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家注孙子》,也叫《十家注孙子》,“十家”是前唐二家注,加唐四家注,加宋四家注。“十一家注”是再加杜佑注。元明以前的旧注,凡是留下来的,几乎全都进了此书。
(三)最低限度参考书
研究《孙子》,书很多。我读过的书,绝大多数不值得读。过去,我写《〈孙子〉古本研究》和《吴孙子发微》,是替大家看书。神农尝百草,一日七十毒,中毒不可免,但没有必要再重复。书,总是越读越少,而不是越读越多。少则得,多则惑。
(1)著录。过去的参考书,主要是陆达节的《孙子兵法书目汇编》(重庆:军训部军学编译处,1939年)和《孙子考》(重庆:重庆军用图书社,1940年)。现在找书,可以看两本书,一本是于汝波主编的《孙子学文献提要》(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一本是穆志超、苏桂亮主编的《著述提要》(收入邱复兴主编的《孙子兵学大典》,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八册)。
(2)文本。从前,善本是公私秘藏,不易见,清孙星衍刻的本子就是最好的本子。三类版本,他刻过两种,一是刻影宋本《魏武帝注孙子》,二是刻《孙子十家注》。此人对《孙子》情有独钟。他姓孙,自称“孙武之后”,有光宗耀祖的巨大动力。研究《孙子》,清代学者,他功劳最大。前书,我们要感谢他。因为该书原本已经失传,他的本子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后书,早先,宋本(《十一家注孙子》)不易见,明本(一般叫《孙子集注》,有谈恺本和黄邦彦本)也不易见,孙星衍发现明华阴《道藏》本,赶紧印,是最普及的本子,现在有宋本,可以代替它,但以前是独一份。《武经七书》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印的日本静嘉堂文库本,这个本子和《魏武帝注》本是出于一系,有《魏武帝注》本,也可以不读它。现在,研究文本,可看我的《〈孙子〉古本研究》。宋以前,简本和古书引文,我做了全面搜集和分期排队,极便参考。宋以来,典型版本,我也做过横向比较。相比之下,《魏武帝注》本最好。宋以后,都是重复,不必校,不必读。
第一讲《孙子》是一部什么样的书(10)
(3)注本。过去读《孙子》,主要是军人。他们读的都是《武经七书》。学者盛称的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和赵本学《孙子校解引类》,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都是属于这个系统。这些书,除了研究学术史,没有太大价值。清代,考据学发达,但《孙子》没人理,没有一流学者做深入研究。孙星衍也没有注《孙子》。他们的注,也多半不必读。我认为,读旧注,还是宋本《十一家注孙子》最好。另外,我的《吴孙子发微》,是全面研究《孙子》的文本演变,针对所有疑难词语做深入考证,并附有白话翻译的书,也是便于参考的注本。《〈孙子〉古本研究》的下编还汇集了我历年考证《孙子》文本和词语的有关文章,是写作《吴孙子发微》的素材和研究基础,请参看。
(4)校勘。清代学者没人理,国家图书馆有个王念孙校本,只是过录本,我看过,没什么价值。清代,贡献最大,还是孙星衍。孙氏校勘《孙子》,方法很对,主要是据类书引文,研究早期面貌。宋以后的情况,杨炳安《孙子集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做过全面调查。他的工作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为我们理出两大版本系统,二是在客观上证明,宋以下的版本,其实不值得校勘。我在上面提到的两本书,对校勘也进行了总结这两本书,均已收入中华书局刚刚出版的拙作《〈孙子〉十三篇综合研究》一书。。
读《孙子》,基础的基础,是五件事:第一是细读原典,第二是精研旧注,第三是考证源流,第四是分析结构,第五是解决词语上的难点,读不懂的词语,别轻易放过。
除我在《吴孙子发微》中提供的书目,大型参考书,还有两种,可供查用,但价格比较贵。一种是《孙子集成》,24册,谢祥皓、刘申宁辑,济南:齐鲁书社,1993年;一种是《孙子兵学大典》,10册,邱复兴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以上,是就《孙子》谈《孙子》。
如果大家对《孙子》比较熟了,我建议,大家可以读一下《武经七书》的其他几种,还有上面说的其他兵书,包括出土的兵书。明茅元仪说,《孙子》写得最好,其他兵书,不过是《孙子》的注疏(《武备志》卷一《兵诀评》序)。明李贽的《孙子参同》,就是把其他兵书,还有史书中的战例,分门别类摘出来,用来注《孙子》。这个读法很好。
另外,我们真想从《孙子》学点什么,特别是学它的兵术和思想,还要把它放进军事文化史和思想史来读。这是下一讲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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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1)
《孙子》的读者很多,各种各样。读者不同,兴趣不同,读法也自然不同。军人有军人的读法,文人有文人的读法,其他人有其他人的读法,古今中外不一样。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读法。
这里做一点简单的介绍。
(一)传统军人的读法
《孙子》是一部兵书。兵书主要是军人写的,也是写给军人看的。
历史上,《孙子》的读者主要是军人。如宋代武举,既考马上马下,武功如何;也考《武经七书》,文章如何。《七书》的第一部就是《孙子》。
兵书本来是写给军人看的,但很多军人都不读书,更不用说读兵书。
军人读兵书,最看重用。他们的读法,一是喜欢直接读原文,读书不求甚解,比如宋以来的《武经七书》,就是这么读,白文无注;二是有注,也力求简明扼要,比如元丰初刻本的《武经七书》,原来有曹注,曹注非常简短;三是不尚空言,注重实例,老师教学生,喜欢援引战例,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来讲话。
战史是用流血的经验写成,战例对军人最有用。读兵书,从战例入手,是对头的。
汉朝读《孙子》,最出名,莫过韩信。他行师用兵,常活用《孙子》(《史记·淮阴侯列传》)。但当时的军人不一定读。如骠骑将军霍去病,汉武帝教他读“孙、吴兵法”,他就不读,说“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当时读兵书,很重史书中的战例,和欧洲的传统差不多。如光武中兴,立大功的冯异,这个征西大将军,原来是读书人,就以精通《左氏春秋》和《孙子兵法》而出名(《后汉书·冯异传》)。三国,吴将吕蒙,本来不读书,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太忙,没时间,不读。孙权说,我又没叫你死抠经书当博士,从前,光武帝也忙军务,却手不释卷,人家曹操,年纪一大把,也老而好学,你还不给我赶紧去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还有三史(即《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他叫吕蒙读的,也是兵书和战例。吕蒙读了,简直好像换了个人,鲁肃夸他学问大,不再是以前的“吴下阿蒙”,他自己也说,士隔三日,当刮目相看(《三国志·吴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孙权出富春孙氏,号称孙武之后(《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他喜欢读兵书,要部下也读。
兵书有用,但怎么用是大问题。用得不好,还不如不读。
(二)传统文人的读法
兵书是什么人写的?主要是军人。但古代也有其他人写兵书,不一定全是职业军人。比如,《墨子》讲城守的各篇,还有《荀子》中的《议兵》,汉以来都认为是兵书,就不是军人写的。宋代的文人,也经常掺乎军事,有些作品,就是出自文人的笔下。文武有分工,其来尚矣,但自古军中就有文职,摇羽毛扇的军师谋士和带兵打仗的人不一样,张良、诸葛亮型的人,古人叫“画策臣”,现在叫参谋,他们都是很有知识的人,很会动脑筋的人。现代指挥人员,也是从军校毕业。兵书的作者还是要有点文化。它的读者,也有一些是文人,特别是关心军事的文人。
文人读《孙子》,特点是咬文嚼字,一字一句,抠得细,讲解词义,分析内容,比军人强。他们喜欢读有注的《孙子》。比如,宋代的《十一家注孙子》,搜集历代注解,就是文人的读物。其中很多注,都是文人写的,或很有文化的人写的。旧注,唐四家的杜牧,宋四家的梅尧臣,都是有名的文人。
文人谈兵,大家喜欢说“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明清小说经常这么讲,意思是,文人不懂军事,只会说,不会干。这种说法,很明显是贬义,但它出现比较晚,明清以前,好像没有这种说法。什么叫“纸上谈兵”?大家举例,总是拿赵括当典型。司马迁说,赵括的爸爸赵奢是赵国的名将,秦国怕他。赵括从小读兵书,谈起军事,以为天下没人比得上他。他和他爸爸辩论,他爸爸都辩不过他。但他爸爸看得很清楚,兵事凶险,这小子太狂,把它看轻了,并不认为他真懂兵法。赵奢死后,秦国散布谣言,说我们最怕赵括子承父业当将军,使赵国上当。他妈妈劝赵王千万不要让他当将军,赵国的另一位大将廉颇也说,他是“徒能读其父书传,不知合变”,都不同意让他当将军,但赵王不听,结果就发生了秦军败赵于长平,40万人被活埋的惨剧(《史记·白起王翦列传》)。
赵括光会读书,没有带兵和实战的经验,随便换人,随便改规矩,又不知道怎么应付战场上的千变万化,误不在书而在用。文人好读书,但照搬书本的,未必是文人。从早期制度看,肯定不是文人。赵括是世将,不是书生。文人,只要不心血来潮,投笔从戎,是插不上手,也负不起责的。魏源说,“今日动笑纸上谭兵,不知纸上之功,即有深浅,有一二分之见,有六七分之见,有十分之见”(《圣武记》卷十二)。兵书都是“纸上谈兵”(但赵括的时代还没有纸),有的写得好一点,有的写得差一点,关键是怎么用。书是书,用是用,不能混为一谈。
文人谈兵,害国误国,也有。但作用一般是间接的,主要问题出在政治,出在政治上的瞎指挥。这种问题,宋以来最突出。
第二讲 怎样读《孙子》(2)
宋代有意思。宋太祖出身军人,赳赳武夫,马上得天下,反而提倡偃武修文。他是有感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对国家为害太大,才痛下决心,让笔杆子管枪杆子。以文制武,以文代武,就是当时的“政治挂帅”。明代,太监当政委,也是宋代就有的制度。文人不懂军事,但比军人懂政治。乱世靠军人,承平靠文人。承平之世,军队的作用是警察,分散各地,用于剿匪,维持治安,这是双刃剑,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岳飞冤死风波亭,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历史遗产。宋代的安定团结是获福于此,屡战屡败也是埋祸于此。问题最大是中御之患。宋代猜忌武人,监视武人,什么都不放心,临阵才授锦囊妙计和阵图,能不打败仗?
宋代,朝廷重视军事,是被逼无奈。
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称帝,从此边患无穷,才出现“士大夫人人言兵”的局面,宋代注解《孙子》的,很多都是那时的文臣(《郡斋读书志》卷十四)。庆历三年(1043年),立武学,刻《武经总要》,也是针对边患。立武学属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当时,文臣捣乱,说学学古名将就得了,何必读兵书,故武学三个月就被撤销。《武经总要》是曾公亮和丁度编的,他们也是文臣。
宋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年)再立武学,是第二遍。《武经七书》就是武学的教本。宋神宗元丰三年到六年(1080—1083年),朱服、何去非奉命校刻《武经七书》,他们也是文臣。当时,武学归国子监管。朱服是国子司业,相当于今###的副部长。何去非是武学博士,相当于今军事科学院的教授。何去非写《何博士备论》,是讲当时的“政治挂帅”,深得苏轼赏识,但他并不安于本职工作,两次请苏轼上书,推荐他转文职。宋以来,文人在武人之上,武举和文举没法比。文人谈兵,注重治兵,讲来讲去,无非是士兵要听将领的话,将领要听天子的话,一切命令听指挥。当时,刻《武经》,立武举,是模仿读书人。但骂《孙子》无用、兵书无用的也是读书人。军人不读书是不行了,但兵书和打仗脱节是大问题。打仗是一回事,武器、制度、训练,是新一套;读书是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