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妹妹还是个婴孩，这只鸡下的蛋能保证她的营养。小时候我最亲近的动物就是这只鸡，还为它写过一篇作文。我最喜欢去鸡窝里掏刚下的蛋，握在手里暖呼呼的。后来我去插队，每次接到家信就像手里握着刚下的蛋。
新华社差不多家家都养鸡，这些鸡的下场说起来让人哭笑不得。它们满处乱跑，楼里楼外到处拉屎。据说有一天一位社长一脚踩在鸡屎上，滑了一大跤，气得他下令禁止养鸡，大家只好把鸡都处理掉。我们家舍不得吃自己养的鸡，就把它送给一位亲戚。从此新华社院里就没有鸡了。
今天在离当年那一溜儿鸡笼子不远的地方，开辟了一个“宠物运动场”，供养狗的人放狗活动。这世界真是变化快啊！
政治阴影（1）
对50年代重要的政治事件“反右派”运动，马笑冬没有什么记忆。儿童的世界毕竟和成人的不太一样，记忆也是有年龄特征的。正因为作为一代人，我们对反右没有多少印象，“文革”初期我们这一代人才能那么冲锋陷阵。因为亲友的缘故，反右对我的家庭有所触动。下面是我的零星记忆。
叶：我小时候的记忆整体是明朗的，但是中间夹杂着阴影。那是1957年夏天，我不再去幼儿园了，准备上小学。有一天和我弟弟一起去新华社礼堂看电影，那时放正片前常放几集新闻简报。我在一集里看见我三伯伯叶笃义。他是民盟的一个重要成员，担任过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影片中他穿了一件黑色短袖上衣，摇着扇子，在一个会议上发言。看见我伯伯的镜头，我吓得站起来拉着我弟弟就往外走。我的一个堂姐说她也和我们在一起，说我一出礼堂的门就大哭。我不知为什么会知道我伯伯在电影上出现不是好事，也许我听到了什么？但我相信我父母绝对不会对我们小孩子说这些事。现在回过头去看，我伯伯在会上讲话时正在“大鸣大放”，可是到编这集新闻简报时已经是反击右派进攻了，我伯伯那次发言很可能成为他的右派证据。他后来被定性为“章罗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
那时新华社院里偶尔会开来公安局的吉普车，把犯刑事案的新华社职工拉回机关批判。我记得有一次拉来一个“流氓”，是因为偷看女澡堂还是干什么别的被抓住的。从那儿以后，我一看见吉普车来新华社大院就害怕，以为又拉人来批判。看了那集新闻简报，新华社再来吉普车，我就怕拉来的人是我三伯伯。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他又不是新华社的职工，可我就是怕。这大概是我最早感觉到的政治阴影。
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说，在上一年级的时候，也就是1957年左右，他们班一个同学无意中推开了一间在角落里的教室，一看傻了眼，里面密密麻麻挂着一排排大字报，吓得他赶紧把门关上跑了。可见反右运动在我们小学也是如火如荼地开展。但当时是“关起门来”搞，不让孩子们知道。是为了保护孩子？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政策。不管怎么说，这样一来，允许我们看到的世界，就只有光明。
整风运动期间，山西省洪赵县洪赵一中的学生去农村参观大字报。（新华社稿）我父母双方的家庭都出了右派。我父亲这边是我三伯伯叶笃义和五伯伯叶笃庄；我母亲那边是我的三舅白景扬。这些年来我有时会想，作为共产党的干部，我的父母是怎么承受他们的手足受难这个事实的？他们在“组织”面前如何表态？他们又是怎样的心情？想一想这些问题都让我为他们难受。
我不知道我父母在单位是怎么说的，在家里，他们从来没跟我们说过要跟哪位有政治问题的亲戚划清界限，我们和这些亲戚的家庭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同时他们非常有意识地不在我们面前谈论有关的事，但慢慢地我也多少知道了一些。我三伯伯有时会来我们家串门，我记得一次他穿着件长袍来。那时人人都“短打扮”，穿中山装之类的，他的装束像是从另一个时代出来的人。他说起话来，遣词用句也和我在外面听到的“革命话语”不一样。我到他家里去，见过他在一个小房间写字，桌上放着外文字典。后来我知道，他当了右派后，民盟的日常工作没有了，就从事翻译。他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文笔流畅之极，现在在书店还能买到。
比起我五伯伯叶笃庄，我三伯算是幸运的。我五伯不但成了右派，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还戴上了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被判了10年徒刑，关进了监狱。因为“文革”，刑满了也没释放，又在劳改农场待了很多年。我五伯伯年轻的时候是家里弟兄中政治上最激进的，在他的提议下，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兄弟们把他们分家后得到的钱用来帮助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天津办书店，作秘密活动的掩护。我五伯伯后来虽然没参加共产党，但政治上一直左倾，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所谓“历史反革命”的事，其实是20世纪40年代共产党地下组织让他去做的。我五伯伯也是民盟成员，民盟在1957年是所有“民主党派”中受创最重的“灾区”。在我父亲的兄弟中，我觉得最有才华的就是我的这两位右派伯伯。我三伯伯精通英法两门语言，上学时文理俱佳，他的聪明过人在家人中是公认的。我五伯伯是中国翻译和研究达尔文的专家。我两个伯伯的例子让我很早就知道，右派往往是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 最好的txt下载网
政治阴影（2）
我很小就知道五伯伯“出事”了。每当我三姑来，大人们就关起门来说悄悄话，我就知道又有五伯伯的消息了。三姑是家庭妇女，五伯有信都寄到她那里，这样不会给其他亲友找麻烦。我十二三岁时，曾跟五伯的一个女儿一起去天津大伯伯家做客。“奶奶”——她是五伯的亲生母亲——就住在那儿。奶奶是我爷爷的“大姨太”，“丫头”出身，她那时70多岁，是个矮小瘦弱的老太太。她看见五伯伯的女儿来了，多少次站在我们住的房间门旁，懦懦地想问什么又不敢开口。我当时就猜想，奶奶一定是想打听五伯伯的消息。这么多年，她不知道儿子出了什么事。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奶奶胆怯哀怜的面孔。
我们家有一个专门吃云南气锅鸡的陶罐。我妈妈每次拿出来，都会念叨，这是五伯伯的，等他出来，要还给他。因为这只陶罐，我们不断地被提醒五伯伯的存在。五伯伯的几个女儿经常来我们家玩儿，五娘有事就来找我妈妈商量。我后来知道，我爸爸在1962年政治形势相对宽松的时候，曾想帮助五伯伯“翻案”，后来形势一下子又紧张了，“阶级斗争”的弦绷紧了，我爸爸只好放弃。“文革”中，为“反革命哥哥”翻案成了他的一条罪状。
我妈妈的三哥也是右派。我妈的大哥二哥在抗日战争中死在日本人手里，唯一幸存的只有三哥。三舅也是我非常敬重的长辈。他比我妈妈大10多岁，20年代曾到日本留学，文史哲方面的造诣很深，写得一手好书法。比起我有些“西化”的伯伯们，他身上“孔孟之道”的东西更深一些，在他家里长幼尊卑的规矩也多一些。从年龄讲，他比我伯伯们都大，在“五四”时代就是个少年了。反右前他在北京一所中学工作。被打成右派后，他失去了公职，被发配到北京远郊一家林场劳改。我三舅唯一的儿子也成了右派，在南方一个茶场劳改。
我舅舅隔一段时间会从林场回家探亲，我妈妈去看他，有时会带上我。他剃了个光头，高高瘦瘦，背有些驼。有一个场面我总也忘不了，就是我妈妈和我舅舅老兄妹俩，坐在房屋的一角，在昏黄的灯光下轻声说话。今天回想起这个情景，不知为什么我会有些鼻酸。我舅舅父子二人成了右派之后，家里断了经济来源，我舅妈只好变卖我舅舅心爱的古董字画来维持生活。从那儿以后，我妈妈就每月给我舅舅家接济，有时是她瘸着腿，坐着电车亲自去送，有时是他家来人取，多少年如一日，“文革”中也没间断。我最近才知道，我妈妈接济我舅舅家，是要经过组织批准的。他家来取钱的往往是我舅舅的儿媳妇，一个广西乡下的女人。丈夫成了右派后，她带着三个孩子到北京投亲，在一家街道工厂做工。小时候我对她经常不够友善，就像一个富小姐对待一个穷亲戚。她似乎见怪不怪，照样大大咧咧地说着广西味儿普通话。对她这样身份卑微的人，他人的傲慢与轻视是生存中的家常便饭。
我舅舅家住在西四附近胡同里一处一进的小四合院，是我从幼时起就常去的。他是房东，家住正房，三家房客分别住东西厢房和南房。邻居们之间客客气气，彼此称呼“您”，不像在新华社大院，对什么人都是“你”。在新华社我管大人们一律叫“叔叔，阿姨”，在舅舅那儿我得叫“大爷，大娘”。大院和胡同的礼节和称呼是不一样的，所反映出的社会秩序也是不同的。从这一点来讲，大院生活也是对传统市民生活的一个改造。舅舅家院子中央有一口鱼缸，里面游着几条金鱼，这是北京人过日子的情趣。院里有两棵大枣树，结的枣又脆又甜。每到秋天，我和弟弟就盼着舅舅家来人送枣。我看老舍、梁实秋写老北京生活，“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什么的，多少还有点儿熟悉亲切的感觉，就因为我三舅家。
叶维丽的母亲和舅舅20世纪90年代合影。就是这么一个干净利落的小四合院，我眼看着它在几年之内迅速败落潦倒为“小杂院儿”。我舅舅成了右派后，他作为房东的身份不再被承认，房管部门塞进一家又一家住户，房间不够了就在院子中间搭棚建小屋，最后弄得连走路都无处下脚。原来后院是个园子，种些花草和蔬菜，读鲁迅写的“百草园”，我想到的就是舅舅家的园子。园子里后来也密密麻麻盖了小房，搬进了人。
舅舅家小四合院的衰败，成了他生活状况的缩影。“文革”后我两个伯伯的境况都大有改观，但我舅舅家仍是一派贫败光景。看来右派也是做得越“大”越好，如果是无名小卒，一旦被扳倒了，终生别想真正翻身。因为家庭政治原因，舅舅的三个孙子都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我想这是他心中最深的隐痛。
咱们这一代和上一辈真是很隔膜。从感情上，精神上，到学问上，都隔了厚厚的一层。我敬重我的舅舅和伯伯们，但是不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不清楚是什么精神资源支撑着他们度过了那段无法言说的艰难时光。我舅舅后来家徒四壁，房子越搬越简陋，从原来的“中产者”变为“城市贫民”，本来属于他的房产再也没有回到他的名下。但他真是安贫乐道。还能走动时，他每天清早出去喝一碗豆浆，吃一个油饼，顺便遛遛弯儿，打量打量周围的世界。我每次去看他，他都对清晨的“出游”津津乐道。那一代人都不在了。
从“公主”到红卫兵
研究“文革”，人们往往忽略“文革”的“前奏”。从1964年左右，我们这代青少年在思想到情感以至外表各方面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知道了什么叫“家庭出身”；开始用“阶级”的观点看待事物；“成名成家”的思想受到了批判，人人争当“革命的螺丝钉”；女孩子们脱下了花衣裙，穿上了蓝布服，等等，等等。我和马笑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大约是十四五岁。在这个过程中，书籍和电影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毛主席著作越来越成为人们一切行为的指南。
基于“文革”中红卫兵的表现，海内外有人说，我们这代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文革”前夕的革命化教育无非是强化了我们从小到大一以贯之的、以斗争和仇恨为基调的教育。对于这个观点，我无法苟同。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会有马笑冬班上关于“救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讨论，也不会有我自己此时油然而生的疏离感。“革命化”是对我们早期所受的、包含人文主义内容的教育的否定。如果说在我们小时候，“白雪公主”和“刘胡兰”是可以和平相处的，那么经过革命化以后就只剩下刘胡兰了。
强调事物变化的过程对历史研究者很重要。在过程中，有矛盾，有冲突，有迟疑，也有克服，它们发生在每个经历者的内心。同时，事物变化的大历史背景也格外重要。对60年代初以来党内党外、国内国际，中苏关系、中美关系等诸方面的情况变化——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此后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四清”和城市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反修防修”、中苏论战和“###”的发表，到美国在越南增兵、战争升级等等——专家学者已有深入研究，在这里就不再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