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0年之后，有的山东家庭依然声称是他的后人）。控制了山东就等于控制了北京的侧腹，并威胁黄河流域以及连接中国南北的大运河。对西方人来说，山东这个名字与一种很受欢迎的丝绸（产于山东）同义，同时也激起人们的可怕回忆：以铲除西方人及西方影响为使命的义和拳的基地。
在霸占租界的争夺战中，山东无疑是块诱人的肥肉。其3000万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廉价劳力；而且煤炭及其他矿产丰富。当德国旅行者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对德国皇帝和海军说中国海岸——半岛南部的胶州湾——拥有得天独厚的天然海港时，他们都很感兴趣。德国力图成为世界强国，在当时那就意味着殖民地和基地。恰好，1897年，两个德国传教士在当地一场骚乱中被杀。德国皇帝说，“一个绝好的机会。”然后派海军占领了胶州湾。中国政府抗议无效并于1898年签订了99年租约，将胶州湾附近100平方英里的领土借给德国。德国还获得修建铁路、开矿以及驻军以保护其利益的权利。
德国在这块新领地的投资比在任何更大的非洲殖民地都要多。它鼓励不愿在山东投资的德国商人修建铁路和开矿（都没有收益）。海军接管了胶州湾的新港口。众所周知，青岛拥有良好的港口设施，道路平整，供水、排水设施齐全，电话网络先进，还开办了德国学校、医院甚至德国酿酒厂（至今犹在）。一个外国游人赞赏地称青岛为“东方的布赖顿（英国南部海岸避暑胜地——译注）”。到1907年，它成为中国第七大重要港口，惟一的不足就是与德国最近的殖民地和德国本身相距千万英里。
虽然德国皇帝通过恐吓威胁在山东占领租界，但1914年以前德国政府对付中国官方时依然显示了机智的策略。它没有坚持本国军队保卫铁路和矿区，而允许中国军队负责；它放弃了修建其他铁路的权利；它使青岛成为中国海关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由港口。结果到1914年，德国租界比1898年协议规定的要小得多，德中关系也因此相对友好。但战争爆发时，这一点对德国并没有帮助。德国总督给柏林发电报称，“很可能是与一个错误的交际花订了婚”——这个电报对英国人来说不难破译。日本进攻中国时，中国政府无力抵挡，德国也无能为力。其皇帝仅表同情：“愿上帝与你们同在，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会惦记着你们的。”因此，德国在山东的租界、铁路、港口以及矿区都转交日本。
日本声称会把租界归还中国，但中国人并不怎么相信，因为在战争中日本竭尽全力确保夺取该租界。从一开始，占领者就忙于修建新铁路，从中国人手中接管电报及邮政业务，盘剥税收及劳力。日本人对山东的控制远远多于德国。
日本还尽力通过法律等手段缚牢中国政府。它动用巨款，类似于贿赂，诱使中国官员支持其目标。夹杂有军国主义者和财政家的日本秘密民族主义团体拥有自己的目标，不过通常与政府目标不一致。他们向南方叛党提供武器反对日本政府承认的北京政府。在满洲里南部以及毗邻蒙古东部的地区，日本军方与反叛军阀私通。后果是，日本对华政策看似迂回曲折，实际上仅仅是令人困惑、前后不一。
继任的日本政府试图控制中国。1915年1月，在北京的日本大臣拜访了中国总统。他谈到两国人民紧密友好的关系，并说，若外国势力强行把他们分开将是巨大的耻辱。他补充说还有一些需要解决的麻烦问题，然后向总统提出了21条要求。如果中国拒绝，他暗示，日本将采取“强硬手段”。其中一些要求仅仅确认了批准日本目前的在华活动，另一些则要求中国政府提前同意日本和德国对德国租界的任何处理方案。更糟糕的是，还有一些条款实际上是把中国变成日本的保护国（为了防止中国政府犹豫，纸上印有武士和机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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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3）
中国政府在任何一条上都迟疑不决。条款的要求泄漏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抗议。日本勉强删除比较过分的条款，但于1915年5月25日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一项条约，保证日本在山东得到想要的一切。爱国人士宣布那天为国耻日。在东京，西园寺对其政府的浮躁无能非常伤心，并阻止外交部长当选首相以示不满。
对此，其他国家密切关注却没有行动。英国需要日本的海上援助。日本舰队已经开始在太平洋巡逻，英国希望他们能在好望角和地中海同样这么做。在欧洲，损失惨重的俄国无意在远东对抗其强邻；意大利和法国则效法英国。1917年日本与英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保证日本继续维持其对德国租界的所有权及在山东的特权。
惟一公开反对日本在华活动的是美国，它越来越担心日本在太平洋以及亚洲大陆日益膨胀的势力。在威尔逊称为“完全可疑”的21条提出之前，美日就已经在一些问题上产生摩擦：如美国海军要求中国沿海的一个装煤站；满洲里的日本铁路对美国商品收费过高。美国商人抱怨说日本正在把他们挤出中国市场。中日谈判期间，美国督促日本改变对华立场；在北京，反日情绪强烈的美国大使鼓励中国人民坚决抵抗。美国人告知中日双方政府，美国不接受任何有损美国在华利益和中国政治与领土完整的协议（这个保留意见在1931年变得非常重要，美国借此反对日本占领满洲里）。
日本政府于1915年撤销原有主张，但并没有放弃在中国占据上风的企图。1916年，俄国与日本签约，承认日本在满洲里南部和蒙古东部的特殊地位。同时，日本派石井子爵前往华盛顿，力图使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地位。石井与兰辛通过交换纸条进行会谈，但双方都按符合自己意志的方式进行解读。美国人认为他们已经承认日本由于地理优势在华拥有特殊利益。对此，日本人的理解要宽泛得多。
1917年的俄国革命更加坚定了日本留在中国的决心。正如石井在日记中写道：“其他外国政府不会因中国的灾难、疾病、内战以及布尔什维克而感到威胁，而离开中国，日本无法生存，离开中国人，日本人不能立足。”这就是日本经常说“亚洲门罗主义”的原因。正如美国出于安全考虑视拉美为其后院，日本也必须担心中国及其他邻国如朝鲜和蒙古。
1918年，大战基本结束，日本为处理好中国问题做了最后努力。5月，它与中国政府签订防御条约，9月，又交换了秘密照会，强调有关山东问题的协议。东京的中国代表说中国政府“高兴地同意”了照会，这一说法在巴黎对中国尤其不利。也就是说，战争结束前，中国政府就已经让步了。巴黎的中国代表声称他们直到1919年才知道这些秘密协议。
1919年，日本对中国的操控给外界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连一向支持它的英国也开始担忧日本的傲慢和野心。英国尤其关心日本对长江流域的英国经济范围的袭击。英国驻日大使警告说：“现在，我们知道了日本——真正的日本——是个机会主义者，与其他国家相比，它在战争中的贡献不大，却十分夸大自己在世界上的作用。”英国政府也对日本媒体批评英国士兵抢夺德国租界非常气愤。另一方面，中国看似毫无希望，接任鲍尔弗当选外交大臣的寇松将中国和日本做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无助、无望、懒惰，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之一，完全缺乏凝聚力和实力，南北冲突不断，军队无能而且士气不振。这使中国成为日本唾手可得的猎物。法国，至少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一致。
豪斯也表示赞同。他在战争期间对威尔逊说，当大部分白人世界对日本人关闭时，他们不进入中国大陆也不太合理。“我们不能满足日本的领土和移民要求，但如果不在东方问题上让步，麻烦迟早会来。”他非常乐观地说：“我们可以制订一个政策，使门户开放，复兴中国，满足日本。”日本人分析了在巴黎的美国代表之后把豪斯视为朋友；他们能找到的朋友不多。
多年之后，在和会召开前后负责远东事务的美国第三助理秘书布雷肯里奇·朗对一位采访者说，1917年以后，对日本的怀疑一直是美国关心的问题。连一向为自己处理世界的理智方法而自豪的兰辛也感觉到了这个变化。1915年，他主张和日本和解，甚至提出把菲律宾群岛给日本，他还批评了“对日本邪恶计划歇斯底里”的人。但，就中国来说，他坚信必须确定一条路线。他后来说，他满怀信心前往巴黎，“希望一劳永逸地和日本达成协议”。他称日本为“普鲁士”，但不含任何恭维之义。
和会刚开始时，威尔逊似乎有同样想法。他反对秘密条约，如日本所签订的，也不同意不征求人民的意见就把他们及领土交给外国人。由于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传教士的报告，威尔逊也对中国有浓厚兴趣。他的一位堂兄在上海创办了长老会传教周刊。他宣称希望像“朋友和楷模”一样帮助中国。美国驻北京大使保罗·S·赖尼希——来自威斯康星州的一位进步的大学教授不断指责华盛顿，其中有些属实：日本在中国引起叛乱，出售吗啡，贿赂官员，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主宰整个东亚。他还警告说，“如果继续纵容日本，如果采取任何可能被视为承认日本特殊地位的措施，如所谓的门罗主义或其他方式，严重的武装冲突在这一代就不可避免。在欧洲没有哪一个问题与世界和平以及公正解决中国问题同等重要。”但早在山东问题余音未绝之前，他就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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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中国心脏的匕首（4）
威尔逊看似听取了他的意见。1918年，他重新启动一项垂死的多国财团协定，为中国政府提供贷款。整个和会期间，会谈断断续续，日本一方面同意加入财团，一方面不为任何有可能削弱其在华影响的发展贷款。那正是美国人想做的。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说：“没有提到最终目标——将日本赶出中国。”
但那是美国想要的吗？如果日本不能向西扩张到亚洲，它会转向太平洋，转向菲律宾甚至更东部吗？威尔逊及其顾问在与日本合作的实用主义目标和帮助中国的理想主义目标之间左右为难，20世纪20年代其继任者也备受其苦。中国帮得了吗？值得为它对抗日本吗？从长远目标来看，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对亚洲人和美国人都有利。
前往巴黎之前，威尔逊邀请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顾维钧闲聊。时年39岁的顾维钧已经非常出类拔萃。很少表扬人的克雷孟梭称他为“一只年轻的中国猫，典型的巴黎式的言语和着装，神情专注地追逐、抓挠着即便是专属日本的耗子”。顾维钧很了解美国，他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是个非常杰出的学生（在巴黎，他与以前的一位教授，现任美国代表团专家愉快地度过了一个下午，同唱老校歌）。他还是大学辩论队的成员，这一点对日本代表团很不利。与威尔逊见面后，顾维钧确信美国会在和会支持中国。威尔逊还友好地建议顾维钧和美国人一同乘船去巴黎。中国人认为这是个好兆头。
另一个好兆头是美国代表团的组成。兰辛，在华盛顿任职初期是“中国政府的辩护律师和专家”，负责远东事务的威廉斯，曾在战争期间在中国传教并担任外交官。代表团总体来说具有反日情绪。连那些准备考虑日本问题的人都极端厌恶日本的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他们认为这些是日本的主要战争目的。虽然威尔逊一再表示美国在亚洲问题上应该保持一贯的中立，但在巴黎却明显抱有偏见：帮助中国人拟定他们的要求，并透漏一些他们不可能得到的信息。作为回应，中国人则征询美国的意见并加以采纳。
由于国内意见不一，中国政府没有给其代表团全面指示，但有一点非常明确：中国必须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租界。1918年12月，代表团出发前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标志着中国的巨大变化），非常乐观地希望在巴黎有丰厚的收获。中国将要求解决与列强的关系，包括废除治外法权，享有更多关税和铁路控制权以及收回德国占领的山东领土。作为回报，中国将允许在蒙古和西藏进行外贸。
不幸的是，中国代表团也反映了国内分歧，其成员互相怀疑对方勾结日本，甚至在前往巴黎的路上也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件。陆征祥在东京与日本首相举行了两小时会谈。至于会议内容，大家众说纷纭：很明显，日本人相信他们得到承诺：中国会在和会上合作；后来，中国人声称陆征祥只承认存在1918年中日秘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