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后，爸爸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爸爸，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爸爸悄悄打电话问妈妈：现在压得很紧，问得很具体，要不要说？妈妈很坚决地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外交部有人评价说：乔冠华虽然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但对夫人龚澎却是言听计从。在很多问题上，爸爸总是习惯听妈妈的意见，后来事实也证明，妈妈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的确比爸爸坚定、果断。
其实妈妈自己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她每天到外交部上班，爬上6层楼后第一件事是打扫公共厕所的卫生。打扫完后，妈妈坐在楼梯上喘口气，有的人看到她就绕着走，对此，母亲看得开。每天下班，等大家几乎都*后，哥哥推着自行车来接妈妈，妈妈坐在后架上，哥哥把她送到台基厂北口的公交站，把妈妈送上3路无轨电车，哥哥再骑车紧随其后，到了美术馆，再用自行车把妈妈带回家，那时，她的身体已孱弱不堪。
“*”一开始，妈妈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她说，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可以教历史，你爸爸可以教语文，总有办法活下去。妈妈还给全家都做好了棉衣，特别为爸爸做了丝棉裤。妈妈说，你们将来大了，成了家后有孩子还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和你爸爸就喜欢热热闹闹一大家人团聚在一起，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可惜，我们再也没有这种团聚的机会。1968年，哥哥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丹东农场锻炼，第二年夏天，我欢天喜地地离开北京，到了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大熔炉”内蒙古插队。妈妈那时身体已经很不好，她特别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我那时只有16岁，我没有注意到妈妈略带哀伤的神情，也没有意识到，妈妈能留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
1970年，妈妈在家里突然晕倒，幸好探亲回来的哥哥及时发现，和爸爸一起把她送到北京医院急救，第一次脑出血时，我从内蒙古赶回来。虚弱的妈妈看到我，脸上露出由衷宽慰的笑容：“见到女儿病就好了一半！”妈妈恢复得比较好，大家也很乐观。妈妈从来没和我谈起她的痛苦，也从来不抱怨，每次见到我，她总是慈祥地笑着，紧紧地盯着我，似乎想把所有的爱都留下来？？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母亲龚澎（9）
再下乡前，妈妈装作不经意跟我谈过一次“以后”的问题，我知道她是在为万一发生的情况做准备，这是她的想法：对子女的教育“有生有死”。我一直都记得妈妈说这些话的神情：镇静而不哀伤。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女人，甚至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我固执地不听，因为我不相信妈妈会走。每当妈妈尝试着跟爸爸谈及此话题时，她一张口，爸爸就几乎不能自持，他总是哽咽着说：“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有一天我恰巧经过病房门口，听到里面传出爸爸一阵阵呜咽声，我悄悄往里看，妈妈与爸爸深情地对望，妈妈依然沉静，爸爸却泪流满面，只是一再地重复那句话：“达令，你不要说了，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
相反，妈妈和哥哥谈得比较多。妈妈太了解爸爸了，知道他在情绪低落时，需要倾诉，她希望在自己走后，哥哥能多扮演这样的角色。她特地嘱咐哥哥：“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没有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后来的事情仿佛应验了妈妈的预感。只有25岁的哥哥抑制着巨大的悲痛，坚强地面对着妈妈最后的嘱托。
妈妈是因为一个很小的细节死的—因为便秘，她脑部第二次出血，再次陷入昏迷，靠机器来维持生命。爸爸已经痛苦得失去方寸，还是周总理决定给妈妈做开颅手术，做最后的尝试。虽然第二天就要访问朝鲜，但他还是匆匆赶到医院来探望，看着妈妈失去往日的活力和美丽，他神色凝重。他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搭在妈妈枯瘦的胳膊上把脉，摇摇头叹息着说：太虚了！后来周总理再次去医院探望，他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她了？？”
奇迹还是没有发生。昏迷了半年后，妈妈还是离我们而去。对我来说，稍感安慰的是，最后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她身边。
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在他记忆里，妈妈应该永远是重庆时期身着戎装英姿勃发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母亲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十几岁时我问过妈妈：“你跟周总理特别熟吧？”妈妈只是简单回答一句：“那是因为工作。”妈妈对总理非常尊敬。在总理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妈妈深受总理影响。有外国记者评价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的确如此。
总理对妈妈也特别信赖与器重。家里发生一连串的变故后，1973年中秋后的一个周末我和哥哥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周伯伯和邓妈妈。周伯伯像对待家里人一样，详细询问我和哥哥的生活与工作，哥哥如实谈了心中的困惑和想法。周伯伯鼓励我们走自己的路，不要靠家里，父亲的事情随他们去。在谈到妈妈时，周伯伯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在那时候，这些话对我和哥哥是极大的安慰。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段时间周总理也处境艰难。
所有人都知道，妈妈走后，受打击最大的人，是爸爸。那段时间，爸爸经常倒一小杯茅台酒一个人孤独地喝着。他经常独自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写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一下子老了许多，头上的小灰帽也不见了，经常，我要用湿毛巾，轻轻擦去他的眼泪。他最爱做的一件事是等我们都睡着后，拿出一个放大镜，一张张地翻看他和妈妈在一起的照片，伤心时，院里的邻居都能听到他哀伤的哭声？？
1971年11月，爸爸率代表团参加联大会议，出发前，一直沉默不语的爸爸突然站起来，走到妈妈的遗像前，掏出白手帕仔细地擦去镜框上的浮尘，然后摘下眼镜，长久地凝视着照片中的母亲。我和哥哥默默地站在房间门口，仿佛也感受到了爸爸、妈妈穿过生死之界的心灵对话。片刻，爸爸向外走了几步，转过身再一次深深地看着妈妈说：“达令，我要动身了！”深吸了一口气后快步走出了大门。爸爸在这次联大会议上的表现，尤其是那个著名的“乔的笑”，是他个人外交生涯上的巅峰，也是中国外交史上闪亮的一页。我一直相信，那笑容的后面，是妈妈深邃的眼睛。
或许是我们以前过得太幸福了，妈妈为我、为这个家庭遮挡了太多的风雨，我没想到，她走后，我的生活会发生那么大的变故，那个曾经幸福的“家”散了，宠我疼我的爸爸也显得那么遥远而陌生。最让我难过的是，妈妈走后第三年，那架东方红牌钢琴，我视为妈妈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也被“清理”而不知所终，那是我心头永远的痛？？
一度我和父亲的距离很远，最长时间我们曾3年没有见过面。1976年，爸爸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他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漩涡，我和哥哥又默默回到他身边。爸爸曾对别人感慨：“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有些事情，我和爸爸从来没有当面讨论过，因为那时候他需要我们的安慰，但我相信爸爸心底是清楚的。有一次，爸爸意味深长地跟我说：“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1983年9月22日中秋节，在团聚的日子里，爸爸离开了人世，我相信，他一定是到天堂与妈妈相会了。
从妈妈去世那一天起，我就暗想：有一天我一定给妈妈写本书，把她的一生记录下来。这对我很重要，我用这种方式怀念自己的妈妈，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写这本书的8年，我时常感觉又重新回到了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日子，这让我既快乐又痛苦，我知道，那些难忘的日子将会伴随我走完一生，直到我和他们在天国里重逢？？
（2008年7月14日）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1）
∷∷口述 韦然
“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又有谁知道，在这些令人眩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
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比起她在荧幕上演绎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云珠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缠绕着大历史与人性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令人喟然长叹，黯然神伤。
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5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上世纪50年代，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2）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