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到堂屋里坐下，杨大爹告诉我，虽然只和我们相处短短的一段时间，但已经把我们当一家人了。开战后，他们天天从报纸上、收音机里了解战况，当运送伤员和烈士尸体的车经过时，他和大妈都要去打听有没有我们的名字。“部队有纪律，我们也无法认得（知道的意思），只有干着急。你大妈看见那些伤兵就要淌眼泪。”
“你活着就好，”大爹又一二三四的问我其他战友的情况，我说到牺牲了的呆子、王红生等人时，大爹的眼泪在眼圈里转了一圈，还是滚了出来，“哎，他们都还是小娃娃呀！”
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大妈抱着一箩青菜回来。大爹吩咐她炖油浸肉，炒鸡蛋，炒花生，然后对我说：“你还记得来看我们，今天叔侄俩好好喝几杯！”
吃饭了，大爹把兰英的哥哥叫来陪酒。不见兰英回来，也不见小弟回来，我的心咯噔起来。一直不好意思打听，现在得问问了。
大爹先和我干了一杯，才告诉我，小弟到县城一中读高中了。兰英远嫁到浙江去了。“其实你们的事我知道。我也看得上你。但我认为不现实。你以前有工作，现在也有工作，我家兰英是个农民呀，你们不可能的！”
已经人去楼空，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手臂上兰英留下的齿印在隐隐作痛。我强忍着痛苦，嘴上说没什么，只能与大爹、大哥一杯接一杯的喝酒。
在大爹面前，我一直控制住我自己，兰英大哥把我送到镇上的旅馆走后，我冲到卫生间哇哇大吐，躺到床上，呼唤着兰英的名字，泪如泻水喷涌而出。
永记真情
我在这样的状态下度过至少一年的时间。以酒消愁，特别是政府安置重新回到县食品公司上班，重操“杀猪匠”职业后，基本上每天在酒坛里泡着。酒量一天比一天下降，半斤会醉，三两也醉。只有烟瘾比以前增加了。
“英雄”的光环还没有从我身上消失，单位上的领导职工见到我眼中都还在透出敬慕的眼光。县里的中学、小学经常请我去给学生们讲战斗故事。戴着大红花坐在讲台上，看着台下那一双双随着我的故事跳跃的眼睛，我觉得我还是或曾经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久经沙场的战士。
但每天睁开被酒精熏肿的双眼，看到镜子中那满脸胡茬，目光无神的面孔，我就在问，这是我吗？
一天，父母来看我，妈妈见到我的样子，泪水不停的往下留。爸爸把烟蒂使劲地在我用罐头盒做的烟灰缸里摁个粉碎，愤怒的骂道：“你还是不是我儿子？当兵白当了！狗屁英雄！”
在我记忆中，爸爸对我从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我被爸爸的震怒吼醒了一半。
“是男人，拿得起，放得下，”平时沉默寡言的爸爸激动起来居然道理一大套。他把妈妈支出去，喝口水，语气缓和一点，“你是我儿子，我知道你为什么。为一个女人值得吗？”
我从没有在父母面前提过兰英，姜还是老的辣。我把我和兰英的事托盘告诉爸爸。爸爸听完后，想了半天才说：“人家都结婚了，难道你还放不下？重新考虑吧。你妈妈为你可伤透了心！”
是呀，我和兰英的故事是不可能有中国小说的圆满结局的。她也许只能是我情感中的一个中转站。我该改变方向了。但兰英永远会在我的心中打下一个结！
半年之后，一个女人走进了我的生活。我们单位的，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她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我的手臂上齿印又突突的疼痛起来。
过了许多年，我理解了“男人拿得起，放得下”的含义。不过，能完全放下的就可以抛在脑后。有的还是只有放在心里。
结婚后，我认认真真工作，认认真真做丈夫，认认真真做父亲。我对妻子说，我还有许多事得去做。妻子问我，是不是你每天睡觉时，都听见你在模模糊糊大喊大叫的原因，你还没有忘记当兵的日子。
我点点头。能忘记吗？杨波的“兄弟，带我回家”，小马的“班长，再见”，还有呆子他们死了也没有闭上的眼睛。我还是他们的班长！ 。。
悲情承诺
春节快到了，我翻开心中的记录存档，有许多事要办，首当其冲的是到杨波家探望杨波的父母。杨波人回祖国，但已永远留在南疆的土地上。两年了，我还没有见过他的父母呢，虽然他那句：“兄弟，带我回家”常常在我耳边响起，我有深深的负罪感。
我对妻子说明情况，妻子通情达理的表示支持，我临走时只交代一句，记着春节前赶回来。
我又一次踏上去云南的火车。火车的轰鸣声让我回到当年我们奔赴前线时乘坐的闷罐军列。时光能否倒流，再让我像以前一样和战友们一起聊天，再像以前一样雄心壮志，报效祖国。但泪水冲开紧闭的双眼时，身旁只有一个个陌生人，我也只是他们身边的一个陌生的过客。
到了杨波家，我轻轻敲开家门，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拉开门缝，憔悴的脸上写着悲痛，他侧身走出来，在楼道问：“请问你是？”
我说明身份和来意，老人显得有些激动，眼圈红了。“活着，好呀，”他回头望望屋里，然后小声交代我：“不好意思，不是不想好好接待你，是怕杨波他妈伤心。”
我明白了老人的心情，我把带来的礼物递到杨叔叔的手里，说：“那我不进屋了，看到你就行。”
“不行，你陪陪我，聊聊天，”杨叔叔坚决地拉住我的手，“在杨波妈妈面前不要暴露你的身份，也不要提杨波的名字。她问你，你就说找我办事的就行。”
我和杨叔叔走进家门，只见客厅正中挂着披着黑纱的杨波的遗像，遗像下面的桌子上摆着一碟水果，一碟糖果。
杨叔先去旁边的卧室看看，再关上门，回到老式的弹簧沙发上，看看我，看看墙上的杨波，掏出手绢檫檫眼睛，轻声的说：“快两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过。”
我才知道，当杨波阵亡的消息传回家里时，杨叔一直瞒着杨妈妈。他把痛苦一直埋在心里，所以才近五十岁的人看上去象个六十出头的老人。“我的头发也是知道小波牺牲以后才变白的。”我内心震撼了，白发人送黑发人，其痛苦就印在杨叔这满头的白发之上呀。
后来部队首长来慰问，再也无法隐瞒了。杨妈妈才确定儿子真的牺牲了，没哭一声，人就晕过去了。送到医院抢救一个多小时，醒来才终于哭出声来。但人已经神志不清了。回到家，每天抱着杨波的照片就流泪，杨叔把照片藏起来，她就红着眼睛骂杨叔：“你把儿子藏哪里去了？”只有让她看见杨波的照片，她才会踏实安静一些，但看着照片，她又每天以泪洗面。吃饭的时候，她都要求摆上三套碗筷，吃一口，嘴里嘟噜一句：“小波，吃饭，”眼泪接着又流下来。只要有人到家里来，提到杨波，杨妈妈又得哭昏过去。见到和杨波年龄不相上下的年轻人，她就要拉着人家：“麻烦你，给我找小波回来！”
“你来之前，才哭累了，刚休息一会呢，”杨叔叹口气，“家里已经没有笑声了。”
杨叔告诉我，杨妈妈已经办了病休，他也向组织提出病休申请，回家好好照顾杨妈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向杨波的遗像鞠了个躬，又向卧室里的杨妈妈鞠了个躬，对杨叔叔说：“我会再来看你们的！”就告辞冲下楼，我再也无法控制眼泪了。
后来，还没等我再一次来看他们，杨叔叔就来信告诉我，为了让杨妈妈摆脱悲伤，他们已经搬到省城。他说，你来看我们，我很高兴，但也痛苦，你的好心我们领了，以后就用信件联系吧。
我理解杨叔叔，虽然经常想去看两位老人，但还是忍住了。杨妈妈一年之后带着对杨波的思念去世了，我赶过去，代替杨波行了孝礼。再过一年，杨叔叔亲情未了，也去找寻杨波、杨妈妈，一家人在另一个世界团聚了。
（笔者注，杨波为作者的表哥，至今躺在麻栗坡烈士陵园里）
英雄母亲
我从杨波家返程的当晚，我就给自己下一个命令：在二年内探望完我们班牺牲的弟兄的亲人，代弟兄们尽尽孝心。
开始，妻子还很支持，她和我是同龄人，知道我们流血流汗、抛家舍己为的是什么，也懂得九死一生铸就的兄弟情谊是丢了生命也不会放弃的。但我每次出去，单位上要请假，家里要跟她伸手要钱，回到家多半是两手空空。她不高兴了：“你到底为什么，他们又不是你杀死的？”
我没有和她争论，我必须完成我既定的任务，他们是我的兄弟，他们先我而去，而我苟活着，不这样做，我一辈子会于心不安。就这样，在两口子磕磕碰碰中，我只剩下王红生家没去了。清明将至，我又起程前往王红生家。
王红生家在河南一个贫困的小山村，经过几天的颠簸，我踏进他家的院子。他家的两间平房已有些破败，只有一间可能是正屋的大门上挂着横匾上的“烈属光荣”四个字还是新的。一条小狗“汪汪”地从屋里冲出来迎接我，随着狗吠声走出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相貌近似红生的中年妇女，她惊疑的看着我这不速之客。我想，她应该是红生的姐姐。
我赶紧主动自我介绍，她也确实是红生的姐姐。她把我让进堂屋，一个两鬓斑白的六十岁左右的老大娘正坐在炕上纳鞋底。大姐大声的说：“娘，红生的战友来看您了！”
大娘抬起头，嘴角微微发颤：“孩子，你是红生的战友？”
我奔上去，搀扶住准备起身下炕的大娘：“大娘，是，我是红生的战友。”
大娘颤抖着双手，从炕沿放着的一个木箱里拿出一张用红布包着的照片，眼泪一滴一滴打在照片上：“红生啊，你的战友来看你了。”我一看照片，心里更感悲伤，那是我们开赴前线前每人留下的半身照，照片上的王红生是那样的稚气，我不仅想起红生照完像后的那声“妈妈呀”的痛哭声。我在心里默默地说：“红生，我替你回家看娘了！”
大娘放下照片，紧紧地拉住我，四下打量，又缩回手：“红生活着，也和你差不多呀！”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扑通”一声跪倒在老人的面前：“娘，您别难过，我也是您的儿子！”
红生的姐姐把我拉起来。大娘揉揉眼睛：“孩子，娘认你！”
吃过晚饭，从大姐、姐夫（吃饭时回来的，地道的农民）的嘴里我得到了家里的情况，红生的外公是一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的老战士，父亲也是军人，退伍后务农，在公社修水渠炸石时遇难了，所以大娘面对亲人的离去既痛苦又能镇定。红生牺牲后，大娘坚持在红生父亲的墓旁建了一座衣冠冢。明天一家正准备去上坟。
我问，看上去家里的生活并不好？大姐说，虽然红生的哥哥在山西的一个煤矿做矿工，但工资低。他们是农民，几乎没有经济来源。虽然大娘有抚恤金，政府也安排为五保户，但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生活还是困难。我说：“娘由我来照顾吧。”
第二天，我站在红生的坟前，我默默无语。表示祭祀结束的鞭炮声响起，我“啪”的立正，向坟里的红生兄弟行了个军礼，放心吧，红生，我会照顾好我们的妈妈的！ 。 想看书来
祸不单行
我又萌生一个想法，建立一个自卫反击战老兵联谊会，加强战友之间的联系，交流退伍后的生活、工作情况，对有困难的战友及家属进行帮助。那时不象现在有电脑、有网络、电子邮件、QQ什么的，靠的是书信联系，搞了半年，只有几个战友联系上。
偏偏这时我又遭遇人生中的一次痛苦的变故。到了90年代初，食品公司已经失去计划经济时代的如今天还存在的“电老虎”、“水老虎”之类垄断企业的显赫地位，效益日渐下滑，最后倒闭。我也成了下岗职工。半年后，我的第一任妻子也下岗了。
当时我们对“下岗”这个词是很难承受的，没有工作，似乎生命已经结束了一半。
妻子和朋友们劝我，你是立过功的英雄，身上还到处是伤疤，这是你的本钱，别人没工作，你不应该没工作，找找人帮跑一跑，让领导再给你安排。我何尝不想有个稳定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为夫为父为子我都得口袋里有几个子儿呀。
可我又觉得正因为我是所谓的“英雄”，战场上死都不怕，还怕没有工作吗？而且当时我对走后门、送礼求情等事是深恶痛疾的，更何况自己还是堂堂正正的三尺男子汉，做过军人的男人，向别人乞求的事坚决不干。这也许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可贵之处，又是可悲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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