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毫无疑问，在摩尔多瓦这样的国家，鸡尾酒疗法并不是很容易得到的。
在赫兹·莱德准将发现海法街道上黑帮兴起后几个月，他接到举报说一位俄罗斯的寡头要在埃拉特（Eilat）庆祝生日。以色列一位负责调查俄罗斯有组织犯罪活动的高级情报官解释说：“我们不知道这些人都是谁，因此，我们必须从零做起。低层的犯罪分子我们都已经查清楚了；我们明白了党魁，也弄清除了他们的纹身；我们也有人学会了他们的暗语。然后就是那些大头目了。尽管他们很难对付，但是我们还是要迎难而上，追踪他们。” 。。
5。 回归以色列（9）
出席埃拉特的聚会以及后来特拉维夫的高级峰会的客人们，就像俄罗斯商界的名人录。问题是，以色列情报人员根本都不知道谁是谁，更不清楚他们的底细。
199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任局长詹姆斯·伍尔西（James Woolsey）在众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时，说明了这种困难，当时，他请众议员们思考下面假设的情况：
如果你在日内瓦湖畔一家豪华的酒店里碰到了一位口齿清晰，英语流利的俄罗斯人，并且闲聊了起来，而且他身穿价值3000美元的西装，脚蹬一双古琦牌休闲鞋，并且他告诉你他是俄罗斯一家贸易公司的负责人，想和你谈谈合伙做生意的事，那么这就会有四种可能。第一，他可能说的是实话，确实是个生意人。第二，他可能是俄罗斯的情报人员，以做生意来掩护。第三，他可能是俄罗斯黑手党的成员。但是最为有意思的可能性就是最后一种，他可能身兼上述几种身份——并且这几种机构全部不排斥这种情况。
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大量的俄罗斯人争相申请以色列国籍，其中不乏叶利钦核心层的知名人士，比如著名的“七星”中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后来还有初露头角的工业大亨，如乌克兰的弗拉基米尔·拉宾诺维奇（Vladimir Rabinovich）和俄罗斯的米哈伊尔·乔尼（Mikhail Chorny），这些人都遭到了西方情报机构的监视。并且还有其他曾经被英国和美国禁止入境的人，如西蒙·莫基列维奇。
甚至还有一些非犹太人，如谢尔盖·米哈依洛夫，松采沃兄弟会的老大，也搞到了以色列的国籍。长得十分彪悍的纪录片制片人亚历山大·岗特利夫哈哈大笑着说：“如果米哈伊尔能跟犹太教扯上关系的话，那我都可以去跳芭蕾了！但是他很容易就申请到以色列国籍。”后来，他的国籍被剥夺了，那个批准他国籍的以色列官员也以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除了在苏联时期犯过一些轻罪以外，这些俄罗斯人没有一个有犯罪前科。所有人的公开形象都是成功的商人，并且有书面的业绩记录，显示了他们的活力和胆识。以色列干吗要拒绝他们呢？
就他们来说，这些寡头和黑手党的大佬们开始殖民以色列，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是一个理想的投资或者洗钱的地方。以色列的银行体系主要是以鼓励世界各地的犹太移民回归为宗旨，也就是说，鼓励他们带着资金回国。再者，以色列也接受了解除国际金融管制的时代精神，大幅放宽了对资金进出的管制。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它也像多数的国家一样，还没有制定反洗钱法令。把从犯罪活动赚取的金钱洗干净，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完全合法的生意。
以色列的警方估计，在共产主义垮台后的十五年间，通过以色列银行所洗的钱大约在50亿到100亿之间。对于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来说，这可不是一笔小数。但是这还不到20世纪90年代从俄罗斯外逃的巨额资金的5％；并且同其他的一些国家相比，更是相形见绌，如瑞士（400亿美元），或者四季如春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塞浦路斯，早在1994年年底起，每个月都要清洗1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金。
以色列之所以很受欢迎的原因十分简单——这些可疑的商人大都是犹太人，并且在以色列，他们没有受到轻视，常常被作为贵宾和备受尊重的家人一样。
5。 回归以色列（10）
最有影响的俄罗斯寡头和黑手党头目大都是犹太人。在大规模移居以色列之前，犹太人大约只占俄罗斯和乌克兰人口的。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强盗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他们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在网上随便搜索一下，就会发现无数种族主义的网址，里面充斥着一种理论，声称在这十年中，对俄罗斯资产的掠夺是世界犹太人的大阴谋——这正是纳粹分子和（当合乎他的需要的时候）斯大林曾经钟爱的理论。相反地，许多自由主义的评论家却忽略了犹太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混乱的过渡时期的所作所为，大概是为了避免被指责是反对犹太主义吧。实际上，如果客厅里有一头大象，却熟视无睹的话，反而为反犹太人士提供了机会把他们描绘成犹太人的走狗。
多数的民族认同如果威胁到了苏维埃人种的理想形象的话，苏联对它们的憎恨可以说是举世闻名的，它也确实为犹太人制造了一个特别的障碍：玻璃天花板。实际上，在所有的中央级的党政部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和多数的学术机构，犹太人被系统地排斥在了高级职位以外。当然也有例外的——拉萨尔·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曾经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局委员，但是不受斯大林的喜爱；还有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Evgeni Primakov），在20世纪80年代也是很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很有先见之明，早就抛弃了出生时的名字尤纳·芬克里斯坦（Yonah Finkelshtein）。但是，总体来说，如果你是犹太人，重要的职位是不会轮到你的。
结果，大批聪明的犹太人在追求学术挑战和创业机会时，常常感觉十分沮丧。那么，在了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市场（从官方来看甚至根本都不存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以外，哪里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发挥他们的技能呢？在过去的70年里，他们在这种可怕的极权主义的世界里锤炼着自己的商业技能，而这个工业巨兽只是制造产品，根本不考虑供需规律。并且，企业只遵循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定的五年计划目标（或者标准）。这些目标很少考虑是否能够获得材料、原料或者生产进程如何，因此，每个工厂都要疲于奔命，煞费苦心地应对原料短缺问题。工厂常常依赖千里之外，相差几个时区的供应商，而且还缺乏有效的沟通方式。要完成上级制定的目标，就必须利用那些精明能干，很有手腕的人，从一切可能的任何资源中去搞到需要的原料。这些人也被称为中介人（tolkachi）或者“二道贩子”，如果没有这些足智多谋的中介人来支撑这摇摆不定的大厦的话，苏联可能垮台得更早。在寡头当中，犹太人的比例很高，当然，在这些中介人中也一样。
乌克兰最臭名昭著的寡头之一，弗拉基米尔·拉宾诺维奇解释说：“因为是犹太人，所以我不能学医。”后来，拉宾诺维奇又遭到了另一波反犹太浪潮的影响，被科技学院（Technical College）开除了。然后，他被迫参军，服了3年兵役。“我到部队刚刚20天时，指挥官就问我们，‘谁能给我搞到5吨直径是四分之三英寸的钢管？’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我还是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个任务。他接着问我，‘你要多长时间能搞到手啊？’我随口说，‘至少一个星期。’就这样，这份任务就交给了我！”拉宾诺维奇使出浑身解数，东奔西走，上蹿下跳，甜言蜜语，甚至偷窃，最后终于搞到了钢管，同时也开始了他充当中介人的职业生涯。大多数的犹太人企业家或者黑手党的大佬，经历也都和他大同小异。他们不仅仅在最艰苦的环境里培养了创业技能，同时他们不像那些斯拉夫人一样，他们没有被沙皇和苏联官僚迟钝懒散的传统所压垮，而这种传统专门打击个人主动性的任何迹象。
5。 回归以色列（11）
不是只有犹太人具备这种能力，在俄罗斯黑手党的大佬中，车臣人和格鲁吉亚人也一直不少，这些人具备这种能力并非纯粹巧合，他们也要在消费品匮乏的苏联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的发展历程也同样是富有传奇性。这些兴起于苏联偏远边陲地区的黑手党大佬和寡头们——尽管通常无法进入中央机构之中，但是他们也并非贱民。相反，他们被迫在国家的隐秘角落和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寻求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机会。这种经历对于许多人都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俄罗斯，帮着他们应对了社会的剧变。
对于犹太人寡头和黑帮大佬们来说，以色列既是一个退隐之地，同时，凭借该国的护照，也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门。他们不希望引起人们的关注，也不希望给以色列带来尴尬。这不是感情问题——这是策略，1995年在特拉维夫的丹全景酒店（Dan Panorama Hotel）的峰会上，最有影响的一些“教父”们精心制定的。许多大佬都参加了，包括非犹太人谢尔盖·米哈依洛夫，大家一致确保不能冒犯以色列政府。岗特利夫解释说：“他们决定不能在以色列施行暗杀，或者为了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而杀人，这些人不想在这里惹是生非。毕竟你还要在这里大量洗钱；还要休息度假；并且这还是一个庇护所。而且，领到护照后你还可以周游世界去。”
1996年10月，比尔·克林顿的顾问们说服他就“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发出警告，此时，俄罗斯的新贵们已经在以色列安顿好了。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克林顿总统发表演讲，号召全世界各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核走私活动”。克林顿说“没有人能够幸免遇难”，他列举了一些犯罪活动，如日本麻原彰晃的奥姆真理教（Aun Shinrikyo） 在地铁释放沙林毒气案，以色列和法国的手提箱爆炸案，俄罗斯黑手党的猖獗，以及当年4月震惊美国的俄克拉荷马爆炸案。
由于俄罗斯人大量移居以色列，华盛顿政府也把注意力转到了这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美国执法机构的长臂尽管已患关节炎，但是仍然敲开了耶路撒冷的大门，要求提供有关莫基列维奇和米哈依洛夫等许多寡头和被指控的犯罪分子的信息。在以乔恩·维纳为代表的美国国务院的鼓励下，以色列警方在1996年开始监视许多著名的俄罗斯人。现任以色列警方特别行动部情报主管的伊力特·鲍顿（Irit Bouton）解释说，“人们突然开始对这些寡头产生了巨大的兴趣，这就像是黑社会的婴儿潮一样。”
在警方试图评估和遏制新世界秩序下猖獗的犯罪活动时，大关注也引发了大问题。首先就是熟悉的界定问题：寡头们的哪些活动是违法的呢？哪些不是呢？再者，这些寡头和黑帮大佬能够利用无限的财力来为自己辩护，保护自己的形象。并且他们确实很认真地这么做了。当我向一位以色列的情报官员解释我所写的东西时，他告诉我说：“不用担心，这些家伙不会暗杀你的，他们不会这么鲁莽，如果他们想整你，他们会到法院起诉你，一直把你搞成死罪的。”
接着，以色列的警方受到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不仅仅是来自国内的政客，同时还有外国政府的。伊斯夫·库布松（Iosif Kobzon）被誉为新俄罗斯的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 弗兰克·西纳特拉：意大利移民美国的后裔，被誉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流行歌手”。——译者注＇。在俄罗斯是一名很受欢迎的歌手，以演唱伤感歌曲而著称，他的政治生涯也很成功：是俄罗斯杜马的议员，也同许多支持普京的政客及商人的过从甚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被禁止进入美国；但是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他还是搞到了以色列的护照。摩西·沙哈尔（Moshe Shahal），现在是特拉维夫一位成功的律师，当时任以色列国家安全部的部长，负责组建了打击俄罗斯有组织犯罪的机构。当他回想起这一时期时，他叹了口气说：“我们试图实施新的安全政策，但是以色列国会和政府全都对我们百般刁难。”例如，1996年1月，当库布松打算在本·古里安机场（Ben Gurion）入境时，警方遵照他的指示将库布松拘留了。但是，当时的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推翻了他的指示。沙哈尔解释说，俄罗斯当时的大使给佩雷斯打电话，警告他如果拒绝库布松入境，将会给以色列和俄罗斯关系带来严重后果。除了美国以外，以色列当局很少屈从其他外国势力的影响，但是这次却例外。 。。
5。 回归以色列（12）
一百万俄罗斯人移居以色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