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出发的路线之争，两党中至少有一边是由君子组成，而明朝“党争”则是纯粹的权力之争，两边都很难说是君子（尽管其中一方非常理直气壮的认定自己是君子），使明朝本来更加完善的行政体制几乎作废，更快的走向了覆灭的深渊。
所以说，像中国这样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是很难从外部打垮的，真正的崩溃必然来自于内耗。我党现在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也是反对内部斗争的意思，这并非一时兴起，而是总结了诸多历史经验的智慧结晶。现在很多人没有充分认识到和谐社会的至关重要，不知道这是维系国家和民族气运的根本保障。*总书记在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伟大成就时就提出，改革开放必须做到“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而北宋后期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熙宁变法呢？首先，它在新旧两党之间反复动摇；其次，它虽然不懈怠，却是在不懈怠的折腾。这样一场大折腾能和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灭辽派认为辽帝国可灭的观点建立在一个重大假设上，那就是幽云地区的汉族人民时刻呼唤着宋军来“解放”他们，会积极配合宋朝的军事行动和统治。然而事实上这个假设并未成立，辽帝国治下的汉族民众从宋太宗时代就并未体现出对宋朝有特别的亲近感，而是配合辽军抵抗宋军的侵略。童贯灭辽时辽国汉族臣民更是奋力抵抗宋军入侵，宋朝短暂收取幽云十六州后设立的燕山府路治理也并不顺利。辽国人对兄国的背盟入侵深恶痛绝，时刻想借女真人之手实施报复，很多辽国旧臣投在金帝国旗下并极力揣唆金国侵宋。辽帝国末任宰相汉人左企弓就以俘虏的身份向金太祖极力建议：“劝君莫听捐燕议，一寸山河一寸金。”耶律余睹、耶律马五、郭药师、萧庆、萧仲恭等辽国旧臣也都对金帝国快速南侵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灭辽的主力确实是宋帝国而不是女真人，否则这些人完全应该投靠宋帝国找女真人报仇才对。他们的这种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宋帝国背弃兄弟之盟确实可恶，一方面是当时的人还没有形成现代民族意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正常人固有的忠君思想。奚、汉、渤海人虽然不是辽帝国的主体民族，但辽帝国并不是一个实施民族压迫的殖民帝国，而是一个公民权利基本公正的文明国度，各族人民完全可以团结在这个稳定的大帝国旗下，忠于辽帝。宋帝国企图通过民族关系来策反别国的人民，这种做法即使在现代看来也并不正义。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经济原因。前文已经说过，在宋代，宋帝国对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国际贸易都是极度不对等的经济掠夺，即使是政治上完全平等的辽帝国也不例外。幽云的汉人虽然对南方的工商业并不占优，但是对北方的草原却又有绝对优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参与瓜分宋人对契丹人的经济掠夺，这可能也是他们安于保持在辽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原因。
在现在看来，靖康之难应该算是中华民族的内部矛盾，但它无疑是汉民族历史上的一场大劫，也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更是大宋这个王朝的百年国耻。而这场大劫所产生的根源更是后人必须深刻总结的重大教训，我们对此不能有丝毫的隐讳，而是花大篇幅分析了其中的问题。这个国耻宋王朝用了百年才终得洗雪，在此之间，南宋和金国之间的百年战争遍布关陕黄土、秦岭蜀山、河洛中原和江淮沿岸，远比沙漠中打转的宋夏战争更加激烈震撼！
第二章 建炎中兴
第二章 建炎中兴
风雨飘摇中重新挺立
靖康之难对于宋帝国这个单一制中央集权帝国无异是致命的一击，就像一个全身都很强壮，但是头脑中箭的人一样，如果医治不利，全身都会死去。现在宋高宗的这个小朝廷就属于这种情况，虽然名义上仍是宋正统，但毕竟实力太弱，一招不慎就再无回天之术。汉朝的封建诸侯制残余还较多，在董卓、曹操等分别攻占洛阳后，分封天下的诸侯们还可以继续拱卫汉朝一段时间。汉昭烈帝（刘备）正是利用这段时间积蓄力量，在成都重建汉室。而宋代之后的明朝，由于没有这种诸侯拱卫的机制，一旦被清军入关，实际抵抗能力很弱，只能苟延残喘几天而已。那么组织结构和明朝非常相似的宋朝呢？
其实也不用卖关子，众所周知，靖康之难后宋高宗重建宋廷，南宋还持续了153年之久，完全是一个完整、规范的朝廷。关于南宋和北宋的关系，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是两个不同的朝代，就像西汉和东汉一样。但事实上这不是两个朝代，而只是同一个朝代的两个不同时期。东汉是在西汉完全灭亡后重新建立的一个新国家，皇室、朝廷都是完全重新搭建的班子，只不过东汉皇室确是汉高帝的后代，也认同西汉，所以是联系非常紧密的两个朝代。但南宋则完全是宋廷发生突变后，原皇室和朝廷班底紧接着的继续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在宋高宗驾崩时宋廷为其上庙号有过说明，当时翰林学士洪迈引汉光武帝（刘秀）为例，要给他上一个“世祖”庙号。按照谥法，建立王朝的帝王庙号称“祖”，依次继位的称“宗”，像汉光武帝建立东汉的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新建了一个王朝，又改变了世系，所以用“世祖”庙号，洪迈认为宋高宗也属于这种情况。但礼官尤褒、颜师鲁解释道汉光武帝虽然有皇室血统，但其实是从一介布衣，独立起兵建立全新王朝，和宋高宗这种以徽宗之子、钦宗之弟继承帝位的情况完全不同，所以宋高宗的庙号称宗而不称祖。当然，宋高宗作为典型的中兴之君，没有得到一个“中宗”庙号也比较奇怪，可能是唐中宗把这个好庙号给毁了，后人都不愿意用了吧。
顺便提一下，后世还有一位明成祖没有建立新王朝，却也用了祖的庙号。但他刚驾崩时庙号是太宗，一百多年后明世宗在大议礼之争中，为了在宗庙里给自己没当过皇帝的老爸腾一个宗的位置出来，才把太宗改为成祖，属于特殊情况。至于元、清、越南、朝鲜的庙号比较混乱，就不拿来比了。所以，正如唐朝被武则天的周朝分割为两段，但我们并不认为这是不同的两个朝代，同样，北宋、南宋只是指宋朝这个朝代的两个不同时代，不能认为是不同的两个朝代。
不仅皇帝是从北宋继承而来，南宋的朝廷也完全是北宋继承的班底，除了一些被金兵劫走的大臣，都跑到高宗身边重新组建了朝廷。张邦昌虽然被金人册立为帝，但他自己也没敢真把自己当皇帝，而是奉立了宋高宗和孟太后，后来还被高宗封为太傅、同安郡王、奉国军节度使，但不久后还是被赐死。张邦昌在《宋史》中被列入《叛臣列传》，其实是有点冤枉的，他没有背叛过宋朝，那个“大楚皇帝”是金国单方面宣布的，他本人并未承认，反而一直在为宋廷的重建而努力。当然，南宋的成功重建并不是靠大投降派张邦昌的奉立，而是靠主战派大臣和将士们的浴血奋战赢来的。
金军劫掠东京后并无力驻守，而是尽快退去。当年底，斡离不病卒，居然是洗澡洗死的，追赠为太师、魏王，后改赠宋王，配飨太宗庙庭。金太祖五子完颜讹里朵（汉名宗辅，《金史》称金睿宗）接替了右副元帅职务。斡离不作为金帝国前期最积极倡导侵宋的主战人士，多次大败宋、辽，尤其是袭破辽天祚帝行营、直捣东京等壮举奠定了他一代名将的地位，“二太子”一度是金军的精神化身。斡离不虽然积极倡导侵宋，但并不主张灭宋，只是想通过战争攉取利益，顺便自己立些战功。但金太宗嫡长子蒲鲁虎（汉名宗磐）、粘罕等更具实力的人物坚持要灭宋，扶立新的傀儡政权，结果灭宋未成，反而与这个超级大国结为世仇，为百年之后女真民族的悲惨结局种下因果。
金军退后宋廷就下步战略发生了激烈争吵，宗泽等要求还都东京，有些人要求迁都襄阳、长安或成都，有些要求避入江南。当时宋高宗只有20岁，还不是一个很有气魄的皇帝，很大程度上只是宋廷拥立的一面旗帜，而汪伯彦、黄善潜两人势力最大，这两位都倾向于避入江南，并且非常急切的要求高宗赶紧放弃中原故土。李纲来到南宋行廷后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要求积极抗金，推荐了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宗泽为东京留守，重新布置河北防线。
由于宋朝民间浓烈的尚武风气，习武的民间组织非常之多，在金军入侵，宋廷崩溃之际，沦陷区的人民以这些武术社团为基础，集结了很多义军，自发抵抗金军。这些义军有力的牵制了金军南下，现在宋廷正式招抚他们，也有极少数不服招抚的，自立为王，后来有些人一度成为比金军更大的威胁。在抗金义军中最著名的当数红巾军、五马寨等，河北招抚使司都统制王彦带七千禁军在太行山区进行游击战，也聚集了不少义军。王彦这支部队很多人在脸上刺八个字“赤心报国，誓杀金贼”，以表抗金决心，被称为“八字军”。这些义军都给金军制造了不少麻烦，但他们毕竟面对的是金帝国组织严密的正规集团军，而广阔的华北平原也难敌女真铁骑的强势冲锋，最后宗泽将这些义军都聚集在东京周围，统一指挥。河东有一位名叫王善的“巨寇”，号称有七十万众，宗泽单骑到他营中劝降，以国家大义说服他，直说得泪流满面，把王善也感动得泪流满面，接受了招安。但如果真有七十万人的话，宗泽哪儿去找那么多军粮和军饷来供应？
黄善潜、汪伯彦还在竭力揣唆高宗避入江南，曾在靖康之难中直言上书诛杀“六贼”的太学生陈东这时又站了出来，与新科进士欧阳澈联名上书要求罢免黄、汪等投降派，整军抗金。结果黄、汪等权相以煽动闹事为由，将两人诛杀。大家注意，这里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宋朝是不能以言论杀士的，有宋一代三百二十年，因言论而被杀的士人确实也仅有此例。关于此事，现代宋史权威王曾瑜老师曾考证陈东曾上书言高宗继位不当，促成了高宗杀他。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无论什么言论都是不能被杀的，这是基本原则。后人一般认为宋太祖不以言论杀士的祖训刻在誓碑里面，只有继位的皇帝才能看到，高宗不是通过正常程序继位，所以没看到这块誓碑。而数年后从金国归来一些靖康之难中掠走的宋臣，他们可能转告了徽、钦二帝的太祖遗训，所以高宗才非常后悔，为陈东、欧阳澈*，追赠为承事郎。不久后李纲也被罢官，执政仅70天，现在很多人说是投降派打倒了主战派李纲，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当时李纲是被殿中侍御史张浚以性情暴躁并有一些违纪行为弹劾下台的，确实也不冤枉。张浚不但不是投降派，还是南宋初年的主战派首领，南宋的主战派大多是他当宰相后提拔起来的，说李纲是被投降派排挤下台的说法完全不对。
建炎元年底，金国以张邦昌被赐死为由，分三路南下，讹里朵率东路军攻山东，粘罕率中路军攻河南，左元帅府又派娄室与西夏配合攻陕西。宋军现在的防御力比靖康之难时更弱，宋高宗再不迟疑，逃到了扬州。金东、中两路军进展都不是很顺利，遭到顽强抵抗，尤其是宗泽镇守东京，连败金军。中山府从宣和七年就被围，支撑三年才粮尽被攻破，其气概完全不下龙城太原。西路军相对运气最好，娄室进攻长安时恰逢地震，金军拥入，天章阁直学士、京兆府路经略使唐重等宋臣死节。唐重被追赠为资政殿学士，谥恭愍。但娄室继续进军时，熙河经略使刘惟辅率军来战，刘惟辅阵斩金军先锋哈番，西路军士气大溃，退兵逃离，可见陕西军的战斗力完全不在鼎盛时期的金军之下。
抵住了金军攻势后，宗泽奏请高宗还都东京，实施全面反攻，但是在危险的战略局势下，高宗始终没能回到前线。宗泽一年之间上书二十余封都没有获批，不由得忧愤成疾。宗泽死前一天长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这首感叹诸葛亮的名句也正是对宗泽的命运写照。第二天，风雨昼晦，宗泽行将不免，家人和属下哭问后事，宗泽没有谈一句家事，只是连呼三声“过河！”然后溘然长逝，留下了未能收复故土的遗憾。宗泽卒后赠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谥号忠简。
宗泽卒后北京留守、河北东路制置使杜充继为枢密直学士、东京留守，但他对自发抗金的义士态度很差，聚集在宗泽身边的义士大多离去。这些人留在宗泽身边是抗金义士，一旦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