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喜欢的男女演员就是周润发与林青霞，周已经演了范柳原，林却始终没拍过一部张爱玲的片子，不能不叫我觉得缺典。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十七章 台港行（9）
好在她后来主演了三毛编剧的《滚滚红尘》，同样是香港汤臣公司出品，由严浩执导，虽不是由张爱玲小说改编，却是以张爱玲本人为原型编的一部剧。三毛也是我小时候至爱的作家，由我爱的一位作家编写另一位我爱的作家的故事，又由我喜爱的女明星来扮演，这真是一场视觉兼心灵的盛宴。三毛曾经寄了票子给张爱玲，但是张没有理会，后来也曾在信中说“我不喜欢”，是不喜欢别人演绎她的故事，使她面目全非。
然而抛开真实性不言，那片子是部经典，林青霞不负我心，演得丝丝入扣，凄艳动人，让我看一次哭一次；秦汉的扮相也很接近我心目中的胡兰成，是儒将的姿态。后来他们双双得了第十二届金马奖的最佳男女主角。电影主题曲是三毛自己填的词，凄婉缠绵，与电影一起成为经典。
余秋雨在悼念张爱玲的文章里写，林青霞曾对他说过，是张爱玲叫她了解并喜爱了上海——只不知道这句话是说在电影拍摄前还是后，所以也无法确定林此前是否“张迷”。
刘若英是自认张迷的，她主演过电视连续剧《她从海上来》，扮演张爱玲，编剧和舞美都是用了心的，演得也还不错，可是太过低眉顺眼，小家碧玉，无论形象气质比起林青霞都差得远；而赵文宣的男主角，从佟振保到胡兰成，就更是变味了。这时候张爱玲已经去世，倒是胡兰成的侄女胡青芸看了电视，只评了一句：“刘若英太矮了。不像的。”
有一次与黄磊夫妻吃饭，席间送了他们一本《西望张爱玲》，黄磊指着封面对孙莉说：“看，张爱玲应该是这种大女人的形象。”那一刻，我忽然想，其实最适合演张爱玲与胡兰成的人，就应该是孙莉与黄磊这对夫妻档，一个高挑冷艳，一个温文尔雅，而孙莉又是黄磊的学生，年龄差距亦相当，岂非“张胡恋”天造地设的最佳拍档？
放眼中国影视圈的男演员，如果要选一个最佳的胡兰成扮演者，既张扬又隐忍，既儒雅又*，学者风范，才子脾气……除了黄磊，还有谁？
午夜，只点一盏小灯，开着电视，在幽幽的光里看另一个时代的故事，想到不仅是作品的原创者张爱玲，便是拍《不了情》同《太太万岁》的导演桑弧，合作《情场如战场》的岳枫与林黛，拍《怨女》的导演但汉章，编《滚滚红尘》的三毛，演乔琪的哥哥张国荣，演曼璐的梅姐梅艳芳，以及帮助张爱玲接洽了多部剧本的宋淇……也都已魂游太虚，不禁叫人唏嘘感慨，仿佛听得远处有依稀的乐声响起，不是主题曲，而是黛玉“冷月葬花魂”之时的天际纶音，将我带离自己的躯壳，跟随画中人游了一回离恨天……
倘若天国里也有电影院，而他们于彼重逢，当有新的宏片巨制奉献给上帝与诸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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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在台湾虽然只是惊鸿一瞥，缘分却从此结下。台湾青年几乎人手一本张爱玲，读得如醉如痴。难怪台湾女作家朱天文不无自豪地说：“关于张爱玲，大陆是比台湾晚了至少三十年。在台湾可以说，我们是读张爱玲长大的，弱水三千取一瓢饮，每人都从张爱玲那里取得了他的一瓢。这样的文化构成，跟大陆的确不同。一言以蔽之，个人的自为空间。”
张爱玲作品“回到”大陆是80年代以后的事——而且不是“全部”！——彼时港台文学袭击内地，张爱玲随之回流，读者们惊喜而茫然，不是把她当成“出土文物”就是认做“美籍华人”，而主流文学更是带着一丝本能的拒绝对其讳莫如深。 。。
第十七章 台港行（10）
香港许子东先生曾说：“有趣的是，一般当代作家如被人评为有‘鲁迅精神’、‘老舍语言’或‘沈从文风格’等，大都会感到光荣自豪。何以被认为是张派的作家，却不是‘划清界线’就是‘叛逃前身’，甚至有意无意都对张的影响感到焦虑？是否因为作家们不愿被太有魅力的前人身影湮没？或许人们对张爱玲的文学史地位仍有困惑？”
而台湾作家就没有这些顾虑，早在六七十年代时自称“张派”作家的已经不乏有人，并奉张爱玲为“祖师奶奶”。这大红大紫，究本溯源有两大原因：一是1961年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英文本）的出版；二是台湾皇冠出版社对张爱玲作品的系统推荐。
夏志清，江苏吴县人，1921年出生于上海浦东，1942年6月自沪江大学毕业，1945年10月离沪去台北。据他自己回忆，从大学毕业到赴台中间的三年里，“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1943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1944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来的。”
那位“低班同学”，指的是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生章珍英女士；见面地点，是在章同学巨籁达路661号的家中；1944年，正是轰轰烈烈的“张爱玲年”。不过当时的夏志清正在埋头专攻英美文学，抱定宗旨不读中国当代作品，因此对张爱玲所知有限。参加这样的一个文艺*，目的只是想“见到几位爱好文艺的聪明女子”，倒不是为了慕张爱玲之名。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的视线一直被一位美丽的宁波小姐刘金川所吸引，后来追求了许久而未果；对张爱玲反而印象不深，只记得“她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西服，站着谈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听众围着她，好像也都是站着的。”
此后夏志清在胡适的鼎力推荐下，得到一笔助学金，得以赴美留学，成为耶鲁大学的英美文学博士生。在耶鲁期间认识了第一任美国妻子，生了个女儿，可后来离婚了；第二任妻子是台大毕业来美的王洞，又生一女，可惜天生痴呆，不会讲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是夏志清生平至大憾事。
夏志清1961年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第一次让美国人知道了鲁迅、茅盾、老舍、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的名字。认为：“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曼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等相比，某些地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金锁记》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该书一经出版，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许多欧美大学的教科书。然而这时的夏志清与张爱玲其实并无交往，此前虽在上海有过一面之缘，张爱玲早已不记得了；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64年3月的华盛顿，由“*”中文部编辑高克毅做东，请陈世骧、吴鲁芹、夏氏兄弟同张爱玲在一家馆子相会。这在后文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此后，夏志清与张爱玲正式建交并开始通信。2004年10月，曾以一部自传体励志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蜚声文坛的周励女士两次采访夏志清先生，第一次在饭店见面，第二次则在他纽约哥大附近113街公寓的家中，并带去了《她从海上来》的碟片。 。 想看书来
第十七章 台港行（11）
夏志清向周励出示了张爱玲的多封来信，张爱玲用打字机打出的地址，既没有用Eileen，也没有用赖雅Fedinomd Reyhor的姓氏，只是一个“Chang”。信都是竖式书写的，用的是薄薄的白信纸，黑色钢笔字很清秀，每封信的最后总是要提夏太太王洞的名字。夏太太说：“张爱玲真懂礼貌，每一封信都要问问我和月珍（痴呆女儿）好。”
谈起张爱玲的两任丈夫，夏志清余怒未消，认为：“这个赖雅，因为穷得淌淌滴，一定要张爱玲流产！孩子对于女人就像生命一样重要啊。张爱玲流产后真真是萎谢了。如果她有个一男半女，在以后寡居的几十年中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欣慰快乐！我想，这可能是她在最后的《对照记》中既没有胡兰成，也没有赖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这两个男人实在都不值得她爱恋思念！”
《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爱玲第一次写进文学史，这对于张爱玲作品而言，无疑是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对于张爱玲本人来说，却似乎波澜不兴，草木依旧，她的英文小说的出版仍然很困难，她的经济情况也丝毫不见好转，而她的丈夫赖雅则更在经受着生死之危。
真正对她的经济状况与作品出版具有直接改善之功的，是台湾“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
平鑫涛的名字，对于大陆读者并不陌生，不仅因为他是《皇冠》杂志的负责人，还因为他是“爱情教母”琼瑶的丈夫；而对于本书来说，他的另一重身份更值得玩味——他同时还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
20年前在上海，张爱玲的第一本书《传奇》没有交给中央书局出版，从此与平襟亚结了梁子，还惹下了“一千元灰钿”的官司；20年后，她终于还是把出版权交给平家人了，而且，这一合作便是30年，直至死后。
平鑫涛回忆：“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我们一见如故，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那时，张爱玲已旅居美国。听到张爱玲的名字，我觉得又亲切又高兴，出版她的作品，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荣幸。《怨女》在1966年4月出版，彼此合作愉快，从此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年轻时期的张爱玲和平襟亚先生的《万象》杂志结下深厚的文学之缘，而后又和‘皇冠’愉快地长期合作，前后五十年，与两个平氏家族的出版事业紧密携手，这样横跨两代的渊源，也许正如她第一本书的书名一样，可说是另一则‘传奇’吧。”
1966年4月，《怨女》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不久又接连出版《秧歌》、《流言》、《张爱玲小说集》以及《半生缘》等，遂掀起台湾的“张爱玲热”。而“皇冠”的版税亦成了张爱玲此后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在1983年12月22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曾明确提到：“我一向对出版人惟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肯定之情，溢于纸上。
1984年1月，她又在《皇冠》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上公开发表随笔散文《信》，声称：“《皇冠》我每一期从头看到尾，觉得中国实在需要这样一个平易近人而又制作谨严的杂志。”“《皇冠丛书》近年来大量译畅销书，我一直私底下在信上对朋友说这条路走得对，推远了广大读者群的地平线。”
第十七章 台港行（12）
平鑫涛回忆：“张爱玲的生活简朴，写来的信也是简单之至，为了不增加她的困扰，我写过去的信也都三言两语，电报一般，连客套的问候都没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为了‘快一点联络上她’，平日去信都是透过她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转达，但每次都是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收到传真，即使收到了传真，她也不见得立刻回信，中间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习惯这种平淡却直接的交往方式，所以彼此才能维持三十年的友谊而不变。”
可见她们的友情不仅出于出版商与写作人的合作，更是建立在彼此的尊重与体恤上。
张爱玲显然也是这样想。她一直在为自己的“版权”争取，却并不对自己的“版税”计较。大陆有人搜集了她的旧作擅自出版，她因此十分不悦，一度想诉诸法律，直到那家出版社愿意回收那两本书才作罢；然而后来当真授权大陆某出版社出版文集，稿酬只是菲薄的千字二十五元而已，她却也欣然接受。只是因为那两本书的印刷实在粗糙，才又不得不收回版权。
相比之下，平鑫涛与《皇冠》出版社的“商业道德”可谓高尚，而合作方式又如此“安静”，自是深得张爱玲之心。她后半生最重要的两部作品《海上花列传》白话本与《红楼梦魇》也都由皇冠出版，此外尚有《惘然记》、《余韵》、《续集》、《爱默生选集》以及带有自传性质的散文集《对照记》等，共计16部之多。
夏志清曾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悼张爱玲》里写道：“张爱玲这几年来校阅了皇冠丛书为她出版的‘全集’，并新添了一本《对照记》，把所有要留传后世的自藏照片，一一加以说明，等于写了一部简明的家史。去年底她更获得了《中国时报》颁给的文学‘特别成就奖’。张爱玲虽然体弱不便亲自返国领奖，与多少敬爱她的作家、读者见面，但她已为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