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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中央开始掀起严厉打击经济领域犯罪的专项运动，当时中国的法律又实行的是有罪推定，可以在认为你有罪时先抓捕，后审查证据。抓错了也没有“赔偿法”的约束。在这一背景下，理所当然地，任志强就成了法律的牺牲品。
9月30日晚上12点，任志强以“贪污罪”被送进了西城区看守所（现西城公安局宿舍区）。在一个全国人民都欢度国庆佳节和中秋佳节的日子里，任志强被关进了黑暗、脏乱并臭气冲天的看守所——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塞满了近20个壮汉！这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是令任志强终身难忘的记忆。
检察院给任志强的罪名是“贪污”，并去任志强的家中搜寻了他“贪污”的赃物。但是检察院在搜查中扣押的却是大量与“贪污”毫无关系的香港电影录像带等物品。
事后，任志强还听说检察院另行通知他的兄弟姐妹向检察院缴纳了大量的现金作为他贪污应该退赔的押金。为此，任志强的妹妹不得不卖掉刚买不久的摩托车。
紧随任志强之后进入看守所的华远公司会计却被检察院以“老婆生孩子，家里无人照顾”为由，于1985年12月释放了。
1986年的二三月间，区检察院通知任志强，已将他家人上缴的现金全部退回。听到这一消息，任志强想，看来“贪污罪”的罪名是不能成立了。但是有罪推定在先，检察院又无法轻易将任志强放出。因此，当区检察院认为任志强无罪之后，他反而被关进了市级看守所（宣武区半步桥的K字楼，据说是日本人建的监狱），由市检察院审理该案了。
从任志强正式调入华远公司到被关押进看守所为止，任志强大约在华远工作了不到12个月的时间，但检察院却用了14个月的时间对任志强进行审查。
其实，“贪污罪”的来由是因为他给自己和员工发了一大笔奖金。当然，奖金是在上级批准的前提下发放的。这件事任志强1985年3月就在企业自我清查整顿中主动申报过，并且5月7日区政府各机关已经在总结公司自查成果时做过结论。
既然不能以“贪污罪”来定罪，也要找个判罪的理由，于是市检察院就从公司自查的报告中找了一条工商行政管理局已认定超出经营范围的事作为“投机倒把罪”判任志强缓刑。
个性强硬的任志强当然不同意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他提出了上诉。上诉之后，法院顺水推舟地将此案退回市检察院重新审查。
最有趣的结局是，市检察院在给任志强发放无罪判定书的同时，却向华远公司领导（任志强的前任总经理和党委书记）提出了两个要求： 一是要求任志强不得上告检察机关（虽然当时没有赔偿法，但也是错案）。至于这个要求，任志强马上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他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去为个人的平反与荣誉问题而无休止地打官司。
市检察院的第二个要求是将检察员的漂亮妻子安排在华远技术公司工作。
无独有偶，当市检察员的老婆进了华远公司时，区检察院审理任志强案件的检察员也要求辞职并调入华远工作，虽未如愿，但事后成了华远公司的代理律师。于是，“不打不成交”便成了任志强案件的结束语。
无罪释放之后，任志强将这次坐牢的经历视为一次难得的教育。从那天起，遵纪守法的警钟时时在任志强耳边响起，他下定决心绝不会再留下把柄让检察院有抓他的机会了！
李敖说：“我坐过牢，###没坐过，所以我比他强！”以此推论，任志强比一干房地产的巨头都要强。
被无缘无故关了14个月的任志强对共产党没有任何怨言，出狱后的第一句话反而是，还是跟着共产党走；接着说，娘打孩子也有打错的时候！
任志强的胸襟是否很宽广，我不作评论，但至少那时候不是很“愤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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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高升终成舵手
改革开放是一剂良药，更是一针兴奋剂。它让穷怕了、饿怕了的劳苦大众改变了钱多可耻的心态。
1983年，中国开始进行城市改革，城市建设掀起一片热潮。
任志强赶上了好时候，肚子里有点墨水，又能修房子的任志强从部门经理升任华远城市建设开发公司的经理，还兼任了华远经济建设总公司副经理。
当时，戴晓明向任志强承诺，只要完成一定的利润，经营的范围可以不受限制。对房地产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刚到华远，戴晓明让他组织施工改造地安门商场，并担任施工队队长。
这时的任志强，雄心勃勃，干劲十足，对政府也充满敬意。
这时的任志强，二话不说，埋头苦干，更没有时间对谁指手画脚。
这时的任志强没有想到自己会一炮成名，从此在房地产的成就一发不可收。
尽管只是在京城内的皇街地巷负责大量的旧城拆迁改造任务，但任志强所在的华远房地产，仍然豪情万丈，他们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他们先后开发的拆迁安置用房项目远至石景山、大兴、丰台、昌平和通州。西单商业区改造、西单文化广场建设等多个重点工程也是由华远独立承担，并出色完成了任务。
华远发展受益于政府，华远最辉煌的应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替代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旧城和西单商业区改造。华威大厦的建设原本是西城区政府因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西单地区严重破损而进行重建的单一计划，政府原本决定用部分财政拨款的方式交由华远组织实施。但是后来因为政策的变动，该项目失去了财政拨款的支持，转化为商业性的投资建设。
于是，华威大厦成为华远的第一个房地产项目。这个项目有很多标志性的意义，它是北京市区属企业中最早最大的一个中外合资项目，是第一个境外银团贷款的项目，也是第一个中外联合设计建设承包的交钥匙工程的试点。华威大厦成为西单地区改造的起点与标志。
在建华威大厦的过程中，任志强带领部下对该项目进行了第一次可行性商业报告的论证，这个举措让设计院的专家都觉得新鲜，因为在这之前没有一个工程进行可行性商业报告的论证。
由于任志强具有前瞻性的创举，北京市西城区政府委托华远以企业运作的模式对西单进行改造。1985年，在任志强的倡导和主持之下，西城区召开了战略研讨会，制定了以华威大厦为龙头，陆续实施华南大厦、广州大厦工程的决定。
在这次的研讨会上，华远作为国有企业第一次不向国家要钱，以自主经营的模式进行西单工程的改造。
然而，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任志强没有想到的是，国家很快便对大型建设项目全部喊停，这无疑给任志强泼了一盆冷水。
面对已经拆为平地的西单，任志强头疼不已，已经拆为平地的西单难道就要坐以待毙吗？因为无法投入项目而引致拆迁户的连锁反应一时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天无绝人之路，对房地产还不甚了解的任志强却精通店铺的经营，于是他将拆出来的空地改为小商品市场，这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百花市场”，也是全国第一个小商品市场。
只是为了缓解危机的一个小小改动，任志强没有想到从此百花市场风风火火，引得全国各城市都到百花市场来取经。1990年，还在百花市场举行了全国市长会议。百花市场的举办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没有让土地闲置，同时又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不过，在旧城拆迁中也会经常发生冲突。从政府到公司，谁都不愿去处理拆迁户问题。
有一次，拆迁部经理诉苦说自己被拆迁户聚众打伤，身为老总的任志强一时火起便直奔现场。
在现场，任志强任凭拆迁户拳脚相加，眼镜被打碎了，头发也被揪掉了不少，可任志强就是不还手。不还手的同时，任志强也坚持决不退让的原则。
后来，有朋友说他是将帅陷阵匹夫之勇，可任志强却私下告诉朋友那时已无退路，必须做出样子。
结果呢？这场架对内对外都颇具震慑力： 一是拆迁户见老总都敢上阵，也就适可而止，不再漫天要价；二是公司部门经理遇到难题再不敢退缩、推脱责任了。
就这样，任志强坐倚京都，背靠政府，充分发挥改革的政策优势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他杰出的个人才能，使其在政府划拨用地、政策利用渠道等方方面面，都拥有无与伦比的运作能力。
华远走的路线可谓两头开花，要么是建设大型的献礼工程，像西单文化广场；要么是成本低廉的拆迁房和集体住宅。西单文化广场的改造使任志强成为房地产行业的“大佬”，当时华南大厦的建设就是北京与上海、广州联合的一次创举。
而任志强依靠在北京的关系，不断承接市政工作中的房屋拆迁工程。这是许多开发商可望不可即的肥差，因为拆迁房是不用愁销路的，而且成本极低。
可以这么说，1998年房改以前，任志强的华远主动经营政府献礼工程（西单文化广场等）和拆迁房。应该说，拆迁房建设是任志强所依赖的一个肥差，也是他最擅长的。
“粮票换鸡蛋”（1）
1988年是中国房地产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政府觉得城市改革开展得太快、太乱，需要停下来思考，对违规的人和事进行整顿。于是，政府连续出台了停缓建和征收建筑税的两项政策。这一举措拉开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与房地产发展纠缠不清的帷幕；这一阵痛使很多可能产生的大腕就此夭折，但也同样孕育了很多房地产巨鳄。
1988年，万科参加了深圳威登别墅地块的土地拍卖。拍卖场上，万科经过白热化争夺，终于胜出，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负责拍卖的官员望着王石，劈头就是一句：“怎么出这么高的价？简直是瞎胡闹。”按照拍卖的价格计算，楼面价格已经高于周边地块的住宅平均价格。目前的中国房地产龙头企业、未来有可能成为世界级大企业之一的万科，就是这样懵懂鲁莽地冲入房地产行业的。
1988年，冯仑将1万台彩电批文递给一家外贸公司老总。外贸公司老总拍出了30万元，冯仑用这笔钱建起了海南体制改革研究所。那段时间，冯仑整天开着海南省委借给他的破面包车，跑遍了海南的每一个市县，一心想为海南的发展出力。
1988年，本该高唱“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潘石屹已经在深圳和海南折腾一年多了，那时他已经和冯仑有所联系： 在深圳不如意的潘石屹南下海口，做了冯仑创办的海南体改所的副总经理。
1989年是一个完美泡沫的起点： 1990年，海南的房地产投资开始急剧膨胀，房价和地价的飞速上涨使人们失去了理智，疯狂投入到各种与“炒卖”有关的行动当中。曾有一则夸张的传说： 一位只能露宿街头的民工有一次睡在海口某房产开发公司门口，醒来时身后已经排起了长长的购房队伍，而他所在的地理位置的报价已经高达数万元。
而同期的任志强又在忙乎什么呢？
永远紧锁着眉头，面部棱角分明，桀骜不驯的任志强，正担任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经理。他还在为他的总裁路专心致志地盖着他的第一幢房子，也就是华远公司的第一个项目——西单华威大厦。他是如此地专注，如此地投入，以至于没有察觉泡沫的产生，没有听到泡沫破灭后的巨响。他只是在盖房子的同时，偶尔发出对“停缓建”政策的埋怨，以及对国家找他征税的不满。但他还是很满意他从事的房地产事业——一个新兴的、大有潜力的，也是在为当时的人民谋福利的事业。
也许没有亲身经历泡沫的光环，更没有经历泡沫破灭时的恐怖，任志强只是埋头于数据与理论之中，始终没有真切地明白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怎么样的市场，纯粹地任市场经济自由发展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总有点书生气地、倔强地认为国家干预市场经济的自由运行是一种无知的表现。
他忘记了自己的商人身份，而是以一个老师的姿态孜孜不倦地教育着政府官员。
他的数据有理，思维缜密，把理论演绎得很完美，可他忘记了中国的市场是一个特殊的市场，中国的人民也是一群特殊的人民。
任志强同样忘记了中国有13亿人口，虽然人均GDP少得可怜，虽然中国千万富翁只有1300万人，但当这1300万人背着钱袋子向一个区域奔去时，那个地方将无空闲之地。
而任志强只是专注地盖着房，分析着数据，研究着他的理论。
幸好，华远公司看到了任志强的专注，也从平地而起的华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