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团团长是德国外交部长布罗克多夫·兰曹。他是理所当然的人选。他曾为旧帝国外交部门工作，成绩卓著，与其他同僚不同，他接受新的统治并与现当政的社会主义者建立了良好关系。战争期间，他严厉批评德国政策，并强烈要求达成妥协的和平。他也是糟糕的人选。他戴着单眼镜，傲慢、狡猾，受过很好的训练，看起来像刚从德皇庭院里溜达出来（确实，他的孪生兄弟为德皇管理财产）。他的家族古老而显赫：兰曹家族曾为丹麦、德国以及17世纪的法国工作。据传，马歇尔·兰曹是路易十四的亲生父亲。当法国军官向布罗克多夫·兰曹问及此事时，这位伯爵回答：“哦，是的，在过去的三百年里，在我的家族里，波旁皇族一直被认为是兰曹家族的私生子。”他机智诙谐、残酷且反复无常，许多人惧怕他。他喜欢香槟和白兰地，据说是非常嗜好。柏林英军使团头领认为他还吸毒。
1919年，布罗克多夫·兰曹与许多同胞一样寄希望于美国。他认为经过这么久的磨合，美国应该认识到无论其经济还是政治利益都与一个复兴的德国密切相关。两国可以与英国并肩作战，或许还有法国，共同阻击东方布尔什维克。如果美英分裂，结果很可能是美国权衡利弊后选择联合强大的德国。与许多德国人一样，布罗克多夫·兰曹也认为威尔逊总统会确保和平条款温和适度。毕竟，根据威尔逊的建议德国成立了共和国。这已显示它良好的信用。
多数德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是因为十四点原则将作为和平条约依据而投降的。驻柏林美国外交官埃利斯·德雷泽尔报告说，“那些人民被告知，德国是在一次干净利落的战斗后被不幸击败的，罪魁祸首是国内士气遭到了封锁的毁灭性影响，或许还有领导者们不切实际的计划。但他们会请求中肯的威尔逊总统给德国一个折中的和平。”毫无疑问将会做一定补偿，但对战争耗费未提及。它将成为国联的一员。它的殖民地将得以保留，并且可以按他们的想法实施自治原则。德国奥地利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加入德国。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德语区当然仍归德国所有。德国人占主导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可以用投票方式决定未来。
和平后的第一个月，德国紧紧抓住十四点原则这根救命稻草，丝毫没有意识到胜利者们可能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许多熟悉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物——皇帝、军队和官僚机构——不复存在，留下令人不安的希望和恐惧。这个国家还不到五十岁；它能够继续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巴伐利亚人和莱茵兰人期望重获在德国诞生的1870年失去的独立。极“左”革命派则梦想着另一个俄国革命，并且起义一度在不同城市不约而同地发生，他们的梦想似乎唾手可得。托马斯·曼恩近乎兴奋地谈论着文明的终结。各政党挣扎着试图重新自我定位。人们普遍恐惧德国社会将被取代；古老的道德标准已经消失。或许可以理解，人们不愿认真思考将来，尤其是正在巴黎被炮制的未来。德雷泽尔说，“奇怪的是大多数人对与和平相关问题的漠不关心。他们急欲利用片刻欢娱忘却过去的灾难，狂欢随处可见。剧院、舞厅、赌场以及跑马场空前人满为患。”一位杰出的德国学者牢记着那“停战时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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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2）
一些德国人开始调查他们等待的几个月里巴黎到底发生了什么。外交部则研究协约国新闻报道，寻找胜利者之间的分歧。并与协约国直接接触，商谈解除封锁或是停战条款。协约国代表总是讨论重大问题。美国情报官员康格上校暗示他在巴黎代表中拥有很高的权力。他是哈佛毕业生，专门研究古老的东方宗教和东方古典音乐。他告诉与他相对应的德国官员，在停战问题上，美法关系紧张，并断言威尔逊总统将反对法国的过分要求。他还给了德国人许多建议。比如制订宪法时，可以借鉴美国模式，赋予总统相当的权力。德国外交部适时地将建议传达给了后来的《魏玛宪法》的制订者。阿格尼教授名义上是普通外交官，实际上是法国驻瑞士情报机构的头头，1919年3月他与柏林的德国知名人士秘密会谈。他留下的误导概念是，如果德国默许法国对萨尔矿山的控制权以及对莱茵兰的占领，法国准备缓和补偿问题和西里西亚问题。德国试图把这个人当作信使。1919年4月，当美国人德雷泽尔告诉布罗克多夫·兰曹，德国必须承认法国对萨尔以及自由城但泽的控制权时，这个德国人愤怒了。“我没有任何理由签订和平条约。”并且加上了至今仍很熟悉的警告语：“如果协约坚持这些条件，那么我认为布尔什维主义在德国是不可避免的。”1919年，与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德国发现革命这个怪物在给和谈者施加压力上很有用。有资料显示，其实德国政府倒并未把这个威胁当回事。
德国关注的是将与协约国商谈赔款问题。1918年11月，德国政府成立特别和平代理处，艰难地工作了一个冬天，制作了一卷卷详细的计划、地图、备忘录、建议和反面意见，供德国代表使用。当专列驶向凡尔赛，随车携带的许多柳条箱里装满了为这次前所未有的谈判所准备的资料。
在凡尔赛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德国人不停地顽强工作。因为他们确信法国在监听，所以所有会议都演奏音乐，代表轮流演奏选自《汤豪舍》（瓦格纳的３幕歌剧，作于1842…1845年，完整标题为《汤豪舍以及瓦尔特堡的歌咏比赛》——译注）的“匈牙利狂想曲”或“朝圣进行曲”，或者播放特意从柏林带来的留声机。按民主新德国的精神，代表们一起坐在长长的餐桌旁吃饭，贵族坐在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旁边，将军与教授相邻。他们在庆祝国际劳动节。法国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德国人吃了数量巨大的橘子和糖。
酒店外，法国人在好奇地等待一睹敌人的尊容。他们时而嘲讽，时而吹着口哨，但一般是安静甚至是友好的。德国人乘上法国人提供的汽车参观游览，去凡尔赛的商店，或者出城到乡间去。他们在特里亚农公园散步。“茂密的木兰和山楂树上开满了花，”外交部一位官员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还有杜鹃和丁香也含苞待放。”许多鸟儿、雀、画眉还有一只白头翁非常美妙。“但是这些美好背后是我们灰暗的命运，直冲我们而来，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暗无天日。”
最终，在到达凡尔赛一周后，德国人接到在特里亚农宫酒店召开会议的通知。5月7日（或许是巧合，是德国在路西塔尼亚战败纪念日），协约国将递交和平条款。德国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提交书面意见书。那天晚上直到凌晨2点以及第二天上午，整个喷泉酒店到处都在议论德国代表将如何行动。主要发言人布罗克多夫·兰曹最终决定到时坐着；他在法国报纸上看到会议厅的布局图，德国座位被安置在一旁，像为犯人准备的被告席。现在判断他将要说些什么非常困难。这可能是他与和谈者直接对话的惟一机会。代表团准备了好几种发言稿。5月7日，布罗克多夫·兰曹开车穿过停车场，随身携带了两个文本，一个简短而含糊，一个详尽而据理力争。他还没有决定使用哪一个。
会议厅挤满了人：来自各个国家的代表、秘书、将军、海军上将、记者。“只有印第安和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没有参与这场领地角逐，”一个德国记者说，“各种肤色都有，除了苍白的象牙黄、棕咖啡色和深黑色。”会议厅中间，只为德国人准备了一张桌子面对各大强国。所有人都紧盯着那扇门，德国人将由此进入会议厅，“动作僵硬、笨拙，”一位目击者说，“布罗克多夫·兰曹好像病了一样，紧张、面部扭曲，并且不停地出汗。“在短暂犹豫后，众人还是遵守了逝去的1914年的礼仪，全体起立。布罗克多夫·兰曹和克雷孟梭相互点了一下头。
克雷孟梭拉开活动的序幕。他泰然自若，冷静地概述了条约的主要条款。“到了说明我们的重大解决方案的时候了，”他对德国人说，“你们向我们请求和平，我们愿意给你们和平。”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位德国代表说，“好像集中了所有的愤怒和鄙夷，此后，对于德国人来说，任何辩解都是徒劳的。”在被翻译为英语和法语后，克雷孟梭问是否有人要发言。布罗克多夫·兰曹举起了手。
他选择了长的发言稿。尽管他说了许多带有歉意的抚慰话语，但因为他的翻译不称职，结果没起任何作用，而他刺耳的声音更让人难以忍受。克雷孟梭愤怒得涨红了脸。劳合·乔治将象牙裁纸刀折成了两半，后来他说那时他第一次理解法国人对德国人的憎恨。“这是我听过的最笨拙的演讲，”威尔逊说，“德国人是愚蠢的民族，他们总是做错误的事情。”劳合·乔治也同意：“真是令人痛心，我们竟然给他讲话的机会。”只有一直被遣在外的鲍尔弗没有感受到这普遍的义愤，没有目睹布罗克多夫·兰曹的表现，他对尼科尔森说，“我有个原则，就是决不盯视一个显然在悲痛中的人。”离开特里亚农宫酒店时，布罗克多夫·兰曹漠然地叼着烟，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只有离他很近的人才会发现他的嘴唇在不停抽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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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3）
回到酒店，德国人忙着整理条约副本。关于德国的部分被撕下来交给了翻译组。早晨，德文译本已印刷好并寄了出去。一位代表通过电话向柏林做简要介绍：“萨尔盆地……波兰，西里西亚、奥珀伦……支付1230亿元，并且要求我们说‘非常感谢’。”他大声叫喊着，使法国特务机关几乎听不出他说了什么。午夜，当德国人聚集在一起吃快餐时，餐厅里爆发了嗡嗡的评论：“都是我们的殖民地”，“德国将被置于国联之外”，“几乎整个商用舰队”，“如果那就是威尔逊所说的开放外交”。一位曾是贸易联合主义者的代表慢悠悠地踱了进来：“先生们，我喝醉了。那些可能是无产阶级的要求，但对于我来说他们将一无所获。这个耻辱的条约让我震惊，我至今还在相信威尔逊。”对此在巴黎流传着一个夸张的说法：“代表们、秘书们以及翻译都醉醺醺，衣衫不整，东倒西歪，有的甚至躺在酒店楼梯上。”“世界上最糟糕的强盗行为都是打着伪善旗号犯下的。”银行家马克斯·沃伯格说。布罗克多夫·兰曹用近乎轻蔑的口气说：“如此繁复的卷宗毫无必要。他们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德国拒绝承认它的存在’。”
震惊久久回荡在德国。为什么德国要失去13％的领土和10％的人口？难道只是因为输了战争？自从停战后，军队及其支持者就一直忙着列举“暗箭理论”的依据：德国并不是在战场上被击败的，而是因为国内的背叛行为。为什么惟独德国被解除武装？为什么德国是惟一必须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的国家？这个问题也成为憎恨条约的焦点。多数德国人仍认为，1914年爆发的反抗是针对东方野蛮斯拉夫人威胁的必要防卫。这种条约完全无法接受，大臣菲利普·谢德曼说，“是什么人将镣铐加于我们及其自身，难道不感到羞耻吗？”威尔逊的承诺发生了什么变化？“好，让你看看什么是公开外交，”强硬、粗鲁的国防大臣古斯塔夫·诺斯克对美国记者说，“你，这个美国人，滚回去吧，和你的威尔逊一起见鬼去吧！”曾被看作德国救星的威尔逊如今一夜之间成了罪恶的伪善者。1924年威尔逊去世，驻华盛顿的众多外国大使馆中，惟独德国大使馆拒绝降半旗致哀。
那段时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暴行和意外之事。在为和平谈判做的准备中，英国外交部已经预设了许多条款：裁军问题，解除武装，莱茵兰占领问题，赔偿方面，至少赔偿萨尔矿山相当可观的损失，或许还包括德国东部的但泽，至少6000万马克。这是对一位美国观察员神秘感受的最好解释，这位观察员在1919年4月说：“除了期待以外德国别无选择。可我感到他们在孤注一掷地坚持——希望美国能做些什么，希望最终条款不像停战协定所暗示的那么苛刻，等等。我认为，德国下意识地表现得比他们真正的认识更乐观。”并且，他预示性地加了一句，“当他们看到白纸黑字的条约时，会更加痛苦、愤恨和绝望。”
德国代表在这样的情绪下准备和平条款意见报告。5月底，已形成许多言之有理的相反意见和建议。主要抨击条约并非像协约国所承诺的那样公平公正。在从德国剥离出去的土地上，德国人的自治权被剥夺了。赔款使德国人民成为“终身劳动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