“暗规则”，背离了正义观念或正式制度的规定，侵犯了主流意识形态或正式制度所维护的利益。因此，它对社会的危害就是显而易见的。
3、挑战潜规则（2）
潜规则虽无形无踪，无名无分，逆情悖理，但由于其在一定范围内客观存在，导致了少数干部奉行“朝中无人莫当领导”的信条，当领导立身找个靠山，买领导、卖领导成为交易。有些人遇事“不找组织，而找关系”，做事不求“群众拍手，但求领导点头”。这些潜规则的存在，无形中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
“潜规则”贯彻的是“以我为本”的思想，是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公共利益的“规则”。它使人们把正常的事当做不正常的事来看待，按潜规则行事的人即使触犯显规则，有时也得不到应有的惩罚，相反，有时还会因获得大量灰色利益而得到一些人的“羡慕”。这种现实影响着人们的是非观念、荣辱观念，消解着现代社会应有的法治、公平、人道、规则等基本理念。
在部分地区、部分单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些想为民办实事，有心反腐败的领导干部，不得不去掂量这两种风险的机会成本。为了让自己的政治生命延续下去，一些领导干部不敢求真务实，不敢秉公办事，不得不逐渐忘掉显规则，逐渐适应潜规则，唯上而不唯民，唯腐而不唯廉，陷入腐败堕落的深渊而不能自拔。如果让潜规则盛行，正义和德行难以得到鼓励和张扬，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将因此变得十分脆弱。
而前面提到的海瑞，就是一个敢于挑战潜规则的斗士，一位不被权力场“潜规则”同化的奇人。海瑞因此成了奇人而流芳百世。
海瑞出身贫寒，苦读圣贤书，直到37岁才当上了举人，41岁才当上福建南平的教谕，混进了“公务员”队伍。此时，海瑞作为一位“教委主任”，也只能算是身处清水衙门，他只需要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日子就行了。
可海瑞毕竟是海瑞，非要把工作干得有声有色，对学生督学甚严，以至于被学生送了个绰号——“海阎王”。此后，海瑞每到一地当领导，都严格整肃吏治，搞得周围的领导感到很不舒服，有的干脆就辞职不干。但海瑞毫不动摇，到了皇帝身边还要直言进谏。
嘉靖非常震怒，但考虑到海瑞是个清白的官就保留了他的项上人头，革职关押，直至嘉靖死后才被放出来。前半生曾在权力场“跌倒”的海瑞依然我行我素，奉行卓尔不凡的“当领导准则”，后来仍由于得罪权贵屡被罢官或者受到弹劾，死的时候身无长物，一贫如洗，但有无数百姓前去为他送葬。
在那些精于“领导之术”的人看来，海瑞的做法显得有些“死脑筋”、“一根筋”，不善于协调关系，也不善于保护自己，四面树敌，真可谓是不谙当“领导之道”的“蠢材”。
在我看来，海瑞真是一位奇人，也是一位在封建社会里凤毛麟角、难得一见的清白的官。他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彪炳史册、永驻人心。
时下，在一些干部中盛传着“批评上级，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批评自己，自寻烦恼”的“口诀”，封建社会的权力场的“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