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也可以理解，总是落魄高官的后代，在民国一色地没落了，纵然祖上曾经堂皇尊崇过，如今的家境也仍是拮据，不然也不至这样委屈。
她打开那箱子，一件件地撂出衣裳来，带着惋惜怅惘的口吻说：“料子都还是好的。”仿佛连旧衣裳也不舍得给人似的。
于是此后几年里张爱玲再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
那些肥大而过时的旧衣，像一件件情味暧昧的准古董。说新自是不新，说旧却又不够旧，有些领口已经磨破，无论怎样滚金线打丝绦，只是令人觉得土，觉得尴尬。而且因为压在箱底里有了年代，整个浸淫着一种脱不去的樟脑味，在那样青涩初开的年代里，在被称为贵族化的教会学校里，更加使一个少女无地自容。
爱玲本是自小就有一点恋衣癖的，这也是母亲的遗传——因为黄逸梵的爱做衣裳，张廷重曾经咕噜过：“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在张爱玲还叫做张煐的时候，她小小的年纪，看见母亲黄逸梵立在镜子前面，在绿短袄上别上翡翠胸针，只觉得美不胜收，羡慕万分，来不及地要长大，忍不住说：“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
而她现在已经16岁了，别说梳爱司头穿高跟鞋，甚至连穿得体面一点也不能。继母的那些衣裳中，有一件暗红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着，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
——记忆的伤，终生不能治愈。她不禁想起小时候个子长得快，几天就蹿高一大截，有一次母亲为她做了件外国衣服，葱绿织锦的，一次也没有上身，已经不能穿了。如今想起来，真是奢侈得叫人心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7）
那件长满冻疮的暗红棉袍，就像兜头浇下满满一桶暗红色的油漆，给张爱玲的整个少女时代打上了一枚暗红的朱漆大印。她从此更加沉默寡言，也更加嗜书如命，她原本就比一般的同龄女孩早熟，如今更是忽然褪去了所有的稚嫩与天真，并且由自卑导致的自闭，使她的中学生活并不愉快，也很少交朋友。
据她的老师汪宏声回忆：张爱玲那时瘦骨嶙峋，不烫发，衣饰也不入时，坐在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表情呆滞，十分沉默。“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委靡不振”。然而她的作文实在是好，成绩也总是A或甲，老师常常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朗读她的作文，给她很高的赞扬，她也面无表情，仿佛并不当做一件了不起的事，仿佛写作本来就是她的天生技能，就像每个人生下来都会啼哭、长大了便会行走一样，是种本能，天经地义的事情。
她总是忘记交作业，每每责问，她的口头禅便是“我忘了”。通常人们总是善意地一笑轻轻放过了她，并且当她在心里也未必真在乎。可事实上她的内心远没有她的表面显示出来的那样漫不经心，不以为意，在那里面，是一颗少女的备受磨折的扭曲的心。
心上一次次的伤渐渐结了痂，打成结，一辈子也解不开。后来经济独立的张爱玲很有点恋衣狂，喜欢自己设计衣裳，并且务求穿得奇装异服、路人瞠目才罢，就是因为那时被穿衣问题困惑了太久留下的后遗症。
4
如果把李菊耦比作课子的李纨，那么孙用蕃就是弄权的熙凤，而且还是“变生不测凤姐泼醋”那一回里的王熙凤。自从嫁入张家那一天起，孙用蕃就一直在变着方儿地提醒诸人自己的女主子地位，踩着别人来踮高自己——也许是一种补偿的心理罢，已经是低就了，再不仰起头来，怎么见得出自己本原的尊贵？
当家做主头件大事自然是钱，她不但抓紧日常开支，并且大量裁减佣人的数目，张廷重用的一些男仆和黄逸梵从前用的女仆都被辞退了——这是进门第一个下马威，要叫人见识她精明干练、擅于理家的手段。
她很喜欢同这家的前女主人相比，时常说：她喜欢画油画，认识蒋碧薇，那有什么了不起，我同陆小曼还是朋友呢。——屋子客厅里一直挂着陆小曼的油画瓶花。
但她也自有一样深得张廷重心思处——就是与张廷重有“同榻之好”，也是位多年的老烟枪，练得一手烧烟泡的好手艺。这一刻的温柔已经抵得过其他时候万种的泼辣。
而且，她只是克扣前妻留下的一对儿女，对张廷重用在吃喝玩乐上的钱倒是给得很大方的，同他一样喜欢吃外国进口的罐头芦笋，喝鸭舌汤，喜欢新鲜轿车。女儿学钢琴缴学费的钱没有，可是旧车换新车的钱刚刚好。张廷重非常满意，这新夫人可真是好，不会阻止自己吸烟，还不会好高骛远地巴望着西洋景，真是贤惠。渐渐地便对她百依百顺。
她便又嚷着要搬家——搬回麦德赫司脱路李鸿章的旧宅。辛亥革命前夕，李鸿章、盛怀宣、贝润生等人，自境内租界起，纷纷在静安区一带购置房产，不止那房子，那整条弄堂都属于李鸿章所有，地址是现康定东路87弄。那是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房间很多，空大陈旧，幽深不见天日。只住四个人其实是有些阴森而不划算的，然而孙用蕃坚持要搬，因为她嫁的是李鸿章的后代，自然要住进李鸿章的物业里去。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8）
张爱玲的出生地，上海市康定
东路87弄，现已拆迁
1912年，李菊耦在这里去世；1915年，张廷重与黄逸梵在这里结婚；1920年9月30号，张爱玲在这里出生；第二年，又有了她弟弟。
——这房子的墙砖，就是张家的年谱。记录了生，也记录了死，记录了桃之夭夭的小乔初嫁，也记录了暮春迟迟的二度梅花——究竟是鹊占鸠巢，还是李代桃僵，只有这房子知道。
张爱玲这样描写那房子：
“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张爱玲：《私语》）
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里对那房子有更详细的描写——
“它是一幢清末民初盖的房子，仿造西式建筑，房间多而深，后院还有一圈房子供佣人居住；全部大约二十多个房子。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佣人房相对着。平时这地下室就只放些杂志，算是个贮物间。”
为了搬家，布置家具，当然又要花掉一大笔钱。那时候张廷重还在银行做事，就快过40岁生日，孙用蕃别处俭省，这时却阔绰得很，一力主张大操大办，务必风光气派，说是要让张廷重有面子，其实是要炫以亲友，让所有的人看见——她多么治家有道。
当家大权一天比一天更落实到继母手里，而张爱玲也一天比一天更懒怠回家，偶尔回来，听说弟弟与自己的奶妈何干受欺侮，十分不平，然而无奈，也只有躲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为净；可怜弟弟子静却离不开，只能一直在那房子里生活，长大，苟且偷生——她最感到爱莫能助的就是弟弟。
张子静在继母的管压下，益发腼腆苍白，也益发柔弱多病了。又长年读着私塾，见的世面有限，同姐姐的距离越来越大。
——这是黄逸梵的一招失棋处，本来以为在重男轻女的张家，子静作为唯一的男丁，在读书求学上是怎么也不会有问题的。然而没想到，张廷重痛恨新式教学，又不理家事，对待两个孩子长年视而不见，他们长高了多少，是否要加添新衣，乃至课程讲到哪里了，学问怎么样，一概不过问。略一提上学的事，他便说：“连弄堂小学都苛捐杂税的，买手工纸都那么贵。”总之还是因为钱。
子静跟着先生念了多年，连四书五经的“书经”都背完了，却仍迟迟没有升学。以前和姐姐一起听私塾先生讲课，姐姐喜欢问东问西，还可以制造些热闹气氛；现在姐姐上学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生性原本沉默，如今越发呆呆地不想说话，气氛就变得沉闷，他也更讨厌上课，时常打瞌睡，或是装病逃课。
一年爱玲放假回家，看到弟弟时竟然吃了一惊——许久不见，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大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而那时张爱玲已经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弟弟的品位大有被纠正的必要，于是苦口婆心地要把自己的经验说给他听。
然而子静仍是小时候一贯的漫不经心，而且只一晃就不见了。大家又都纷纷告诉爱玲关于小少爷的劣迹，诸如逃学，忤逆，没志气。爱玲听着，心里一阵阵地冷，眼前总是浮现出小时候弟弟那张乖巧甜美的脸，像安琪儿的画像——她还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长辈们见了那粉团儿一样的男孩子，总喜欢拿他的大眼睛长睫毛开玩笑，逗他说：“把你的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他总是斩钉截铁地一口回绝。他很知道自己长得美，得人意，又因为病弱，便养成一种自怜的性格。逢到有人说起某某漂亮，他就问：“有我好看么？”逗得众人大笑。在他的眼里，他就是人人称赞的最漂亮可爱的人儿。
第二章 小荷才露尖尖角（9）
——可是现在，人人爱怜的安琪儿变成了人人诋毁的坏孩子。他做错了什么？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张廷重不由分说，反手便打了儿子一个嘴巴，打得又脆又利落，十分熟络。子静一僵，原本苍白的脸色更为苍白，接着泛起一丝红晕，然而他什么也没说，只是低着头继续扒饭。坐在一旁的张爱玲却猛然震动，只觉那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似的，心里针扎一般，拿饭碗挡着脸，忍不住流了泪。孙用蕃不以为然地讪笑：“又不是说你，哭什么？”
爱玲再也忍不住了，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对着镜子哭了许久。她哭父亲的凉薄，哭后母的苛刻，哭弟弟的孱弱与麻木，也哭自己的无可奈何。
镜子里映出她的脸，扭曲变形而且湿漉漉的，像一幅毕加索的画。她想起小时候同弟弟一起玩，总是她出题目要他参与，可是他常常不听话，两姐弟便会争吵起来。因为他是既不能命，又不受令的。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她便也让他编个故事来听听，他便比比划划地讲演：有个人被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地跑，后头呜呜赶着……没等他说完，爱玲早已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小玩意儿。
如今，那当年秀美可爱的小玩意儿变得多么冷漠、无羞耻啊。
“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张爱玲：《童言无忌》）
5
多年后，张爱玲写了篇《童言无忌》，中间有一段小标题便是《弟弟》，那时她已24岁，是上海最红的作家；弟弟张子静23岁，因为身体不好自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辍学，尚未正式工作，正是浑噩麻木的时候。看到姐姐在文章里对自己的赞美和取笑，并没有高兴，也没有生气，亦不觉得有什么“寒冷的悲哀”，正像是张爱玲在文章里所说的那样——“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
然而事隔半个世纪，1995年9月9日中秋节，已经74岁的老人张子静得知姐姐离开人世的消息，一连几天都恍恍惚惚，脑中一片空白，时常一个人呆呆地坐着，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有一天他忽然翻出《弟弟》来重看，只看了一行，眼泪已经忍不住汩汩而下了。那一种委屈，那一种孤单，那一种永远不再的绝望，更向何人说？
也就从那天起，他决定要为姐姐写点东西，后来，他写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九月九日，我听到我姊姊张爱玲死在美国寓所已数日才被发现的消息，悲痛万分。我真想不到报上曾经描述过有些外国独居老人死在家中无人知道，后来才被人发现的事情，竟同样出现在她身上。她虽然安详地长眠不醒，总使我心中产生出说不出来的悲怆凄凉的感觉。”
“自1952年她出国后，我们姊弟天各一方，暌别四十多年没有见过面，而今竟成永诀，远隔重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