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指那些犯了罪的囚犯（同*不同），被他们的同伙“加冕”为首领的人。黑手党党魁必须遵守一些奇特的行为规则（例如，他们不能结婚），而下属们则要听从他们的话，如果囚犯之间出现了纠纷，他们的话就是最后的裁决。彼得·格里尼卡（Peter Grynenko）认为：“多数的黑手党党魁（vory）也都是受到克格勃控制的，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是纽约的一位警察，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问题专家，后来在拉脱维亚从事咨询工作。格里尼卡解释说，通过这种方式，政府来监管和控制罪犯的世界，不仅仅是在监狱中，同时也是在监狱外。
有些黑手党党魁十分残暴，但是大部分人都只是逢场作戏，吓唬人。当莫斯科斯拉夫人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松采沃兄弟会（Solntsevo Brotherhood）在1991年异军突起之时，他们邀请了一位黑手党党魁邓泽马尔·康斯坦丁诺维奇·哈奇茨（Dzhemal Konstantinovich Khachidze）加入他们当中。名义上，邓泽马尔应该是松采沃兄弟会的大当家，但是他对这个团伙的作用仅限于他作为黑手党党魁的身份。20世纪90年代负责美国联邦调查局俄罗斯有组织犯罪问题的专家博比·莱文森（Bobby Levinson）说：“这个家伙是个酒鬼，吸毒成瘾，但是他们把他的不良习气都改掉了，并且教他如何使用刀和叉，不过，没有把他的毒瘾戒掉。但是他们打造他的目的是为了公关，并且把他提升为幕后的主事人，可以说确实如此。而且他也开始以收取保护费为基础，逐步控制那些毒贩。”因此，这些黑手党党魁对初期那些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集团证明是十分有用的，帮助他们开拓了市场，但是他们并不一定都能起到有效的作用。”格里尼卡说：“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坐在监狱里当黑手党党魁，他们没有一个人实际上干过严重的杀人或者之类的大案子。”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7）
一直到1991年的冬天，这些犯罪集团确实还是十分温顺的。那些暴徒主要是一群尚未成年的街头混混，见到警察和克格勃特工都要四散躲避的。克格勃因为策划了1991年8月强硬派那场失败的政变，其威信和能力受到了巨大的打击。虽然政变失败了，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权也摇摇欲坠，在几个月后就垮台了，苏联迎来了更为野心勃勃的改革家——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不久之后，叶利钦率领他这个年轻的团队，迈出了最为激进的一步。在1992年新年的前夕，他宣布俄罗斯政府将放开所有商品的价格（一些关键的商品除外）。仅仅这一项举动，就使得70年的中央集权制度，一下子陷入了10年的休眠状态，在这种集权制度下，政府的公文能刺透到人们生活中积满灰尘的角角落落。俄罗斯仅仅花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就陷入了可怕的无政府主义的资本主义之中，成了荒凉的东方。
叶利钦自封的“神风内阁”的领航员是两位年轻的经济学家，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和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在“撤消管制”口号的指引下，他们把飞机开进了苏联社会契约的机舱里，这个机舱已经确保了70年的稳定——还多少有点令人可怕的——飞行。贸易部的要员奥列格·达维多夫（Oleg D*ydov）解释说：“我们把一切都粉碎了。在缺乏任何控制机制的情况下，我们开始了自由化运动。”
价格自由化，一个干巴巴的经济术语，是把过山车的乘客带到未知世界的发令枪。对于那些蜂拥到莫斯科政府部门的美国经济学家和顾问们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成了一个巨大的佩氏培养皿＇ 佩氏培养皿：一种带宽松盖子的浅圆盘，用来培养细菌或其他微生物。——译者注＇，供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强调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的一批经济学家，也有个别不在该校任教，但因其学术观点和政策倾向而被认为是该学派成员。该学派的核心价值是经济学的新古典派经济学，相信市场机制的自由放任，反对任何形式的干预，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凯恩斯主义。——译者注＇的经济学家们培育市场经济。但是，在他们忙着培育的培养菌中，有一个弗兰肯斯泰因＇ 弗兰肯斯泰：英国女作家的玛丽·雪莱（Mary Shelley）所著小说中的主人公； 系一生理学家； 手创一怪物； 但结果自己被怪物所毁。此词后来演变为指“人形怪物”和“脱离创造者的控制并最终毁灭其创造者的媒介”。——译者注＇，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实验室的门缝中溜了出去。
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改革本身就包含了许多可怕的异常事物。价格关系到数以百万普通俄罗斯人的生计——换句话说，就是面包和租金——自由放开了，而那些关系到少数胆大妄为之人商品的价格却没有放开。盖达尔有一次曾经轻描淡写地谈到了一个“错误”，改革团队竟然控制了俄罗斯巨大的自然资源的价格——石油、天然气、钻石和金属，这实在是令人费解。一群新生的商人仍然可以按照苏联时期的优惠价买到这些货物，常常比世界市场的价格低40倍之多。这简直就是印刷钞票的许可证。 txt小说上传分享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8）
同时，政府也同意改革苏联时期实施的各种货物和商品的进出口国家垄断制度，对这些贸易进行私有化。按照原来的垄断制度规定，外国公司的业务必须同作为中间人的莫斯科外贸部合作。当洽谈合同时，外国公司不是直接同购买或者销售产品的个别企业接洽。外贸部以优惠价从西伯利亚购买钻石矿和油田，例如，一桶油一美元。然后，它再按照全球市场的价格卖给外国的买方，并隐含了其中的差价，把利润装到了政府的金库里。
一方面是世界市场上原材料的高价，另一方面是国内市场的优惠价，通过利用其中的差价，政府赚取了高额的外汇收入，从而弥补了苏联计划经济的轻率、低效所带来的损失。外贸部的垄断是推动苏联实际运转的少数几种方式中的一种。 它是支撑苏联经济的墙壁：在没有找好替代物之前就把它推倒，房屋肯定也要倒塌的。而“神风内阁”正好把它推倒了。
私有化的外贸机制同最低优惠价特权的结合，在几个月内就催生了一批全新的强盗式资本家——俄罗斯的寡头。这种人的逻辑十分简单：以一美元一桶的价格从西伯利亚购买石油，然后以30美元卖给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富有的公民。政府不再从中截取利润。相反，这些利润全都进入了个别人的腰包。
仅仅四年时间，就出现了好几百极其富有的男男女女，而这些超级亿万富翁的内部集团形成了一个铁网，对总统叶利钦施加了更加坚定的政治影响。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分层，最上层是这些寡头们，最下层是千百万极度贫穷的人们，中间是一少部分软弱无力，恼羞成怒的中产阶级。
这种致富的过程简直就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盗窃，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没有任何能与之匹敌的。新俄罗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看起来很负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因为这样才能吸引外国投资。而那些最有权力的资本家们则大肆掠夺国家的重要商品（几乎是不可估量价值的矿产资源），并且拿这些东西去换取美元，然后把这些资金转运到国外，资本外逃的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一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投入了数十亿美元以稳定经济，支撑卢布，而另一边，这些金融寡头们却向世界各地的秘密银行转运更大数额的资金，从瑞士到太平洋的岛国瑙鲁都有，这些资金只要被转运出来，几乎立即就会被复杂的，令人费解的洗钱计划所吞没。整个过程就是一个生动的证据，活生生地展现了在一个缺乏监管机制的社会，贪赃枉法、目光短浅和愚蠢总是有可能获胜。
那些仍然执政的官员们不明白如何监控、管理和评判商业汇兑的原则。结果就导致“为了适用的目的，执法机构自身放弃了保护私有商业结构的职责，”新俄罗斯重要的社会学家奥尔加·克里斯塔诺瓦斯卡亚（Olga Kryshtanovskaya）解释说。警方，甚至是克格勃都无能为力，不知道如何执行合同法。而收取保护费的黑社会组织和黑手党党魁却不是这样无能为力——他们在新俄罗斯的经济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们确保签署的合同能够顺利履行。他们是新生的执法机构，那些金融寡头们需要他们的服务。这些金融寡头和黑手党协同合作一起制定了新俄罗斯的司法体制。在1991年到1996年间，俄罗斯政府完全丧失了对社会的监管，合法和非法，道德和邪恶之间的区别几乎荡然无存。在任何贸易中，没有严格的界定什么是有组织犯罪、洗钱或者敲诈，言外之意就是，所有的商业买卖同时既是合法的，又是非法的。这适用于一切商品，毒品、妇女、汽车、香烟和石油。如果在当时的法规还能够生效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些金融寡头的行为就肯定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3。 俄罗斯黑手党——资本主义的接生婆（9）
政府机构在学习同新的商界进行合作的时候，一些坏种子也开始萌芽。虽然苏联的旧刑事司法制度可能没有能力去监管自从1992年出现的繁荣的商业活动，但是个别的官员还可以通过不经审查就批准来自中央银行的及时贷款，或者颁发一份重要的出口许可证，促进这种制度的继续生存。当时的口号就是“资源”——歹徒的“资源”就是实施令人信服的暴力的能力。金融寡头可以利用他的“资源”以非常便宜的价格骗取整个工厂的所有权，然后用它们换取更多的资金。官员的“资源”就是他的橡皮图章，随时放在抽屉里准备着使用。每一群人都把自己的“资源”卖给他人。列弗·吉莫弗耶夫（Lev Timofeev）是一位数学家和经济学家，也是勃列日涅夫时代著名的*者，他解释说：“在苏联时代，那些官员很会做生意。他十分清楚自己是按照市场规律运作的——在苏联时代总是缺乏各种东西，一位官员可以利用他的影响来帮助个人克服这种短缺。然后就是20世纪90年代至关重要的转变时期，当时，个人——也就是说，商人们——接近这些官员，并且提出同他们合作。”
金融寡头、官员和有组织犯罪集团之间的三方阴谋十分简单，但是却被恰当地隐藏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在莫斯科和其他主要城市的大街上，每天都在上演各种激烈的闹剧：猖獗泛滥的卖淫嫖娼、挥霍无度的炫耀财富和令人费解的政治阴谋。尤其是，残暴的黑帮火并事件，更是掩藏了他们的阴谋。
阿提姆·塔拉索夫一边微笑着，一边讲述他第一次同黑帮成员见面（strelki）的情景。他说：“那一天有许多黑手党人出现——多数都是格鲁吉亚人。他们的使命十分明确：从我身上敲诈几百万美元，或者是失败的话，就绑架我。”Strelki就是一个商人的保护伞洽谈业务的过程，他的保护伞会同另一个保护伞协商咨询，目的是为了解决合同的纠纷。在90％的案子中，这些保护伞会达成协议，双方的商人都必须接受他们各自保护伞的建议。但是，在一次，塔拉索夫险遭不测。
“两边出现了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大概三四十人。这群凶狠成性的杀手占据了莫斯科塔干卡区（Taganka）的沃罗佳·塞玛高俱乐部（Club Volodya Cemago）。他们在耀武扬威地挥舞这他们的武器，这就足以使任何普通人惊恐不已……”
塔拉索夫和他的私人保镖被关到了隔壁的屋子，等待他的保护伞马利克（Malik）和沙玛德（Shamad）的来临，同来自其他团伙的黑手党党魁进行谈判。突然，响起了疯狂的嚎叫声：
——你为什么来这里？你和这些家伙混在一起干什么？
我们的人对那些黑手党党魁喊道：
——他只是有点卑鄙。你到底认为你是谁啊？
——我们是黑手党！他们大喊着回答。
“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武装到了牙齿，他们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时间的问题。我被带进了大厅，这就像一场黑帮电影一样——完全像是做梦。”
掂量了一下处境后，塔拉索夫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他逃走了。也许作为第一个金融寡头，或者至少是第一个金融寡头，塔拉索夫十分幸运，成功地从谈判现场逃了出来。对于处在冲突中心的商人来说，他们一般是不会出现在洽谈现场的。保护伞们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