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的，如果西太后不支持变法能有那个6月18号的变法吗？西太后是何许人也，她不是一个退休的老太太，她一直控制着政权呢。那个时候要是拥戴西太后做为变法的主将就好了。我说一个国家在崛起的时候一定不能挑战当时那个霸权国的核心利益。如果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他马上就打压你，因为你的羽翼还没有丰满呢。第一个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美元的强势地位。所以前几年中国说如果台湾独立，中国将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美国表态一旦台海有战事，美国将介入。作为对美国的反制，中国的一些学者说要大量抛出美元，因为我们买了很多美国的外债。大量抛售，让美元贬值。马上小布什就发表谈话，说：“中国有一些人建议抛售美元来反击美国对台海的干预，这个说法很不明智。”第二个美国的核心利益就是海洋，所以谈发展航母的问题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而是发展航母是否会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的问题。在国家实力还处于弱势的时候，我们应该韬光养晦，中国有句俗话“包子好吃不在褶上，咬人的狗不露齿”。
我们回到戊戌变法，袁世凯是知道戊戌变法的隐情的，要不怎么说袁世凯聪明呢？他1859年生人，后来一直在官场上混着呢，官场上的这些东西他熟悉啊。绝对不能挑战以西太后、刚毅为代表的满族贵族的核心利益。你可以改良嘛，你哪能把他们一下子全架空呀？他们确实是变法的阻力，但消除阻力得慢慢来。兵法讲究迂直、虚实、奇正，把兵法用到现实当中的官场上，是很有味道的。你可好，恨不得像牟其中一样一下子把喜玛拉雅山炸出一个五十公里的大口子，让印度洋暖风吹来。那么青藏高原是好了，东南五省就成泽国了。
戊戌变法的那几个文人秀才做了一个最不应该做的事就是挑战满族官僚的核心利益。很多人把这事的失败归结为荣禄和袁世凯的两面派，现在看来不只是他们两个，就算是换了别人也会倒向西太后。这事说明什么呢，就是以西太后、刚毅为代表的满族统治的核心利益你不要捅，不要挑战他，你可以在他允许的范围内去做方方面面的改革。你比如成立京师大学堂、编练新军、迁都、变法维新等等，这都可以，但你别挑战核心利益。光绪是翁同龢的学生嘛，从宫廷长大的，他的统治经验也不丰富。变法的时候不是把六部堂官一下都给撤了，一撤之后他自己没办法善后。康、梁、谭那些人更没有政治经验，是他们找的袁世凯。为什么找袁世凯？因为袁世凯有军权。我们假设历史往回走，如果不挑战核心利益的话，袁世凯还是会支持变法的，因为袁世凯是变法的直接获益者。但是你挑战核心利益了，袁世凯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一定是站在西太后那边而不站在康、梁、谭这一边。戊戌变法的失败本身就是戊戌变法的推动者策略的失误。
三、我的地盘我做主…性格决定命运（2）
（三）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等都跑到日本使馆去了。日本政府对维新人士持一种同情与支持的政策，陈天华、邹容、蒋介石、何应钦、汪精卫都是在日本学习的，国民党也是在日本成立的
社会革命也好，改良也好，近代日本对近代中国都有重要影响。谈起日本，中国人没有说它好的，我在学术讨论会上谈到日本问题只讲五分钟，别人听完之后说：“往下讲呀？”我不讲。首师大的徐老师说：“你是不是怕别人说你汉奸文人呀？”实际上谈起中日关系，日本对中国影响很大。举个例子，“共产党”这三个字就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特务”也是从日本来的。近代中国现代化受日本的影响太大了，这是一个。第二，日本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支持康梁变法，支持孙中山革命，支持中国反对沙俄，这都是日本干的。为什么日本既恨中国，觉得中国越弱越好，反而在有些问题上支持中国？这里面有一个培植亲日派的问题。这就像美国，英国人和法国人曾拿着火把烧我们的园子（烧园子也是中国人领进来的），但美国却把中国的庚子赔款还回来一部分办清华大学。在对外政策上美国人考虑得是比较长远的，1823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亚当斯针对古巴问题给美国驻西班牙公使休？纳尔逊写了一封信：“我们现在应该像一个果农一样，提着铁锹，拿着水桶给这棵大树（古巴）施肥、浇水、培土，那么当大树长大，枝繁叶茂，果实累累。微风吹过，按照万有引力定律，果实自然落在树下给他施肥、浇水、培土的果农怀里了。”这就是美国著名的“熟果政策”。这个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石。美国对外殖民和老牌的英、法不一样，特别注重精神方面的东西。“夺其心”，明白吗？日本也是这样。你看陈天华、邹容都曾留学日本；国民党是在日本成立的；蒋介石、何应钦、汪精卫都是留日生。
（四） 穿号衣的军队
我们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对古都来说是一场浩劫，但在八国联军进北京之前董福祥的甘军就已经把北京蹂躏了。董福祥何许人也？他是今天宁夏固原人，贩驴的出身，驴贩子。后来当土匪了，当土匪之后被左宗棠收编招安，然后跟着左宗棠干。左宗棠后来死了，他投奔了荣禄，荣禄非常信任他。当时在北京城有聂士成的淮军，宋庆的毅军，董福祥的甘军，再加上奕劻的虎神营还有九门提督掌握的军队等一共14万人左右。荣禄命董福祥驻在郊外。甘军平时不训练啊，董福祥把训练的银子都装到自己的兜里了。而且董福祥怪了，他不接受新事物，他的军队不穿军装而穿号衣，成为独特一景。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怪事，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阀唐生智的部队信佛，每个人都有一个小佛爷。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打仗？蒋介石让唐生智守卫南京确实是所用非人。发生南京大屠杀，唐生智罪责难逃。咱们返回头来说甘军，甘军一看顶不住八国联军猛烈的炮火，马上就跑，跑进北京城了。来你就来吧，还抢起来了，北京城全城大抢劫，把大学士孙家鼐家都给抢了，然后就溜之大吉。荣禄后来直拍大腿“我怎么把他弄到北京来啊！”
然后才是八国联军进城。八国联军真正占领北京的时间是1900年8月17号。当时是东直门是俄国人打的，朝阳门是日本人攻下的，最后分区占领全北京城。接下来他们开始搜捕义和团，杀义和团民清政府的军队是监斩，日本军队杀的，那是不假。因为中国实行斩刑啊，我以笨理合计，西方军队是不是怕溅一身血才让日本人干的呀？
（五）彭玉麟和颜悦色地对李鸿章的侄子说：“听说你在这儿名声不好，欺男霸女？” 李鸿章侄子说：“是又怎么样？”安徽巡抚赶紧跑来求情，彭玉麟说：“你来晚了，我已经把他杀了。”
彭玉麟是湘军的水师统帅，这个人治军赏罚分明。
水师的船只共有三种类型：快蟹、长龙和舢舨。快蟹是快船，长龙是大船，舢舨是轻便的小船。在武汉作战，彭玉麟的长龙被炮火击沉，他坠入江中，后面的舢舨赶紧来救，却拽不起他，原来是水下有人死死抱着他的双腿不放。舢舨上的军士便大喊大叫：“快放手，你抱的是统领大人！”雪帅呛了水，却并不恼怒，对手下说：“这时候他只顾自家性命，哪管什么统领不统领！”双双获救后，才知那人是同船的司舵，雪帅笑着骂道：“早知是你这家伙，我提着你的头发把你扔十丈外去了！”
不过，彭玉麟可不是都是这样的好脾气。他平时，总是巡视各处，往来如风，若遇着营中有人赌钱，打架，抽鸦片，那人可就倒霉了，不是脑袋落地，就是屁股开花。他要将水师十八营练成一支纪律严明的劲旅，不树杀威怎么行？
他当长江巡阅使期间，每年巡视长江水师一次，实为“得专杀戮，先斩后奏”的钦差大臣，比旧戏中的八府巡案的权力还要大。十余年间，他尽忠职守，处决了许多不法官兵，一时间，被沿江百姓视为保佑平安，伸张正义的“江神”。
李鸿章有一个侄儿，在合肥横行霸道，夺人财物，霸人妻女，地方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敢过问。彭玉麟知道后，不动声色地邀请这位李家恶少到巡江船“聊聊天”。见面后，彭玉麟语气颇为温和地问：“听说，有人状告你霸占民妻，真有这回事？”
李家恶少有恃无恐，神色骄横地说：“确有此事！”
雪帅闻言勃然大怒，下令痛加鞭笞。
安徽巡抚闻讯，风疾火急赶来求情，雪帅开门迎接，密令手下速将恶少斩首。巡抚还在字斟句酌，恶少业已命赴黄泉。事后，雪帅致书李鸿章，只是轻描淡写：“令侄坏公名声，想亦公所憾也，吾已为公处置讫矣。”他给了李鸿章台阶下，后者心里恨得牙齿痒痒的，还得回信道谢！
安庆候补副将胡开泰召娼杀妻，雪帅平生痛恨这等烂糟货色，一刀就切了那狗头；湖北总兵衔副将谭祖纶诱奸朋友发妻，还杀人灭口，州、县官员与他沆瀣一气，连总督都袒护他，雪帅照样切下了他的狗头，令江岸上数万名围观的老百姓拍手称快。
雪帅平常草帽芒鞋，素巾布服，作村夫子打扮，所以各处的官吏听说他来了，都不知道该如何迎接款待，人人惴惴不安，心惊胆战，彼此不断提醒对方：“彭宫保到了！”言外之意是：各安本分吧，免生事端，否则，脑袋就该搬家了！
四、点儿背也得赖社会…晚清军事衰亡，根本原因在于国家生命力（1）
（一） 武学最盛的时候往往是国力最弱的时候，晚清之前中国没有安全需求。
中国武学在春秋时期达到极盛，但后来就不发育了，哪能叫你研究武学呀？有人造反怎么办？在封建专制下武学是不发育的，而且武学最发育的时候往往是国力最弱的时候。宋代是中国古代最弱的一个朝代，有“弱宋”之称，但宋代恰恰是武学最发育的时候，《武经七书》就刊定于宋神宗时。发展武学实无必要，因为中国长期没有安全需求。由于我们地理环境的限制，中国的安全需求主要是内卫。从地理上看中国的北面是大漠，南面是大海，在舟马时代那是天然的屏障。俄罗斯人是17世纪过来的，雅克萨之战中俄之间打了个平手，《尼布楚条约》也是个平等的条约。在17世纪以前中国政府可以高枕无忧，他不用担心外军入侵，天朝之大，物产丰盈，恩泽四方，他不打别人就不错了，他又不能打别人，为什么？他是个农耕民族。农耕民族对外入侵和游牧民族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内卫，主要是内卫。镇压农民起义，镇压王公贵族如葛尔丹、罗布藏丹津等的叛乱，维护祖国统一。这样的工作政府军完全可以胜任。基于以上两个原因，中国武学不发育就不足为奇了。
（二）。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演变，其动力既来自于中国内部，同时也有来自外部的冲击，这是晚清以来的历史与以往中国历史的不同之处。
晚清国家与社会的研究正成为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国家—社会”作为一种研究范式，首先出现在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中。美国学者在研究晚清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引入“国家—社会”模式，很大程度上是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挑战—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的一种反动。在后两种研究模式之下，一些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往往将晚清以来中国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看成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与代表“现代”的近代西方文明格格不入，中国只有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才能从沉睡中惊醒，跻身现代文明国家。
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一些年轻的美国学者，包括当时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不满“挑战—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尝试从“中国中心观”的视角看待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他们发现晚清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各种张力，并以此作为研究晚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切入点。如华裔学者张仲礼、瞿同祖、何炳棣和萧公权等有关明清以来中国乡绅社会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视了绅士阶层在国家和社会互动中的地位、角色及影响。美国学者孔飞力（）、白蒂（）、兰金（MaryRankin）、萧邦齐（）等人的关于晚清以来地方精英权力的扩张对于传统社会解体的影响的研究，又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乡绅社会的研究。目前，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或者“第三领域”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国家—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