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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几乎所有在巴黎的人都认为战争是由德国发动的（直到后来，才有人怀疑这一点）。德国违背了自己的承诺入侵中立国比利时。令协约国及美国人惊骇的是，德军行为恶劣（并不是所有暴行都是为战时宣传所造）。协约国认为，德国也因1918年签订的两个条约（现在经常被人遗忘）受到严重损害。《布加勒斯特条约》使罗马尼亚成为德国属地。在波兰小镇布雷斯特－立脱夫斯克，新的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与德国签订条约，把从波罗的海到高加索山脉的大片俄国领土交由德国直接或间接管辖。20年后，希特勒再次订立相同的目标。俄国失去了5500万人民，大约三分之一的农田以及大部分重工业、铁和煤炭。布尔什维克还被迫支付亿万金卢布。1918年4月，威尔逊说，德国人可能嘴上谈论着和平，但他们的行动表明了其真实意图。“他们从未在任何地方建立过公正，而是到处发淫威，掠夺一切，扩张自己。”同为教徒，同为自由党人的劳合·乔治和威尔逊都坚信应该严惩恶者。他们也坚信救赎，总有一天德国会被拯救。
各国在惩罚办法、赔款及预防措施等大目标上，已经达成协议，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才是问题所在。德国皇帝及其高级顾问应该作为战犯被审判吗？在给德国的账单上应该包括那些项目呢？战争损失（不管什么损失）？人口损失？给战士###及孤儿的抚恤金？还有德国应支付多少赔款？德国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武装部队？它应失去多少领土？协约国在与旧德国还是战后出现的新德国打交道？因其前辈的过错而惩罚一个挣扎中的民主国家公平吗？
惩罚办法、赔款及预防措施——都是互相联系的。弱小贫穷的德国必将对其邻国少一些威胁。但如果德国失去很多领土，再期望它支付大量赔款还公平吗？在不同条款之间取得平衡非常不易，特别是因为威尔逊、劳合·乔治及克雷孟梭之间意见不一或经常与各自的同僚有分歧。
没有明确的原则可依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若是过去，一切会直接得多，战利品，无论是艺术品、大炮还是马匹统统归战胜国，战败国还要支付战争费用，正常情况下还会丧失领土。在维也纳会议上，法国失去拿破仑征服的大部分领土，还要支付7亿法郎赔款以及占领这些地区的费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许多巴黎人对此记忆犹新），法国支付了50亿金法郎并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但1919年将标志一种新的民主。自由党及左翼呼吁“取缔合并，取缔惩罚性和平”；从华盛顿到莫斯科的政治家都采纳了这一建议。人们将按照自治原则而不是强权政治重新划定国界。
公众意见没有任何帮助。人们普遍认为必须有人为如此可怕的战争付出代价；但渴望和平的愿望同样强烈。各协约国民众的呼声互相抵触：1918年12月，英国人希望绞死德国皇帝，但四个月后又开始摇摆不定了；法国人想削弱德国，但他们愿意把它交给布尔什维克吗？美国人希望摧毁德国的军国主义，同时也要复原德国。巴黎的政治家摸索着前进，尝试着关注选民的意见，坚持原则，制订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鉴于面临的重大任务，他们前期在相对简单但象征性很强的问题上——德国皇帝的命运——花费大量时间就不足为奇了。
惩罚方式与预防措施（3）
1919年，俾斯麦建立的帝国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君主威廉，一个60出头的烦躁不安的老人，住在乌得勒支附近一座舒适的城堡里。战争结束时，军队逐渐瓦解，他说了几句豪言壮语宣称将与士兵共存亡但随后流亡荷兰了。连他最忠实的大将都很高兴看到他离开，喜怒无常的他一向难以让人忍受。威廉从来没有真正长大成熟；那个无人疼爱、浮躁的孩子变得喜欢乔装打扮，爱开残酷的玩笑。他怪癖的行为以及疯狂言论在战前使欧洲大为不安。也许从临床上来说，他真的疯了；1914年之前，德国不时有人谈论摄政统治。维多利亚女王还有其他麻烦不断的孙子，但也许谁都没有他的破坏大。正如一位批评家所说，在统治德国的“轻喜剧政权”下，皇帝拥有很大权利，特别在军事及外交领域。性格不同的人，统治的结果也许会有所不同；事实表明，欧洲大陆最强大的国家一步步走向1914年大战的爆发。德国皇帝一直宣称德国是他的，军队是他的，海军也是他的。1918年11月，其表兄弟，英国的乔治五世写道：“他毁掉了德国和他自己，我觉得他是最大的罪犯，因为他把整个世界卷入这场持续了四年零三个月的可怕战争。”这话说出了协约国许多人的心声。当受创的世界寻找应受责备的人时，还有谁比国王、软弱淫荡的皇太子以及军事首领是更好的人选呢？
对于公众，政治家总是会迅速给予回应。在英国，联合政府展开战后选举。劳合·乔治说：“我们不能允许任何报复思想、任何贪欲支配最基本的公正原则。”很快，选民希望绞死德国皇帝的愿望变得显而易见。劳合·乔治似乎不喜欢这个说法，但却有同感。他想出复杂的计划：在伦敦或多佛城堡公开审判德国皇帝，然后在不可避免的有罪判决后把他运到福克兰群岛，这一想法逗乐了他自己，却惹恼了同僚如邱吉尔，激怒了国王。外交办一位官员在日记中评论说：“文件写满了有关绞死皇帝的废话，他们对他就像当初对待庞大的野象一样疯狂。我们必须想些更好的办法。”
意大利人对此反应冷淡。曾经与同盟国签约继而毁约的桑理诺有充分的理由对战争的变幻莫测进行反省，他反复提出抗议，声明开创先例不可取。克雷孟梭对此论调毫无耐心。“什么是先例？让我来告诉你。有个人来了，他做了一些事情——或好或坏。好的，我们把它作为先例，不好的，罪犯——个人或国君——我们把它作为其罪行的先例。”德国的罪行史无前例——“为了结束竞争而破坏财富，折磨囚犯，潜艇海盗，对占领国妇女的暴行虐施。”
威尔逊到来之前，由欧洲人在伦敦举行的会议上，讨论如何惩治德国皇帝及其下属占据了大量时间，但最终的结果是等待听取威尔逊的意见。美国总统也犹豫不决。他痛恨皇帝代表的德国军国主义，他怀疑威廉是否被其部下强逼。由兰辛领导的美国专家对程序的合法性表示不安。他们承认美国人可以不参与；相对来说，美国在战争中几乎没有遭受苦难。威尔逊最终勉强同意派一个委员会调查战争责任并对罪人适当处罚。包括兰辛在内的美国成员不同意以反人类罪审判德国。威尔逊对四人会议的其他调停人说，抛开德国皇帝不管或许会更好。“查理一世是个可鄙的人物，也是历史上最大的骗子；他以做诗而闻名，因被砍头而变身为烈士”。妥协起见，（或许是为了修改国联盟约中的门罗主义），威尔逊最终同意以“严重违犯国际道德及条约神圣性”的罪名指控威廉并要求荷兰政府交出此人。其他德国战犯将在其政府交出他们后由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某美国专家认为，“擒贼先擒王”。
到1919年春，公众对此追击兴味渐减。当荷兰拒绝交出德国皇帝时，很少威逼中立小国的协约国就默许了。6月25日，德国签约前不久，四人会议最后一次讨论该问题，气氛是愉快的而非报复性的。劳合·乔治说，皇帝应该带往英国。“小心别让他沉下去了，”克雷孟梭说，“不错，在英国受审，在法国行刑。”劳合·乔治在想，之后应该把他送到哪里。加拿大？某个小岛？“请不要把他送到百慕大群岛，”威尔逊叫道，“我想自己去！”直到最后一刻，德国政府一直在试图取消相关条款。其实他们本用不着如此担心。
德国皇帝一直活到1941年，写回忆录，读沃德豪斯的书，喝英式茶，溜狗，严词谴责有辱德国及其本人的国际犹太人阴谋。当希特勒于1939年发动战争时，他兴奋地欢呼，“奇迹的继续！”他最终在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去世。协约国最终放弃自行审判其他德国战犯。他们给建立了特别法庭的德国政府一个名单——其中包括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让它完成审判工作。在成百上千指定的人当中，只审判了12人，大多数人当即就被释放了。几个曾击沉载满伤员的救生艇的潜艇军官分别被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但他们几周后逃脱了，再也没有被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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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德国（1）
早在仲冬之歇之前，四人会议已研究的条约中的军事条款警告说，处理德国问题比对付德国皇帝要困难得多。多数人认为军国主义及大规模武装部队，尤其是德国所存有的，对世界很不利；的确，论证军备竞赛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书已经开始涌现。威尔逊十四点原则中的一点提到，把国家武装削减到“能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低点”。国联的一大卖点就是它可以为各国提供安全，以促使他们自愿削减武装力量。由于征兵在英国很不受欢迎，劳合·乔治热烈拥护这个想法。很明显，解除欧洲大陆最强大国家的武装是国联全面解除各国武装至关重要的第一步。虽然关系不大，但协约国打算给其他战败国强加严格的军事条件。他们还试图说服其欧洲盟友如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及希腊同意缩减武装，但没有成功。
解除武装本身无可厚非，但在德国究竟应该保存多少军队的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新的德国政府必须有能力镇压国内反叛，它应该强大得足以抵挡来自东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吗？对此，协约国无法代劳，他们正在逐渐撤销对俄国的干预，中欧各国也不能代劳，他们一面为生存而挣扎，一面，正如劳合·乔治最亲密的顾问之一汉克严肃地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将联合起来共同抵抗布尔什维克。与此相反，他们表现出所有我们习以为常的巴尔干恶习。”尽管德国人有很多缺点，但他们至少“稳固、爱国、可靠、组织性强”。然而，对法国人来说，德国军队一直都是威胁。尤其是福煦从一开始就坚持，协约国必须没收德国军事设备，占领莱茵兰以及桥头堡，破坏沿德法边境的德国防御工事，并把德军限制在10万人左右。他说这些要求纯粹是军事上的。
作为少数从战争中脱颖而出的高级将军之一，福煦喜欢自称为普通士兵。他矮小、一头金发、谦逊、衣冠不整。某美国专家认为，“15英尺之外，没人会把他当作大元帅”。福煦出生在比利牛斯山脉地区的一个中等家庭，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同时也是无可指责的顾家的男人。他喜欢园艺、射击和看戏（只要不是太现代），憎恶政客和德国人。他的挚友，英国将军亨利·威尔逊敬佩他的勇气和执着，即使在战争中最黑暗的时刻。他说，福煦有“一种神奇的本能，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但不一定能说出原因”。另一方面，与他在战争结束前几天有过冲突的美国司令潘兴将军认为他“狭隘、小气、固执己见”。威尔逊总统逐渐发现他是记仇、盲目的法国人的化身，还觉得他沉闷乏味。
与他相识多年的克雷孟梭一直对他爱恨交加。1919年，他对最高委员会说，“他是个伟大的将军”，但“不是军队教皇”。战争期间，为了选最高盟军司令，他在贝当将军和福煦将军之间权衡不定。“我发现我处于两人之间，其中一个对我说我们完了，另一个来去像个疯子，渴望打仗。于是我对自己说，让福煦试试！”克雷孟梭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他说：“1918年3月，我看到他比以往更加自信、热情、执着，表现出一位伟大的领导者的风范，而且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直战斗到敌人投降为止。”但另一方面，他又说，“战争期间，我必须每天和他见面，以防止他做蠢事。”
克雷孟梭从来不完全信任任何士兵，尤其是信教的士兵。他没有指派福煦作为法国代表参加和会，并明确只有接到邀请，他才可以参加和会。对此，福煦从未原谅他：“实在匪夷所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