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孙子兵法- 第54部分

　　所谓“绝地”就是没有退路的地方，行军打仗遇到“绝地”时，一定要侦查地形，确认没有危险时，一定要迅速通过，绝不能久留。否则一旦遭到攻击，就会使军队陷入绝境。

　　所谓“围地”就是可以设伏的地方，行军打仗遇到“围地”时，千万不要错过机会，要巧设奇谋，一定要想法设法的把敌军引入埋伏圈。

　　所谓“死地”就是没有任何生存机会的地方，遇到“死地”时，除了殊死战斗以外，没有其他办法。

　　所以，善于指挥大军的将帅，一定要弄明白：那些道路是不能通行的；那些敌军是不能攻打的；那些城邑是不能攻取的；那些地方是不能争夺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善于指挥战争的将帅，必须掌握随机应变的灵活运用，不能呆板的制定战略，不能跟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打转转，要做到敌变我变，敌不变我还要引导他变，这才是懂得用兵之道的人。

　　所谓“九变”就是：九为极数，九变指极其机动灵活之作战方法。将帅如果不能精通各种机变的运用，那么即使了解地形，也不能抢占主动权，不能得到地利。

　　所谓“五利”就是：途可由、不由？军可击、不击？城可攻、不攻？地可争、不争？若战道自得，君命可不受焉。

　　指挥军队不知道各种机变的方法，虽然知道“五利”，也不能充分发挥军队的作用。

　　孙子说：“圮地无舍，衢地合交，绝地无留，围地则谋，死地则战，途有所不由，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君命有所不受。”这些都是针对善于指挥战争的将帅所说的，也就是说能够做到这些要求的将帅，一定是个好将军。如果引申到企业管理中来，对企业如何投资、如何发展、如何开发产品、如何创新、如何建立企业文化、如何提高竞争力等等这些，都是专家该做的事。如何领导这些专家就成了一大学问了。

　　随着企业的不断地发展和规模的不断壮大，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必然发生，也必将在一定阶段内持续存在。这一方面是由于目前企业整体的发展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人才的供需状况决定的。

　　因此，不管是作为外行的领导来说，还是作为内行的下属来讲，面对这种状况，端正心态、摆正位置、把正尺度却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外行领导内行的前提，尤其是对于外行的领导来说。不然，没有了前提，外行领导内行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作为外行的领导来说，要想真正领导好和管理好内行的下属，通过专家辩论式的*提案来实现外行管理内行才有可能（其他文章有详细阐述）。但是外行绝对不能代替内行，否则就变成“瞎指挥”了。　。　想看书来

粟裕的建议
粟裕的建议

　　渡江战略跃进工作，一切都在按计划秘密进行。所成立的东南野战军全力以赴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

　　二三月间，毛主席命令刘邓、陈谢等部集中打几个胜仗，以配合粟裕部休整。

　　粟裕则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率领一兵团开赴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休整补充，为渡江南下做最后的准备。

　　就在这紧锣密鼓的准备过程中，粟裕在华东野前委扩大会议期间，突然向陈毅提出暂不渡江，而是留在中原，协助刘邓在打几个歼灭战，把1948年的南线作战重点，从渡江跃进完全转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大胆设想。

　　这个方案已经折磨粟裕几个月了。

　　还在2　月1　日给中央军委的那封探讨式的电报中，粟裕就表露过这种倾向，提出把战略重点放在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的主张。他曾建议将在中原的3　支野战军划归刘邓指挥，打几个歼灭战。由于没有考虑成熟，粟裕当时没有对中央南下跃进的方针提出异议。随后，他在指导并亲自主持渡江准备工作的同时，反复琢磨，反复思考，在两个月中对渡江跃进的利害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分析和判断。

　　作为战区指挥员，粟裕总是从战略、从全局来看问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把渡江跃进“和未来的南线决战联系起来考虑的，这涉及到以什么样的战法，在江南还是在江北和在什么时机同敌人进行南线决战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粟裕对自己、对敌人，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都有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

　　他知道自己部队的长处，对如何作战更是无比熟悉。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转折就是同蒋军进行决战，而过去两年的基本经验则是只有成建制地歼灭敌军主力，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第一要旨，第一兵团的3　个纵队，和华野其他主力一样，经过近两年的浴血奋战，不断探索，不断发展，已壮大成为火力装备不下于蒋军精锐主力的部队。

　　而在粟裕看来，今后要同敌人展开决战，要攻克重点设防的城市要塞，要在野战中与迅速构成防御阵地的蒋军作战，正是需要这样的部队，需要强大火力才能歼灭旅、师以至兵团建制的敌军。而这样的部队和作战，对战争的贡献非常之大，同时粮食、兵员、弹药及其战争物资的消耗也极大，这些可以部分地取自于敌方敌区，但大部分还需要取自于解放区的大后方。他想起目前刘邓、陈谢以及自己和陈毅，实际上都依靠后方作战，还是在相当大程度上依靠晋冀鲁豫和山东的支援，方敢与国民党逐鹿中原，争取在统一指挥协同作战中打大歼灭战。

　　粟裕对渡江后能否吸引那么多敌人也表示怀疑。毛主席在1　月17日的电报中估计。3　个纵队过江会吸引敌军20、30个旅回防，而粟裕则不这么看。当年跟随毛主席一起上井冈山，又善于实施全局性指挥的粟裕，同样了解敌人，摸透了敌人的脾气。在他看来，解放军以一个兵团10万多人的兵力渡江，蒋介石不会调他的两个整编师等机械化重装备的主力部队，而放弃重武器到江南水网地区寻解放军作战，也不会让战斗力很强的广西部队回江南，那是放虎归山，会与他争夺江南宝地。蒋介石只会调动他在中原的二流三流的部队，刘邓在中原，他不敢抽一个精兵去江南。这样，对于大局也就没有决定作用。

　　粟裕还有他更为重要的看法。他从陈毅的传达中得知，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是“变江南为中原，变中原为华北，胜利就来了”。他认为，这种设想非常富有远见。可是，如果不能在中原先打几个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之主力，就匆匆忙忙跃进江南，那么江南在无后方的半游击性作战中，就未必能迅速变成半后方大兵团作战的中原。而中原敌人则可以重点防御，机动增援，在我分兵江南，主力削弱的情况下，也难以迅速成巩固的华北。

　　粟裕还看到，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和回师中原，确系避我之短，扬我之长，而跃进江南，对于一兵团这样一个重装备运用已很熟练、围歼敌人能力很强的部队来说，反倒成了丢其所长。跃进江南，计划上是这样讲，但实际上并不轻松，要边打边走，至少损失5　万人，如果这些人用于中原作战，完全有把握歼灭敌人好几个整编师。这样，减轻老解放区负担、避免后方崩溃的战略任务，既然可以通过出击中原而完成，就没有必要放弃集中全力在中原歼敌的机会，而急于跃进江南去。

　　粟裕还有更妙的一条，那就是他的经验、他的战场直觉。擅长韬略、智勇双全的粟裕，已有20多年的作战经历，诸多的经验教训造就了他那灵敏的战场直觉。他担任参谋长时的红十军团的覆没，他所指挥领导的苏浙军区部队绝粮久困于天目山，一年前刘邓首长千里跃大别山几乎丢弃全部重装备，使他看到现在10万多人跃进长江以南杀出一条血路，作完全没有后方的作战，必然要丢弃全部重装备，减员一半，出现大批伤亡，伤员无法收容与归队，逃亡失散不断；尤其是火力减弱与伤员、弹药的极大困难，将使指挥员难以捕捉战机和坚持歼敌，在当前国共决战的非常形势下，补给严重困难和“与民争食”，将使10万大军难以立足。

　　经过这样反反复复思考，反反复复对比，最后，粟裕终于鼓足勇气，向他的老军长陈毅司令员详详细细汇报了2　个月来一直在折磨着他的这些重大问题。

　　一直在忙于主持军政要务的陈毅，被粟裕这一大胆设想给提“懵”了，感到非常意外。这种改变中央战略方针而牵动全局的意见，又是在国共两军即将拉开决战帷幕的关键时刻，其严重性是可想而知的。

　　由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军委主席、用兵如神的毛主席反复考虑、亲自主持，经毛主席和陈毅和你粟裕反复商议，最后同意了粟裕提出的具体实施方案，并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的战略行动方针，还可能对之提出异议吗？

　　况且，毛主席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有深刻理论阐明并有实践依据的，而且部署非常之周详，又投入了这么多这么大的精力，不仅华野第一兵团，不仅华野，而且整个中原野战军都惊动了。

　　陈毅十分清楚地记得，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所作的理论分析。

　　粟裕的建议使亲身参与这一战略方针方案制定，并同毛主席有着相同军事性格的陈毅，一时难以接受。

　　在最初的几天里，以善下快棋著称的陈毅司令员，常常举棋不定，心不在“焉”。随着一次次促膝谈心，陈毅进入了深思，他必须十分慎重地考虑，方能做出正确决定。陈毅越想越感到粟裕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再仔细推敲，发觉又是可行的，认为这个方案能够行得通。

　　陈毅是一个豪爽、耿直的人，是一个善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也善于听取别人意见，并善于放弃自己服从事实、服从真理的人。他渐渐地被说服，渐渐感到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非常可贵的举动。他为粟裕这种置个人得失于不顾，大胆直陈的恢宏气度所感动。最后，他十分坚定十分明确的对粟裕说：你的建议很重要，要鼓足勇气大胆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

　　说服了陈毅并得到鼓励的粟裕，信心更足了。但要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改变一个事关全局的战略方针，说服毛主席主席，他心里实在没有多少把握。他没有立即给毛主席发电报，而是采取较为稳妥、周密的步骤，给刘邓首长发去电报。

　　4　月16日，粟裕发电给刘伯承和*，向两位首长陈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请钧座予指正”。他深知获得刘邓的支持是何等重要，而刘邓的态度在毛主席那里是极有份量的。

　　刘邓接电后，立即进行研究，同一天，致电中央军委及陈、粟。电报说：“照现在的情况看来我们担心的是过江很少把握。“如果过江与自身准备尚不充分，则以退出几个月为好……如果粟部迟出，加人中原作战，争取多歼灭些敌人，而后再出，亦属稳妥，亦可打开中原战局。”

　　有了陈、刘、邓三位首长的支持，4　月18日，粟裕将长达3000多字的详细报告，致电中工委刘少奇、朱德，并请转中央军委，并报华东局。为明确责任，电报是以粟裕个人名义发出的。

　　于是，才有了上述提到的这份长电。粟裕电报最后特别表示：“我们对南渡准备仍积极进行，决不后悔。”并一再说明，这是自己不成熟的意见，虽经月余考虑，恐有不周，加以对政局方面的情况了解太少，“斗胆直呈，是否正确尚祈指示。”

　　收到粟裕“斗胆直呈”的电报后，毛主席既高兴又惊奇，反复权衡，决定先不忙下结论。

　　粟裕率军南渡，这是毛主席始终关注的问题。早在3　月10日，毛主席还未东渡黄河之前，他曾致电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我们拟于3　月20日动身东移，约于4　月15日左右可到你处，届时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

　　刚到城南庄的毛主席，收到粟裕和刘伯承、*等关于改变渡江南下战略方针的电报，决定要陈毅、粟裕尽快来中央，向中央具体汇报他们的意见，以便中央对行动方针作出最后决策，并把这个问题列人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重要议程，要求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四大书记先作研究。

　　陈毅、粟裕迅即达到城南庄。在城南庄会议上，粟裕汇报了3　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根据。

　　听了粟裕的汇报，毛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当即进行研究，对渡江跃进问题重新进行讨论，反复研究，最后，毛主席在听取总结会议意见的基础上，同意和采纳了意见，对华野一兵团的任务重新做了布置。

　　会议结束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