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讨论的事例，都发生在皇室成员身上，这并不奇怪。一般而言，皇室成员享有最大的特权，这使得他（她）们在性放荡方面顾虑甚少而胆量甚大。况且我们通过前面的讨论已经看到，中国古代天子诸侯这些“人君”在性放荡方面有很强的传统。最后还要考虑到，如果一个平民女子通奸放荡，那只是一件寻常小事，它不可能在官方史书或别的重要典籍中专门得到记载——要了解这类情况，多半要求之于文学作品中的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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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3）
（二）婚姻：选择的自由
关于古代妇女在婚姻问题上的自主权，国内一些现代论著中颇多混乱。或是想当然地将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之类的礼教之说误认为古代中国社会中亘古如斯的铁律；或是依据某种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教条，结论先定，再去古籍中搜觅证据，按需择用。结果常不免简单化或以偏概全。系统考察论述这一问题不是本书的任务，这里仅讨论与本章主题密切相关的内容。
婚姻的自主权，应包括缔结（改嫁再婚亦归入）和中止（离婚）婚姻这两方面的自主权。至少在唐代及以前，妇女在这两方面都享有较大的选择自由——有时候甚至超过现代社会中的女子。
关于缔结婚姻时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虽在先秦时就出现已久，但实际含义似与后世不同。所谓“父母之命”，是指得到父母的批准赞同，则父母最多只拥有“否决权”——拒不赞同某项婚姻，却不能将婚姻强加于子女。后来礼教盛行，这句话被理解成父母可以任意安排子女的婚姻。至于“媒妁之言”，只是一种礼仪或手段。因此即使在满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条件下，仍可以有出于自由恋爱的美满婚姻。当然我们还可以在古代发现许多不要这两者而由妇女自主的婚姻——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哪怕是贵族社会的政治婚姻，女子本人的意愿仍是经常得到考虑和尊重的。这里先看一桩有趣而又比较详细的个案，见《左传·昭公元年》：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公孙黑）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公孙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观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
两贵族争聘美人，女兄不能决，执政大臣子产也不能裁决，于是议定由两贵族各自在美人面前表现一番，谁能赢得芳心谁就娶她，结果美人选择了英武健捷的公孙楚。谁知公孙黑情场失意，竟破坏“比赛规则”，打上门去，要杀死情敌而夺其妻，两人动起武来，公孙黑不敌，受伤而返。子产为求将事情“摆平”，反而判公孙楚流放，但他与徐吾犯之妹的婚姻仍有效。整个故事很像西方中世纪骑士传奇中的情节——骑士靠在决斗中表现出的武勇赢得美人芳心（所谓“长枪断为碎片，美人自有青眼”）。
女子主动选择丈夫的事例也可以看到不少。汉武帝时平阳公主是突出的一例，见《史记·外戚世家》：
是时平阳公主寡居，当用列侯尚主。主与左右议长安中列侯可为夫者，皆言大将军（卫青）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骑从我出入耳，奈何用为夫乎？左右侍御者曰：今大将军姊（卫子夫）为皇后，三子为侯，富贵振动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于是主乃许之。言之皇后，令白之武帝，乃诏卫将军尚平阳公主焉。
平阳公主与汉武帝关系不同寻常，她择夫当然可以有极大的自主权。公然与左右商议谁做丈夫合适，如此坦荡的态度，恐怕为大多数现代女子所不及。如果说平阳公主地位太高，她的例子没有普遍意义，那么平民的同类例子也能找到，比如《后汉书·梁鸿传》：
同县孟氏有女，状肥丑而黑，力举石臼，择对不嫁，至年三十。父母问其故，女曰：欲得贤如梁伯鸾者。鸿闻而聘之。……大喜曰：此真梁鸿妻也！
注意这一例中也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闻而聘之”的过程中就应有“媒妁”去传言），但实际上完全按照女方选择的意愿而成。不过梁鸿孟光都是“特立独行”之人，他们的故事虽留下“举案齐眉”的典故，却也未必有很大的普遍意义，这里姑备参考而已。
女子主动委身于男子，愿作他的配偶，这在古代称为“奔”。在早期史料中，“奔”并无贬义。下面是一些事例：《左传·昭公十一年》：
泉丘人有女梦以其帷幕孟氏之庙，遂奔僖子，其僚从之。盟于清丘之社曰：有子，无相弃也。僖子使助氏之。
泉丘人之女奔孟僖子，她的女伴也一同去，孟僖子让她们住在氏地方为妾。又《左传·昭公十九年》：“楚子之在蔡也，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也是奔而得到收纳之例。再如《国语·周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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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4）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为众，女三为粲。……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三女来奔，康公之母认为康公平庸之人，不堪享此艳福，叫他将奔女献给周王。康公不听，果然招祸。不过三女是奔康公而去，康公纳之，正是使她们的爱情意愿得到满足的表现，似乎不应责备康公。
关于女子主动追求男子，自宋儒大倡礼教后，演变为两条歧路：其一是朱熹之类的道学家，将此斥为“淫奔”，深恶而痛绝之。其二是士大夫心理上的“奔女情结”，总是幻想女子多情来奔，使得坦然主动追求所爱女性的健康开朗心态大受损害。关于这两点我在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详细讨论。
相传宋人见到史书上汉、唐公主再嫁之事，大惊不可解。其实中国古代女子夫死再嫁或离婚改嫁都是很常见的。其中有的出于旁人意愿，但多半是自己也情愿的。比如汉景帝王皇后之母臧儿，先嫁王仲，生一子二女；王仲死又嫁长陵田氏，生田、田胜［7］。又如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也是在文君寡居后才恋爱成婚的［8］。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其妻误以为他已死，也再嫁［9］。骆俊为袁术所害，其妻再嫁华歆［10］。孙权两女，丈夫去世后都重新结婚［11］。袁熙之妻，即非常有名的甄氏，在袁熙败亡后嫁给曹丕，曹植《洛神赋》的传说故事就是围绕她而起［12］。刘瑁妻穆氏，在刘瑁死后嫁给刘备［13］。孙权的徐夫人，原是陆尚之妻，陆尚死，嫁给孙权［14］。那时寡妇再嫁是普遍情形，曹操还特地留下“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的遗言给众妾，令她们改嫁［15］。还有著名的蔡文姬，先为卫仲道妻，卫仲道死，她被匈奴所掳，成为左贤王夫人，归汉后，再嫁为董祀之妻［16］。在这些例子中，甄氏之归曹丕是身不由己，不知道她愿意与否；文姬之为左贤王夫人，出于被迫。其余情形，似乎女子也都情愿。至于前述平阳公主之再嫁卫青，更是出自本愿无疑。
在上述各例中，娶了寡妇的基本上都是上层社会人士，有四位还是帝王。可见那时寡妇之再嫁，既不招惹是非，更不受任何歧视，这种情形实在是比当代中国社会还要开明合理得多！
离婚及妇女之改嫁，在古代原是有合理地位的。《春秋》上常有某夫人或某氏“来归”的记载，就是女子离了婚回娘家。《礼记·杂记下》记载着一套“诸侯出夫人”（休妻）的仪节和辞令，双方好合好散，十分客气。《白虎通·谏诤》也重复了前代“绝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的告诫，主张要为已离婚的女子保留改嫁他人、重结良缘的余地。这里可以提到《礼记·曾子问》中一段颇为奇怪的内容：
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择日而祭于祢，成妇之义也。
曾子问曰：女未庙见而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不迁于祖，不于皇姑，婿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
这是说新妇入门，要三月后行了庙见之礼，才算获得正式的身份。那么这三个月岂不就成了在现代社会也算比较新潮的“试婚期”？这对于道学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们很难解释这一段的意义。我们当然也不能将当今的观念强加于古人，比较合理的解释之一，似乎仍可从“弃妻令可嫁”上去着眼——若此三月内双方不和谐，这婚姻仍可取消，而女子从“礼”上说尚未成为人家之妇，就有利于她另择佳偶。当然，这必须是对处女贞操尚不重视——事实上直到唐代仍是不十分重视的——才行，因为此三月之内夫妇之间当然要发生性关系。
女子主动提出离婚，同样可以实行。传说中的姜太公就有这样的遭遇，《说苑·尊贤》云：“太公望，故老妇之出夫也。”不少现代人认为古代中国妇女没有主动提出离婚的权利，这是误解。据近年学者的研究，在汉代，妻子可以在一定条件下提出离婚，而且能够获得舆论支持和法律认可。这些条件是［17］：
丈夫操行不良。
丈夫有恶疾。
丈夫家贫难以共同生活。
男女双方家庭矛盾尖锐。
妇女们（5）
如按这些条件来看，朱买臣妻之求去，合于第三款条件；而《孔雀东南飞》故事中的刘兰芝，也可以援第四款而要求离婚（如果她不那么在乎焦仲卿的话）。
汉朝还有一件离婚事例值得注意，即汉武帝的生母、景帝王皇后的婚史，她是前文再嫁事例中提到的臧儿之长女，《史记·外戚世家》载其事云：
臧儿长女嫁为金王孙妇，生一女矣，而臧儿卜筮之，曰（她与王仲所生）两女皆当贵。因欲奇两女，乃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予决，乃内之太子宫。太子幸爱之，生三女一男。
臧儿因卜筮之言，相信自己两女皆当大贵，就让已为金王孙之妻的长女离婚，转而将她献给太子。不久太子即皇帝位，即汉景帝。后来汉武帝即位，还亲自到长陵小市去将自己那位同母异父姐姐从民间接回宫中相认。臧儿让女儿离婚，出于势利，固不可取；但此女后来贵为皇后、太后，却并未因以前的婚史而蒙羞，武帝接异父姐姐回宫同享富贵，可见也不讳言此事。如果与当今征婚启事中“有婚史无孩”、“有短暂婚史”等套语背后的心态相比，汉朝人恐怕更坦荡得多。
唐代在两性关系方面更为开放，贞操观念淡薄。诸如未婚少女私结情好、有夫之妇另觅情人、离婚改嫁等事，在正史和笔记小说、传奇故事及诗文中留下大量事例［18］。而敦煌卷子中保存下来的五件唐代离婚文书，具有特殊价值，尤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离婚的心态。其一为：
某李甲谨立放妻书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怨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扫蛾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主。解怨释结，更莫相憎；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手书。（斯○三四三）
这看来是一场协议离婚，原因是双方感情不和。特别是对“妻娘子”的一大段祝愿之辞，颇显宽容大度之态，特别强调了女子另结美好姻缘的前景。其二为：
……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反目生怨，作为后代增嫉。缘业不遂，见此分离。聚会二亲，以得一别，所有物色书之。相隔之后，更选重官双职之夫；弄影庭前，美逞琴瑟合韵之态。……伏愿娘子千秋万岁。时 年 月 日 乡百姓 甲放妻书一道。（斯六五三七）
立意及格式皆与前一份相仿。另有一份（亦在斯六五三七）则有对妻子的指责之辞。从这些文书看来，似乎也有某种熟套格式；但这种格式化离婚文书的流行，正可说明当时“协议离婚”是相当普遍的［19］。
前面已经看到，许多婚外性关系放荡的著名事例都出自公主，她们的改嫁更是司空见惯——有时两者还会结合在一起，安乐公主就是明显的例子：她先下嫁武崇训，“崇训死，主素与武延秀乱，即嫁之”［20］，丈夫死后，索性嫁给情夫。公主们的放荡和改嫁之所以常见，有着各种原因。这些原因中较表层的容易想见（如权势之类），但有一条比较深刻的原因，应该略加阐发。
由史实可知，在汉、唐统治者看来，公主是一种可以为政治服务的颇为重要的性资源，发挥这种性资源效用的途径就是为公主缔结婚姻。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