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锦丽（林文奎学生）、丁墨南、李湘芬、张继高、萧孟能。熊式一等对我颇称赞，但我因熊式一用英文写过《蒋介石传》，马屁十足，所以不喜欢他。京戏名角李湘芬说：‘我小时候在老师梅兰芳家看到年轻时候的胡适，现在看到你，觉得你真像那时候的他！’林文奎将军是孙立人将军的参谋长，孙案发生，他饱受惊吓，精神状态逐渐有异，这时已是满口怪力乱神，申叔拜他为师，也就病中生幻，益发不可收拾。不久以后，申叔就闭户不见朋友，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这次最后的晚餐，如今回想起来，好像是申叔有意设下的惜别宴，席中申叔和王莫愁做主人，周到亲切，一如往常。谁也没想到，这样一位热情而有才华的朋友，就这样悲愤莫名地离开了！那天饭局时，林文奎一再说喜欢看我的文章，并拿出他的照片集给我看，我忽然看到Bonnie的家庭照片，Bonnie是我在台大最后喜欢的同班同学，毕业前夕我才发现她很迷人，可是太迟了。她是林文奎的干女儿……”
自述：《文星》时代的朋友（2）
李敖说：“在《文星》时还有许多中学生的读者，我知道的有陈晓林最优秀，直到今日犹为能文之士，并且是我好友。还有一位中学生读者，字写得歪七扭八，向我备致仰慕之忱，且由张菱龄转达此意，此人后来搞‘云门舞集’，即林怀民。还有一位黄三（黄胜常），比我小11岁，我在《文星》时候，他通过萧孟能夫人朱婉坚，与我结交。他的父亲是桂系要人黄雪村，母亲是左宗棠曾孙女。这小朋友聪明过人，又多反骨，在成功中学，因与教官冲突，被开除。后来入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一天上课时偷着帮我校书，被老师抓到，把书抢走，他向老师交涉，说可任凭处罚，但是书要还他，老师不肯，致起冲突，事闻于校长成舍我，成舍我裁决黄三应公开自打手心10下，以示悔过。黄三的亲人都劝他委曲求全，以免在台湾无书可读。 他来找我，我说：岂有此理，这哪里是办教育，这样羞辱青年学生，成什么话！乃写一信由黄三持交成舍我，大意是说：你成舍我当年为了在军阀统治下争取做人的自由，一何英勇；如今却如此迫害你的学生，岂不值得反省。黄三翌日赴校，他的父母以为他同意去打手心去了，叮咛千万照校长意思做，不期他却手持李敖之信，给了成舍我一次‘教育’。成舍我看信后面露狞笑，说：‘我们世新是个小庙，容不下你这大和尚，你还是走吧！’就这样的，黄三为了向不良教育抗争，又给开除了。后来他转赴美国了。黄三在台湾，是抗争国民党黑暗教育的先烈，也是抗争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的伪君子成舍我黑暗教育的先烈。他年纪那么小，就那么有志气、有牺牲的勇气，真令人佩服。多年以后，我在电视上揭发成舍我种种劣迹（包括逼女友打胎等等），原因之一，就是替黄三报仇……”
自述：梁实秋，一代大儒太软弱了（1）
梁实秋，一代大儒太软弱了！
李敖是文人中的强者，因此被他敬佩的文人委实有限。特别是在台湾这个面积不大的小岛屿上，有名气的文人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在这些文学名人之中，作家梁实秋是李敖在回忆录中着笔较多的一位。由此可见，并非李敖太狂太傲，而是他实事求是，评价起逝者来也往往一针见血。李敖认为：“《文星》时代朋友中，有人是从头到尾看到‘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的局面的，其中最值得一写的，是梁实秋先生。1961年11月1日，我在《文星》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其中提到：卖身投靠的一辈我们不必说，即以最开明一代的老先生而论，从写《人权与约法》时代的胡适之到写《容忍与自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事后我写信给吴国帧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伯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
“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38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地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李敖说：“1965年12月28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稿，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盂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有名气的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20年间，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5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10年，他与我比邻而居（他住在我家大厦旁边的电梯公寓里），古人‘天涯若比邻’，我却‘比邻若天涯’，梁实秋说他自己在台湾过的是‘苟且偷安、逃避’的生活，我却不屑如此。双方有这么大的差距，多么‘天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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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梁实秋，一代大儒太软弱了（2）
李敖继续写道：“梁实秋跟我讲了一个笑话，他说每次王敬羲离开梁府，都要偷偷在门口留下一泡小便才去。梁实秋一直装作不知道。有一天，王敬羲居然很神气地自动招出来，他说：‘每次我都撒泡尿才走，梁先生知道吗？’梁实秋答道：‘我早知道，因为你不撒尿，下次就找不到我家啦！’王敬羲是余光中的朋友，人嘻嘻哈哈的，倒也爽快，只是以文化人兼市侩，可鄙而已。在蒋介石下令扑杀《文星》时，他在香港打出《文星》招牌，虽扩散《文星》毒素有功，但自己趁机中饱，却是实情。他向我约槁，我写了一本《借古不讽今》，偷装在茶叶筒里，由一香港来的女作家携出台湾，他印出来了，却不付一文版税。我被捕后，他在《南北极》杂志有以声援，可以肯定。……前面谈到《文星》时代我与梁实秋的交往，也数落了他的不是，不过，梁实秋有一事，最令我感佩感恩，就是他还有老辈的那种主动推荐人才的气度。自我被陶希圣请出‘文献会’后，梁实秋认为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了，因此他不得我同意也没告诉我，就秘密写信‘中央研究院’王世杰院长、历史语言研究所李济所长。对李济说来，其实这是有点难堪的事，因为李敖是他学生，自己学生自己都不能赏识，还要劳动校外的与李敖非亲非故的梁实秋推荐，这不是有眼无珠吗？尽管梁实秋甘冒不韪，推荐了李敖，王世杰、李济他们还是拒绝了。这一拒绝内幕，多年后我才完整了解。……当时‘中央研究院’不接受梁实秋的推荐，真正的原因明明怕‘立法委员’胡秋原等人，但却假托出一个李敖人品上的理由，这是最高学术机关负责人不该有的怯懦，也恰恰反证了人品上出了问题的，原来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人品上既未能坚持道德勇气，也未能维护学术尊严，甚至起码的知人论事的求真态度，都出了问题。例如他们假托出所谓李敖‘品行不端’、‘行为不正’，就是毫无根据的……”
自述：与柏杨的恩恩怨怨（1）
与柏杨的恩恩怨怨
在台湾文坛上，李敖和柏杨曾经是一对受读者青睐的作家。但是，由于各种性格与立场的不同，在台湾当年的白色恐怖环境中，难免产生种种不愉快的磨擦。李敖在事过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谈到了他在白色恐怖时期与作家柏杨的交往经过，孰是孰非，暂且不论，权且把它当成一段逝去的历史来看。因为聪明的读者会从这些往事的追思中，发现作家李敖性格中的某些特点。
李敖回忆说：“1968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7年之久。我对柏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我与柏杨相识于1965年，并无深交，到了1967年，偶有来往。1968年2月29日晚上10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地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1967年5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1967年10月6日到13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1968年2月29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10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问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