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会合乎近来大谈理性、满脑子都是文化的日本人士的知识品味。以前理论在日本不大见得到,如今就连电车里的姑娘们都在读些艰深的书,讲些艰深的话。所以,说是《近来的日本》,我干脆给他写一写东京的观光好了。
往返于外科就诊期间,见到一位男士头顶长了个疖子,医生将他的一头美发剃个精光。结果该人沮丧得要命。原来该人的职业是总理府官员。我原想推个光头在日本人本是常事,根本算不得什么,却原来如此,看样子在日本就是喜欢讲求一律,一声吆喝足以左右一切。假设大家都剃了光头保护总理,该人肯定也一样会因留着头发而感到难堪。 。 想看书来
近来的日本(2)
群起耍蛮的学生倒是看不到了。不过上了电车,就能看到学生帽如皮鞋般发亮的学生。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涂了什么才那么黑亮呢?莫非鞋油不成?
擦皮鞋最多的是在永乐町的铁桥下,排得长长的。皮鞋这种东西甚是奇怪,非要将它擦得光亮可鉴不行。我在电车上见过用自己的裤腿蹭皮鞋的人。还有人不知道我在盯着看,而用电车的靠垫擦皮鞋。有些地方还有拿着写有I am deaf小牌儿的擦鞋者。
I am deaf,这真是个高明的想法。我想要是自己能借过来挂在胸前招摇过市该多好。孔夫子也是一切恶事皆不闻。他想吃肉可是不想看到屠宰场面。故而将厨房造得远远的,免得听到杀鸡的悲鸣。
要让被杀者意识不到被杀,也有办法。从前我们国家大量存在的买办阶层,便是对我国的国民敲骨吸髓,而自己大揩其油,彼辈的民族良心被彻底扼杀了。这一次我算是亲眼得见。那是在一家名叫OS的店里,在专供外国人用的电梯前,有一对衣着讲究气质高雅的夫妇,为了要乘电梯而在那儿费口舌。原来只有尊夫人自己是那边的国籍。我试了一下我的威力,朝前迈了一步。这时身着漂亮服装的男侍,对着我寒酸的衣着和一个月未理的脑袋,礼貌地问了句:“是外国人吗?”我就像刑警在强盗面前一晃警察证件一样,出示了我是外国人的证据。他冲我鞠了三个躬。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从前在我们国家,只为了多挣几个钱而在主子面前卑躬屈膝的此类少年的身影。因此,我对这类少年感到说不出的怜悯,所以再也没有去过OS。我们国家从前有的东西如今在日本都有了。
从前日本有的东西如今在日本也都有。一个知心朋友带我去的地方,是新桥的一家名叫“今朝”的店。“今朝”,我思忖了片刻。噢,记起来了,就是当年我在日本时去过的牛肉火锅店。没想到如今那儿的店主竟是我昔日的好友。记得那一次花90分钱吃了一份牛肉火锅,喝了10分钱的玻璃小瓶装的酒。那个小瓶就像现在车站上卖的牛奶瓶一样,带一个小的豆粒般的软木塞。那一次,出了“今朝”,摸着黑儿走到了新桥的岸边,才猛然发现再迈一步就要掉到沟里了。那时新桥已经有了车行道和人行道,由于桥面很窄,沿着人行道朝前走简直就会掉进河里。
上一次在新桥车站下车时,走在混凝土的桥面上,木屐的声音听起来就像打雷一样。穿皮鞋的人根本看不到。火车仿佛小箱子。在东京住上一段时间,知道了新桥是外濠站的终点,那附近有一个虽然不大、但房屋都很洁净的小镇。当时人们称之为时尚房屋,经常能看到一些小姑娘用水桶提了水擦洗门厅。那个小镇如今哪里去了,我还没有打听;我在那附近走了走,有羞花之貌的姑娘如今也看不到了。
姑娘倒是满大街都是,都穿着漂亮的洋装,看惯了觉得非常之美。不过看报纸上却说日本人的西装打扮很难看。这纯属那些忘乎所以的亲美之流的信口雌黄,切不可听他们胡说。这些人无一人穿过时的服装,以及带补丁的皮鞋。洋服也是刚做不久的,鞋子说是猪皮的,其实都是羊皮或绒面革的。保护并领导日本国民一路走来的政治家真是了不起。听他们口口声声“战败战败”的,据说已经在酝酿签订史上少有的所谓和解媾和条约了。
早年日本有的东西如今也一样不少,即:从前只经营和服衣料的三越布缎庄,挂着写有“开往板桥”的牌子的御茶水桥的铁道马车,浅草的商店街,武藏野的景色,隅田川的游泳场。即使在战后风潮中,布缎庄的门帘为狮子所取代,铁道马车变成了无轨电车,游泳代之以海水浴,可是日本精神丝毫不会发生改变,就像即便富士山脚下布满了烟囱和输电线,富士山顶还是依然如故。
不过那却是极其可悲的事情。在我看来,总觉得所谓的民族性格以一种根性遗留下来,而且对外来的无谓的模仿亦为时过早,对将来亦丝毫无益。中国经历了极度的贫穷与奴隶化,而日本幸免于此,正因为如此,在重建上需要另一种艰辛的努力。
东京观光写成如此模样,实在抱歉。
原载日本《新文明》杂志1951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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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中日友好
一
今年春天,我不幸接受了做中国文学课讲师的差事。事情赶到这一步,我虽然为自己不胜任这一工作而深感愧疚,可是又别无他法。
似近且远,似远且近的在日本的中国文学课。
这次我到日本后,很快便见到了《四世同堂》、《虾球传》、鲁迅的研究以及《金瓶梅》的新译。而且,自那之后,又陆续有丁玲女士的几部作品以及《白求恩医生》、《原动力》、《引力》、《新儿女英雄传》、《李家庄的变迁》等著作的译本问世。
紧接着,我又与身为中国文学专家的众多前辈以及朋友见上了面。未谋面的诸位先生出于惶恐还未拜访。尽管文献、学者如此众多,可是不知为什么,中国文学对于日本人整体而言却是极其疏远的。
其缘由倒也是明显的。
日本古代采取“中国文化一边倒”的态势,而明治以来,转为“西欧文化一边倒”,从而将以往用在“中国一边倒”上的力气倾注到了西欧上面。
不过对于业已搬来的中国文化,并未全盘扑灭,不仅在汉学者和东洋史学领域那里继续保留,而且还将其留在了忠君爱国教育及诏书之中。因此,古老的中国文化,只有其表面部分还与日本人的生活保持着某种关联。
明治以后,日本采取“西欧一边倒”,一方面进行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与此同时,现在的中国成了他们蔑视的对象,没有了了解的必要,这样一来,中国现今的一切就与日本的大众隔绝了。对中国的社会、中国的新文学,除了“浪人”所介绍的魔都、鸦片之类的猎奇事物以外,便别无所知了。
对西欧文化的倾倒,其结果是,从十一年前的偷袭珍珠港之后,日本又被列强给一脚踢了出来。然而,现如今,说来也怪,就像从前我国那些宁可割掉自身某个部位,遭到旁人唾弃,也要去当个宦官的人一样,被踢出来的日本依然毫不死心地哭着喊着想要再度追随列强,从而置大众于鲁迅所说的“想当奴隶而不得”的境地。
在这种现状下,中日难以实现友好。而且,以这种接受姿态,我一个“彼国之人”,担任讲师,讲授中国的民族文学,此事实属不易。
昔日布朗登氏作为外籍讲师,像是留下了极多业绩,而对中国文学的接受态势一开始似乎就与西欧文学迥异。不过,我暗中了解了前任冰心女士的讲课情况,听说其介绍新中国,颇为公正客观,又很热心,说是这回要离开日本,于是轮到了我头上。这就是前面所说事情之缘由。
在日本的此等环境中,向日本大众传授表现中国人民被压迫的苦难、三十八年革命的艰辛以及此次终于站立起来的伟大力量的文学——在我看来,需要更大的人物方可。
以前,也曾有过请鲁迅来日本讲学的念头,只是一来鲁迅自身可能也不便前来,再者日本方面时机亦不十分成熟。就此次之事,要报答抬举我上大学讲台的诸位之厚意,我期待着能按照中国人民的意愿,派送最好的讲学者过来。然而,当今的日本领导层,不愿看到日本民众与中国人民修好,不希望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人民的生活及其文化,不希望中日互助合作。若他们执意捂起眼睛不瞧中国,那么我的这一理想还远不能实现,我也只有和愿意认真研究中国的学生一道,排除种种障碍而前行。
回头看一下日本的报纸和杂志,分配给中国文学的篇幅也是少得可怜,在大报上评论中国文学的也很少见。然而,我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前面提到过的各种翻译作品,虽没有广告和宣传,也非常畅销。这是我们在中国曾经经历过的情况,在半殖民地状态下,好的出版物自己就会传播开来。
日本必须重新起步,才能回归亚洲。我也产生了与学生一道忍耐前行的念头。
二
我时刻都与疾病为伴。因而小则影响到与朋友交游、旅行,大则导致一时无法回国。不过,时隔多年再次来到日本,虽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让我备感亲切的东西还是相当不少的。
就连如今已成为市区的武藏野,也还留有两三棵光叶榉树。那是从前的杂木林。在武藏野的北部有一片黝黑的土地,地里晒着成排的萝卜,稍微走远些,会看到农家的屋檐上挂着柿子干。这些景致虽然不起眼,可是对于以前在日本居住过的人来说却十分亲切。
从前叫做麹町、现在成为首相官邸的那一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过去的中国公使馆,不用说,现如今昔日的景观已经荡然无存。
在那座中国公使馆发生过一件滑稽透顶的事儿。那是在民国元年之前一年,十月革命意指辛亥革命。因其发生于1911年10月,故而作者称其为“十月革命”。——译注的消息一传到留学生当中,欣喜若狂的学生们就都涌向那里。公使降下大清帝国的旗子,器物被毁,大大的枝形吊灯被打落下来。公使馆内属于治外法权,故而公使没有叫日本警察来。当时的公使和学生都相当了得,身在本乡地名,位于东京都文京区,区域内有东京大学。——译注的学生中有因拿不出5分钱的电车费而走到麹町者。
其次难忘的是“二十一条”。我们看到这个消息,都为此事的极度荒唐而震惊,大家都议论说这简直是用一纸文书将中国沦为附庸。我们闯入公使馆,责令公使拍电报,这时在公使馆门外,近卫联队的喇叭手三十人左右,吹着喇叭围着公使馆转来转去。我们还当是吹喇叭练习呢,过后才知道那是在对公使馆进行威吓。不由得为日本军阀那拙劣的把戏而大感惊讶。当时虽说好像已经有了国际法,但似乎还不知道拘留学生这一手。那个时候学生很是厉害,根本不把公使当回事儿。
贪赃枉法的军阀及官吏一见在国内要被抓了,就会逃奔到日本来。他们这些人身居豪宅,养小老婆,最怕被学生发现。殊不知学生根本不屑理会他们。
国家、社会、个人,中日两国虽然比邻而居,可是迄今为止还谈不上相处融洽。不过当我们接触日本的自然风物及日常生活时,会产生各种愉悦之感。对此,我在明治文学中读过很多,然而此次却发现,如今这方面的随笔以及描写不是很多。从前我们国家因外国的压迫一度失去了很多闲情逸致,我怀疑这可能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吧。
原载日本《群像》杂志195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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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第的高材生——日本
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行了文明开化、富国强兵的政策。在此之前,印度已经沦为殖民地,中国以英国强行输入鸦片为开端,已经陷入半殖民地状态。此时,日本发动了甲午战争(这场战争毫无开战理由,甚至没有任何借口),结果将沙俄帝国以及德意志帝国引到中国,造成中国战败。
看到日本的强大,印度人从中受到了鼓舞。中国尽管败给了日本,却甘愿向日本学习近代文明(我也是那个时候的留学生)。然而日本却错行了政策,没有为中国的维新即中国的革命助一臂之力,而是趁机与袁世凯及张作霖挑起很多事端,招致了侵略的恶果。
其结果,这次战争使得中国内地众多的民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饱受了战争之苦。残废军人、战争###乃至混血儿,这些如今日本所有的一切也遗留给了中国。
而中国人却并非要与日本清算这笔账。对投降时的诺言,日本近来有些出尔反尔,就连这一点中国人也没有责备日本国民。然而日本由于自己逃避媾和,自觉不仗义,故而尽量诋毁中国人,说什么“竹帘子”,其实是在自己的面前放下了一道帘子,实在不地道。
然而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