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玲立刻想起妈妈来——也是被迫结婚的，也是一有可能就离了婚。
后来她终于见到了那个宓妮，是在一间广东茶楼，宓妮请炎樱吃饭，她做陪。第一次吃到搁糖的*茶，清苦、甜香。她看着宓妮，想着她和妈妈相同的身世，不自觉地从她的脸上读到了妈妈的轮廓，一样的高鼻深目，薄嘴唇。她着迷地看着，十分倾慕，一顿饭吃完了，仍然觉得像。
她写道：“炎樱见过我母亲，我后来问她是不是像，她也说‘是同一个典型’，大概没有我觉得像。”
——当时我觉得奇怪，炎樱是什么时候见到她母亲的呢？直到看了1984年8月3日香港《明报》刊出《倾城之恋》上片特辑，见到张爱玲写在《倾城之恋》公映前夕的一封短信，才恍然大悟——
“珍珠港那年的夏天，香港还是远东的里维拉，尤其因为法国的里维拉正在二次大战中。港大放暑假，我常到浅水湾饭店去看我母亲，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结伴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有两个留在香港，就此同居了。香港陷落后，我每隔十天半月远道步行去看他们，打听有没有船到上海。他们俩本人予我的印象并不深。写《倾城之恋》的动机——至少大致是他们的故事——我想是因为他们是熟人之间受港战影响最大的。有些得意的句子，如火线上的浅水湾饭店大厅像地毯挂着扑打灰尘，‘拍拍打打’，至少也还记得写到这里的*与满足，虽然有许多情节已经早忘了。这些年了，还有人喜爱这篇小说，我实在感激。”
这里藏头露尾地写着“她在上海跟几个牌友同来香港小住，此后分头去新加坡、河内”，这“几个牌友”里必也有那位男朋友；黄逸梵是从香港去的新加坡，而不是自上海出发；是珍珠港那年也即1941年出国，而不是张子静说的1939年——当然也有可能她1939年去新加坡，又回来了，这年又去。不过那时候交通没这么容易，应该不会在短期内来来去去。还有一种可能是张爱玲记错时间，因为下意识地绝记忆。
张爱玲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有两种可能，最合理的一种自然是古老礼仪中，子女对母亲的情事自当三缄其口，非礼勿言；另一种猜测则是张爱玲在骨子里大概还是认定从一而终这件事，所以她一方面赞成母亲离婚，另一方面却又不以母亲的男朋友为然，为了回避这个，甚至连母亲赴港小住这段事也不提。
然而大家闺秀的矜持，理当如此。倒是张子静多年后揭穿这件事，虽然对后世“张迷”的考证有益，却似乎是不大孝的。
4
用张爱玲的文字来形容张爱玲的文风，最好的比喻莫过于“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华美的袍”，而且是真丝的华袍，她的文字就有这样的柔美，切肤之感；“爬满了蚤子”，这是她笔下的人生，琐屑的真实的烦恼，同样有切肤之痛。
没有一句话比这更能贴切地表现出张爱玲作品的风格与意境。她是一个坐在水晶球里看未来的预言者，总是在文章里一再地预言。天才在本家不被发现，而她的预言在自己的文章里也常常被忽略，要隔多少年，后人读起，才觉惊心动魄，感慨莫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香港的求学岁月（9）
这一句预言，她写在自己的参赛作品《我的天才梦》里：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
关于张爱玲的《我的天才梦》，她自己后来说起不止一次，先是在1976年出版的《张看》附记里写着：
“《我的天才梦》获西风杂志征文第十三名名誉奖。征文限定字数，所以这篇文字极力压缩，刚在这数目内，但是第一名长好几倍，并不是我几十年后还在斤斤较量，不过因为影响这篇东西的内容与可信性，不得不提一声。”
隔了几十年，她的图文集《对照记》在台北《中国时报》第十七届文学奖获得特别成就奖，时报请她写一篇得奖感言，于是她又一次旧事重提，写了《忆〈西风〉》：
“得到时报的文学特别成就奖，在我真是意外的荣幸。这篇得奖感言却难下笔。三言两语道谢似乎不够恳切。不知怎么心下茫然，一句话都想不出来。但是当然我知道为什么，是为了从前西风的事。
一九三九年冬还是下年春天？我刚到香港进大学，《西风》杂志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五百字。首奖大概是五百元，记不清楚了。全面抗战刚开始，法币贬值还有限，三元兑换一元港币。
我写了篇短文《我的天才梦》，寄到已经是孤岛的上海。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胀。务必要删成四百九十多个字，少了也不甘心。
……不久我又收到全部得奖名单。首奖题作《我的妻》，作者姓名我不记得了。我排在末尾，仿佛名义是‘特别奖’，也就等于西方所谓‘有荣誉地提及（honorable mention）’。我记不清楚是否有二十五元可拿，反正比五百字的稿酬多。
《我的妻》在下一期的《西风》发表，写夫妇俩认识的经过与婚后贫病的挫折，背景在上海，长达三千余字。《西风》始终没提为什么不计字数，破格录取。
……《西风》从来没有片纸只字向我解释。我不过是个大学一年生。征文结集出版就用我的题目《天才梦》。
五十多年后，有关人物大概只有我还在，由得我一个人自说自话，片面之词即使可信，也嫌小器，这些年了还记恨？当然事过境迁早已淡忘了，不过十几岁的人感情最剧烈，得奖这件事成了一只神经死了的蛀牙，所以现在得奖也一点感觉都没有。隔了半世纪还剥夺我应有的喜悦，难免怨愤。”
这篇感言是目前为止所知道的张爱玲生前公开发表的最后一篇文字，堪称“绝笔”，甚至“遗言”。她竟是带着这样一个巨大而琐屑的遗憾去世了，怎么说也是“张迷”的一大遗憾。
然而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自有钩沉者，翻江倒海地找出了1939年9月1日出版的《西风》第三十七期报纸，上面赫然登着当年的征文启事：《〈西风〉月刊三周年纪念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启事》，清清楚楚地写着——
第四章 香港的求学岁月（10）
“《西风》创刊迄今，已经三周年了，辱承各位读者爱护，殊深感激。在一年多以前，我们为提倡读者写杂志文起见，曾经发起征文，把当选的文章，按期在《西风》及《西风副刊》发表，颇受读者欢迎。现在趁《西风》三周年纪念之际，为贯彻我们提倡写杂志文的主张起见，特再发起现金百元悬赏征文，并定简约如下：
（一）题目：‘我的……’举凡关于个人值得一记的事，都可发表出来……
（二）字数：五千字以内。
（三）期限：自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一日起至民国二十九年一月十五日止，外埠以邮戳为准。
（四）资格：凡《西风》读者均有应征资格。
（五）手续：来稿须用有格稿纸缮写清楚……请寄上海霞飞路五四二弄霞飞市场四号西风社编辑部。
（六）奖金：第一名现金五十元，第二名现金三十元，第三名现金二十元。第四名至第十名除稿费外，并赠《西风》或《西风副刊》全年一份。其余录取文字概赠稿费。
（七）揭晓：征文结果当在二十九年四月号第四十四期《西风月刊》中发表。至于得奖文字，当分别刊登于《西风月刊》、《西风副刊》中，或由本社另行刊印文集。”
1940年4月，《西风》创刊三周年纪念征文揭晓，说明此次比赛共有685篇文章应征，其中佳作颇多，编委会遂决定在十个中选名额之外，另外定出三个名誉奖，而张爱玲，便是得了这名誉奖的第三名。
第一名得主叫水沫，作品标题为《断了的琴弦——我的亡妻》；第二名梅子，作品是《误点的火车——我的嫂嫂》；第三名若汗，《会享福的人——我的嫂嫂》……
第十三名张爱玲，《天才梦——我的天才梦》。这是整个大赛的最后一名，或可称为“压卷之作”。
张爱玲的写作生涯，她自己公开承认的中文处女作是《天才梦》，而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对照记》，又都得了奖，倒也“善始善终”。
可是她始终有些小小的不快，对只得了第十三名的事念念不忘，这或许可以解释成一种“小器”，当然也可以解释成一种“认真”，然而我却以为，是“童心未泯”吧？
张爱玲在《忆〈西风〉》里说“限五百字”，“没稿纸，用普通信笺，只好点数字数。受五百字的限制，改了又改，一遍遍数得头昏脑涨。务必要删成四百九十多个字，少了也不甘心。”然而事实上她的《天才梦》有一千四百多字，显然不可能是“限五百字”，她连自己的文章也记错了字数，当年记错报纸上限的字数其实是“五千字以内”也就太有可能了。
另外，即使是首奖，奖金也只是“五十元”，而非张爱玲记得的“五百元”，而她自己最终拿到的稿费也显然不可能是“二十五元”，因为《西风》承诺，即使第二名的奖金也不过是“三十元”，第三名“二十元”，第四至第十名只拿稿费，“其余录取文字概赠稿费”，当然也不可能高过二十元。
张爱玲的记忆可谓谬之大矣。
我想，倘若《西风》杂志有人当面同她对质这件事，她弄清楚之后，一定会说：“我又忘啦！”
大家一笑罢。
第五章 劫后余生录（1）
第五章
劫后余生录
1
我的灵魂飞在香港的上空，被炮声惊得阵阵恍惚，好不容易才可以收拢心神。这是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炮弹一声接着一声，飞机一架接着一架，炸弹一颗接着一颗，老百姓拖儿挈女地哭号着，躲避着，奔走着，惊叫着：打仗了！真的打仗了！
然而香港大学的学生们却盲目而轻狂地开心着，欢呼着，因为那正是大考前夕，一颗炸弹丢下来，大考还没开始，就被炸掉了尾巴！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总算不必打着手电在夜里温书了，总算不用再做面对考卷而大脑空白一片的噩梦了——对于学生而言，考试，是比战争更可怕的事情。
面对生活的巨大改观，出生入死的动荡考验，每个人都表现出一些夸张而典型的不同寻常来，然而反常的浮面底下，那根子里却还是最一贯的本性。张爱玲后来写过一篇《烬余录》，不无幽默地描绘了战时同学的众生相：
——有个宿舍的女同学，是有钱的华侨，非常讲究穿，对于社交上的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初得到开战的消息时，最直接的焦虑是：“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黑色棉袍，大概以为这比较具有战争的庄严气氛。战时重庆的汪政府官太太也是人身一件黑大氅；
——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一样，十分天真。她选了医科，曾闹过一个著名的笑话——医科要解剖人体，她不由紧张地向人打听：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战时轰炸，舍监督促大家避下山去，急难中她也没忘记把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不顾众人的劝说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她后来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子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同男护士们一起吃苦，担风险，有说有笑，混得十分好，性格也开朗起来。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艾芙林，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学校邻近的军事要塞被轰炸的时候，她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地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发生在内地的可怕的战争故事，把一旁的女学生吓得面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