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血木棉- 第1部分

引子
一到写字间，我开始重复每天上午上班的规律，打开我的邮箱，看看有没有热心读者提供的新闻线索。现在做报社记者难呀，以前叫写新闻，现在是跑新闻，没有线索，上哪跑去？弄不到有价值的新闻，我又怎么从默默无闻一举成为“名记”呢（心里话）？

　　我的眼睛在一般化的线索中飞速跳跃，象一直几天没进食的饿狼在茫茫的旷野中搜寻。突然，一条信息让我瞪大双眼：“我的一个朋友，是一名农民工，他现在身患绝症，但家境贫困，已经无钱救治，需要社会好心人帮助。他曾经是一名为国流血负伤的军人，帮帮他吧……”

　　“　　农民工”、“军人”、“绝症”、“贫困”这几个主题词在我脑子里飞旋，然后重重的定格。我立马行动，直奔市医院。

　　第一眼见到病床上的杨洪超，我无法想象出他20多年前作为一名军人的模样。蜷缩在病床上的他，骨瘦如柴，满脸惨白，双眼布满血丝，嘴唇红肿。吊瓶里的针水一滴一滴挤进他瘦弱的身体里，也一滴一滴把一阵阵的酸涩刺进我的心里。要不是深深根植的“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古训，堆在眼眶的泪水也许早就喷涌而出。

　　但记者的敏感使我镇定下来，我得弄清事实真相。守在病床旁的他的朋友小李，在审核了我的身份之后，把我带到住院部的花园里。一边讲，一边把准备好的资料复印件递给我。于是，我对杨洪超的现状有了初步的了解：杨洪超，男，49岁，家住桂港市平阳县一个偏僻的山村，1977年入伍，1979年参加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发生在云南、广西边境的自卫反击和防御作战，1980年因伤复员，后下岗回老家成为一名农民。2006年8月进城务工后突然身体感到不适，经县、市医院检查，确诊为白血病。为了治病，已花去15万多元，其中13万是家人向亲戚朋友分期分批借的，1万多是曾经的战友听说后捐赠的。现在如果不进行骨髓移植，生命最多能维持一年。而如果他撒手人寰，家中年迈的老母亲，同样体弱多病的妻子，一个即将高考的儿子，一个马上初中毕业的女儿，就将失去一根生活和精神的顶梁柱。但要做手术，又如何承受那对他来说是天文数字的手术费用呢？

　　“他想活，他不想把已经欠下的巨大债务丢给妻儿子女来承担”，小李红着眼睛激动地说，但眼睛也写出看不到希望的茫然，“我们去找过民政部门，领导补助了5000块钱。但缺口还大呀”。

　　我也无言无语，突然想起那首《血染的风采》，“也许我告别将不再回来，你是否理解？你是否明白？也许我倒下将不再起来，你是否还要永久的期待？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旗帜上有我们血染的风采。也许我的眼睛再不能睁开，你是否理解我沉默的情怀？也许我长眠再不能醒来，你是否相信我化作了山脉？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共和国的土壤里有我们付出的爱！”

　　我不能让他倒下，不能让英雄悲哀！

　　接下来的几天，我除了到他家乡实际核实，每天抽时间到医院与杨洪超以及他的朋友（因上有老下有小，他的妻子没到城里来，都是和他一起进城务工的好哥们轮班守候他）聊天外，主要的事就是不停止的翻阅小李交给我的杨洪超的战友写的证明材料，用尽一切可以使用的办法向他的战友了解他在部队的情况，查找那场似乎离我们已经很远但又很近的战争的各种记录。终于，一个战士杨洪超从朦朦胧胧的硝烟中走进我的视线中。

梦想成真
一列闷罐火车，头顶不停吐着灰色烟雾，空隆空隆马不停蹄地向祖国的西南方向驶去。这是1979年年初，我们乘坐的军列。

　　车厢里的军人们，不管是军官还是士兵，都已经知道自己这一次出征的使命——　“保卫祖国，保卫南疆”。临战前的兴奋、沉闷、寂静，反反复复在车厢弥漫。

　　我，杨洪超，堂堂1米72的男子汉，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是充满了勇往直前、建立奇功、报效祖国的豪情壮志的。从懂事那天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就是我最伟大最崇高最迫切的理想，也是当时许许多多象我一样一直在受着革命传统教育的纯洁少年为之努力的最大愿望。从读小学到高中，书本里讲的是革命，电影看的是革命，小说里写的是革命，心中的偶像人物就是高玉宝、李向阳、刘胡兰、董存瑞、杨子荣、黄继光、雷锋。常玩的游戏之一就是一只手里提着父亲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做得逼真的木头驳壳枪（那时只有家里有钱有势的小伙伴才能拥有令人羡慕的粗糙的塑料玩具枪），一只手拿着没有颗粒的玉米棒子或是从地上捡起的土块当手榴弹，与伙伴分班“打仗”。还煞有其事的分好敌我，分好官职。记得有一次我一颗“手榴弹”把一个小伙伴的左眼“炸”得红肿，非常生气的父亲一脚踹在我的屁股上，我痛得哇哇大哭，还一边委屈地申辩：“谁叫他是坏人呢？”

　　到读初中的时候，最渴望的就是能得到一身没有帽徽领章的绿军装，哪怕是一顶绿军帽。父亲为了了却我的心愿，不惜跑了十几里山路，到城里找一个从部队复员的亲戚要来一顶。第二天我得意的有些张狂地戴着到学校，结果课间休息时被同学“黑狗”抢去了，于是个头比他小一茬的我生平第一次咬牙切齿直接动手“自卫还击”，以鼻青脸肿的代价并在老师呵斥帮助下夺回帽子，但帽檐已经不在了，为此，让我伤心地哭了两个小时。

　　后来，高中没考起，县里食品公司招工，我参加了考试。在做生产队会计的父亲提了两只鸡又去找从部队复员的亲戚（他是县里某部门的领导）帮忙周旋以后，考试成绩排列第二十一位（招20个，第一名是残疾兄弟，被“不方便下乡”辞退）的我被录用为食品公司的一名“杀猪匠”。每天的工作任务是清晨5点多钟起来参与宰猪，6点半上街摆摊买肉，最多9点左右就结束“战斗”，休息到下午拉猪的车子到，又去帮忙卸猪。这个在现在被人看不起的活计而在当时却是一份让其他人羡慕的流口水的工作，因为那时肉食品供应是食品公司独家经营，吃肉凭票，想吃好肉，多吃一点，可得拉我们的关系。我们也就成为可以挺直腰板在大街上雄赳赳地走路“国家工人”。

　　但参军的心愿在我心中一直根深蒂固。为了实现梦想，我自己做着准备。早上没有时间锻炼身体，我改在晚上十一二点去跑步，从书店、邮电局的零售点买来习武的书籍杂志，偷偷一个人修炼武功。因为没有师父，最终没能成为武林高手，三脚猫的功夫不可能行走江湖。唯一的好处就是增强了“人民”（本人）体质。

　　1978年冬季征兵，我先斩后奏，报了名才回家告诉父母大人，气得脸发青的父亲几次抬起手又放下，母亲流着泪说不出话来。对峙一个无眠之夜后，父亲对倔强的儿子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又无奈的决定：“去吧，好好干！”

　　这是那个年代做父母的最真实最质朴的嘱咐。我带着这个嘱咐，成为了一名军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闷罐车上
“哎，洪超，你说还要几天，实在受不了啦”，陈勇递上一只烟，挪挪身子，悄悄的问。

　　“我怎么知道，注意纪律”，我故作一本正经，其实连着几天坐在闷罐车里，放着谁都不会好受。每节车厢装着一个排，不准点灯，不准大声说话。车厢里配备一个用汽油桶改成的尿桶，时间一长，那桶里便散发出不敢恭维的气味。

　　陈勇和我一年参的军，一起参加新兵训练。现还在一个班，我是班长，他是班副。

　　我俩的相识相知，那还得从新兵连说起。两个多月的新兵训练是最苦最累的。最怕的就是队列训练、军事技能训练，每天立正，稍息、齐步、跑步、正步……，几天下来，胳膊练肿了，睡觉压到都疼的要命。两腿练硬了，上厕所想蹲下去难，费劲力气蹲下去方便后想站起来更难。最喜欢的就是政治教育和军事理论、各种报告会等，大部分新兵都装做专心听讲，原因只有一个——可以偷懒不训练。

　　对我来说，重复、单调、艰苦的训练基本不在话下。从小学到初中，我就是体育尖子，工作后自练武功又打下基础，加上父亲那句“好好干”的话语一直萦绕在耳边，所以除了训练场上勤学苦练之外，还主动加班加点练跑步、练投弹……。不到几天，就被班长看中，报连队首长指定为副班长，协助班长组织训练和内务管理。

　　陈勇呢，虽然也读到初中，但按他的话讲，在他们那里，没有正规的体育老师，上体育课就放着学生满山遍野瞎跑。所以跑步还行，队列训练就左手左脚，歪歪倒倒。一天吃过晚饭，他把我拉到营房后边的小树林。

　　“你教教我，我不能被退回去”，他有些害羞，又有些沮丧，“我太笨，老是错。但我得争气。”　

　　那天，我知道了他来自陕西农村，所在的村里没有一个年青人能走出山沟沟的。他是因为根子红，又是唯一的初中生，被生产队推荐当兵的。

　　“我不想再回去，当兵是唯一的出路了”，他说。

　　我理解他，爽快答应了，况且班长也要求我要帮助训练不够理想的同志。我向班长汇报后，就利用训练之余的休息时间，对陈勇进行强化训练。他悟性不高但吃苦的精神很大，不到半个月，各项训练成绩大幅度提高，我们的关系也逐步升温。

　　记得第一次紧急集合的那个晚上，沉睡中的我被一阵急促的哨声惊醒。“紧急集合！”由于是第一次，整个房间里显得特别慌乱，找鞋的，找帽子的喊声此起彼伏。当拂晓完成急行军再次回到集合地点时，战友们才互相打量起对方，都哈哈大笑起来。有扣错扣子的，有穿反裤子的，有被包已经散落的，而我竟然鞋子左右反了。全班只有陈勇整整齐齐，一副训练有素的老兵模样。也该这小子露脸，正在板着脸训话的连长看到了这根独苗，走到他跟前，拍拍他的肩膀：“好样的！”

　　第二天，陈勇也被提拔为副班长。

　　“也许快了”，我安慰他，也在安慰自己。我的心还是飞向四处硝烟的战场，我呐喊着，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头，敌人一片片应声倒下。哈哈，我是中国最威猛的军人，我胜利了！

　　一声“哐镗”，把我从梦中的战场拉回现实。火车停住了。

　　我们到达集结地——云南蒙自。稍作休整，披满伪装的军用卡车又载着我们继续朝硝烟弥漫的地方驶去。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初遇兰英
这是云南边境某县一个小镇，我们的又一个集结地，离前线还有四五十公里。四周的山坡上绿树高耸，就连凸出的岩石石缝中也迸出一棵棵生命力旺盛的叫不出名的灌木。由于是临时驻扎，没有营房，我们被以班为单位，分配住进老乡家。

　　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到来的目的，对我们都非常热情。我们班的房东大伯姓杨（当地叫大爹），五十多岁，虽然是农民，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据说是因为家庭和睦，凡事顺心，于是心宽体胖。知道我也姓杨，他便拉着我的手，用带着方言色彩的普通话（当地称为“马谱”）对我说：“同志，我们是家门（同姓的一家人）了，这里就是你的家，有什么尽管说，不要客气。”

　　杨大爹家的屋子是一间土木结构的两层瓦房。屋前不算太宽的院子紧挨着一条土路，一个木棚上爬满了洋瓜（即西番瓜）。屋后是土砖砌成的厨房，后院很大，有两小块菜地，种着白菜、青菜、葱蒜等家里常用的蔬菜。大爹把楼上的房间腾出来给我们住，他们一家，杨大爹、杨大妈以及他们的女儿、小儿子住楼下，大爹的大儿子已经结婚，另立门户。

　　当我们整理好内务，正在与大爹大妈告别准备去吃晚饭时，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少女出现在我们面前。她秀长的头发，细细的柳眉下镶着一双大眼睛，也许是刚从地里干活回来，脸颊泛着青春的红光。也许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陌生的男子，她低着头悄悄地扫了我们一眼，就从后门走去。从杨大爹嘴里我们知道了他的女儿——杨兰英。

　　也许是当兵后很少见到女性，也许是兰英那种农村女性纯真的美丽，让我们这群青春涌动的兵哥哥们热血沸腾起来，刚才还七嘴八舌的大家突然一下都出现几秒钟的暂停。我只好马上集合，整理队伍出发。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独自起来，在后院的空地上操练我的武功。薄薄的清雾弥漫着，清新的空气让人十分舒坦。正在收功，后门“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