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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起义（12）
黄公略率第三团三营于当日下午四时到达平江城北五里处休息。公略先来到我处，高兴地谈了他们的经过。这时，团党委派去送信的李光急急忙忙跑来说：“队伍跑了，九连长贺仲斌煽动大家说，受了黄石的骗，黄石是*如何，如何。他们带着队伍向南跑步走了，我从隐蔽地跑回来的。”黄石气愤地说：“去追，可以喊回来的。”我说：“追不到，也喊不回来。一个人去追，会把你捉去。现已过了一小时，派部队去追，还要一小时才能出发，他们已走了二十里，让什么部队去追呢？”黄说：“驻思村的第二营。”我说：“二营于昨日下午四时已回平江城，事先未敢通知该营，是起义前两小时才用电话告诉的。该营并不十分可靠，现在起义基本上是胜利了，但内部还有叛变的可能。起义前一小时，捉了金营长、连长等共十余人，现正在动员组织各级士兵委员会，明天进行选举。三团三营起义过来，又叛变出去，这个教训对巩固一团有好处，说明对军官要进一步清洗。”贺国中听了起身就走，说：“危险，我们不要大意！”贺走后，我又对公略说：“你去三营还不到一个月，情况不熟，士兵不信任。刘济仁在部队中长期进行反动教育，革命成为不合法，反革命成为公开合法，在这种是非颠倒的情况下，进行工作是异常艰苦的。要改变这种情况决非短期能做到，这不是原谅自己，
而是事实。因此，应当全面考虑一下，取得教训；叛变并不特别意外，不要难过。我们没失去什么，反而对巩固一团部队有益处。”
二十三日黄昏后，大约是八时，团党委开了全体会议，到会人数是最多的一次：滕代远、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张荣生、李灿、李力、李光、邓萍和我共十人。公略把三团三营叛变情形讲了一遍，说是工作没做好。我把对这件事的分析又重复地讲了一下，着重说到发动士兵清洗不可靠的军官。会议讨论，为接受三团三营叛变的教训，须加强士兵委员会的领导，继续发动士兵群众选举军官；士兵自治，官兵平等，待遇一样，实行一九二七年一月士兵委员会章程；实行打土豪分田地（删去章程上减租减息这一句）。我说，向湖南省委建议留滕代远为红五军的党代表，大家都赞成。李灿、李力、张荣生都说：这次起义，一营雷振辉营长、一连李玉华连长、二营陈鹏飞营长，他们三人表现都很好。有的同志说：现在是顺利的时候，不知道将来困难艰苦时怎样。我问：“明天选举，他们通得过吗？”张荣生说：“通得过。”我说：“公略去四团当党代表好吗？”大家同意，我说：“长沙破获特委事，陈鹏飞营长对公略安危很关心，看来此人感情重于政治。”
二十四日上午士兵委员会在团部开联席会议，我出席讲了话。选出彭德怀为红五军军长兼十三师师长，邓萍为参谋长。成立一、四、七三个团，团长雷振辉、陈鹏飞、黄纯一，贺国中为七团副团长。会议通过团党委改为红五军军委，从军到连实行共产党党代表制，团以上建立政治部，保证革命化。欢迎滕代远为红五军党代表，李灿为一团党代表，黄公略为四团党代表，黄纯一兼七团党代表。红军接受共产党领导，保证永远为工人农民服务。
团党委改为红五军军委后，以党代表滕代远同志任书记。以党代表为各级党委书记，是当时红五军的制度。
平江起义（13）
二十四日下午四时，平江县委召集了群众大会，庆祝起义胜利，宣布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工农红军。红五军全体成员参加。参加大会的人在五万以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真是盛况空前，热烈异常。我和滕代远讲了话。军民热情之高，无法形容，使每个到会人员都得到鼓舞。
二十四日这天，从长沙得到电报电话的消息：二十五日反动派的军队准备向平江进攻，二十七日至迟二十九日到达平江近郊。我们在城内的工作应当在二十七日全部结束。
二十五日开了一个军事布置会议。团长、党代表均到会，讨论当时在平江城近郊的军事部署。想在敌人进攻平江城时，利用城周有利地形和熟悉情况，给进攻之敌一个打击，歼灭敌人一两个团，再行撤出平江城。以此来提高红军声威，然后有计划地向江西、鄂南发展。从这样的企图部署战斗：特务连、机枪连在城西做隐蔽的据点工事，引敌向该点进攻，给以杀伤；一团从正面出击，四、七两团南北夹击，消灭敌之一部，把进攻平江的敌军主力吸引到城区来，再行向平江城东乡和江西方面发展。按照这种想法，将一团置于城西机动位置；陈鹏飞、黄公略率四团位于城南三十里处，待敌向西门进攻时，从敌侧后由南向北突击；黄纯一、贺国中率七团位于城北三十里处，敌进攻西门时，由北向南突击。侦察地形，架好电话，选择预定合击点，总之，做好各种战斗准备。大家信心百倍，消灭敌之一部分是有把握的。
七月二十九日，敌军进攻部署：以三个团指向长寿街（在平江东七十里）堵击我军退路；以五个团分为前后两个梯队，沿长平公路向城西关进攻。其第一梯队两个团，于上午九、十时向西门猛攻我第一团阵地时，遭我隐蔽据点机关枪火力点的猛烈袭击，大概死伤三百人以上。我黄纯一、贺国中率第七团于正午按预定计划，从敌侧后向南突击，将敌部署打乱，敌退至公路南侧。战至下午接近黄昏，敌第二梯队也已靠拢，还不见四团动静，遂打成相持局面。第一、七团和军直属队于黄昏退出战斗，经北乡转至东乡之龙门集结（靠江西之修水）。如果四团按预定计划，配合一、七两团歼灭敌先头梯队一至两个团，在战术上给敌以打击是可能的。第三天夜晚，四团才到龙门归队，始知他们在二十八日下午，即敌人进攻的前一天，离开指定地点自由行动，未经请示，即向浏阳方向单独去进攻第三团，企图喊回叛变了的三团三营。结果，第四团原约七百人损失大半，所剩不到三百人；七团伤亡一百余人，最大的损失是黄纯一同志阵亡；一团和机枪、特务两连共伤亡数十人。
二十五日军事会议的错误，是没有讨论战略方针，没有认识到革命的长期性。战争的形式应是长期的进攻和反进攻。如有这样的观念，就会在敌进攻平江城以前，早一点主动撤出，让敌扑空，那就可以避免这些损失；就应将部队布置于长寿街和江西省的修水、铜鼓边界，以团为单位分散打土豪、分田地，做好群众工作。这样，才能联系人民群众，才能深入部队的阶级教育，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当时，未尽可能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也没有认识到三大任务的统一性，说明我在当时是有很大的盲目性，缺乏马列主义路线和战略策略的认识。这就是我当红军的第一课，也是我参加红军后第一次所犯的错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平江起义（14）
简短的结语
平江起义是在一九二八年七月，当时中国革命正处在艰难的时候；湘鄂赣三省反动军事力量比较强大，而以湖南为最；三省政治局势一般还是平静的，起义本身的准备和条件并不成熟。由于南华安特委被破坏，暴露了军队中党的成员，幸情报准确未遭毒手。如不当机立断，决心起义，这些暴露的同志固不能保存，未暴露的同志，也不易长期隐蔽下去。党在独立第五师一团建立起来的一点薄弱基础——*个党员，有全部被摧毁的危险。团党委采取坚决态度领导起义，是完全正确的，所采取的具体措施也是正确的。起义前，在同一个县境内，在同一个师中，有两个团是反动的，还有近两个地主武装，敌有多我两倍以上的优势力量，我仍然取得了完全的胜利。个别同志因急躁提早起义，该局部虽未收到良好效果，但未危害全局。在起义的全局方面，仍能沉着坚持，按照预定计划举行起义，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政纲。起义时革命的士兵群众组织比较普遍，党的成员只有*人。起义后即遭到湘鄂赣三省反动军队的“会剿”，经过四十余天的打圈子战，才把敌人的“会剿”粉碎。那时，我们没有根据地，外省籍官兵又没有同当地的土地革命结合起来，地理人情都不熟，被迫接受紧张、连续的战斗任务。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时刻，发生了一小部分人员动摇逃跑的现象。这种现象一暴露，在创造湘鄂赣边区根据地的会议上，即决定把平江起义部队同地方农民游击队混合编组，使部队得到巩固和迅速发展。
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平江起义，至七月二十九日黄昏退出县城，这一段时间做了很重要的工作：用彻底的*制度，粉碎了旧式的反革命军队制度，建立了为工人农民服务的红五军崭新制度——没有这样一支红军的建立，就不可能迅速建立湘鄂赣边区大片苏维
埃根据地；彻底粉碎了反革命的县政府、清乡委员会、国民党及其一切反动武装，这就是彻底捣毁了反革命机器；同时，迅速地武装了革命群众，建立了平江县临时苏维埃革命政府，释放了牢狱里的大批革命群众。平江县的反革命分子，杀害革命人民群众是无法数计的。我们成立了临时革命法庭，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替革命群众申了冤、出了气、撑了腰，打击了反革命的气焰，这是完全应该的，十分必要的。可是，在这次无产阶级*运动中，竟有个别人打着批判《怒潮》剧本的旗子，说什么“平江起义彭德怀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这不是侮辱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侮辱平江起义，侮辱共产党领导的起义，因而也就是侮辱共产党，站在反革命立场，替四十年前的反革命分子翻案。否定一切，否定平江起义，这是不正确的，这是罪恶。有人还说什么在清乡时杀害了农民，历史文件和参加平江起义的现在还活着的人，都可以证明：第一团到平江三十六天（六月十六日到七月二十二日）中，就根本没有清过乡；第一、三营和团直属队驻在平江城，就没有出去过；第二营虽然驻在南乡思村，也只在思村镇外几里以内野外演习过一两次。平江县南区党的地下工作者，早就有文章说明当时驻军的情形，此人还在。参加平江起义者，在人民解放军中，也还有人在。应当调查清楚，决不允许无中生有，别有用心地替反革命分子翻案。即或是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也应当批判。这种无事实根据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登载，不仅败坏报纸名誉，而且给投机分子、反革命两面派以可乘之机。
独立第五师一团在平江起义以前，同一切白军一样，是一支反革命军队，是保护地主资产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工具，是*工人农民革命的工具，这就是它的根本性质。它的士兵绝大多数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群众。强制他们为剥削者和压迫者服务，
这就是白军中的基本矛盾。但它用最严密的组织和绝对服从的纪律约束士兵，不允许士兵有任何自由活动。它对士兵有十大斩罪（如“营私结党者斩”），一切违反剥削压迫者利益的言行，都是不合法的。它有一套用人、行政管理和等级制度，它用各种各样的欺骗（如说“军队是国家的”、“共产主义是不合国情的”等等）和对军官的优厚待遇，来进行管理、教育。要改变这种军队的性质是不容易的。我在这个军队中，利用合法身份进行非法秘密活动近十二年之久，做出来的成绩是很微小的。其经验就是要善于利用各种矛盾，使非法变为合法，如使士兵委员会章程变为随营学校宗旨等。非法（即革命）是目的，合法是手段，不然就成了合法主义，反而成为反动统治者的附庸或帮凶。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矛盾在旧军队中是普遍地存在着，能灵活巧妙运用，就有机可乘；合法和非法斗争密切配合，达到统一行动。抗日战争时期，在伪军、伪组织中利用这种形式，起了一定的作用，保护了人民利益，但未很好地总结经验。
〔38〕一九二八年六月初，控制北京军政府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退居关外，被日军谋杀。张学良继任奉系军阀首领。六月中旬，蒋介石南京政府宣布东北问题将采取“和平解决之方略”。随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互派代表，多次磋商。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宣布“遵守三*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从此将北京军政府的五色旗换成蒋介石南
京政府的旗帜。蒋介石南京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奉系军阀原有的政治、军事、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