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一天天过去，我非常难过。我还得费好大的劲，一定不让我父母、哥哥、姐姐和妹妹看出什么破绽。我在餐桌上也交谈几句，也吃点东西；实在要呕吐出来的话，我就先###耐着，过后吐进抽水马桶里。我照常去学校，去游泳池。下午我也消磨在那儿，藏在一个没人找得到我的僻静地方。我的身体渴望着汉娜，不过，比身体渴望更糟的是，我有一种负罪感。我为什么没有从水里一下子跳出来，向她奔跑过去呢？在我来说，一件小事浓缩了我这几个月来的心猿意马，正是这种三心二意使我居然拒绝承认她，以至背叛了她。不告而别是对我的惩罚啊。
我忽然又想，那一次看到的也许并不是她。我又没有看清楚脸蛋，为什么就能硬说一定是她呢？换言之，如果真是她的话，我居然会连她的脸蛋都认不得吗？这样一来的话，我到底能不能确信那一定是她呢？
再转念一想，我知道那就是她。她站在那儿，在朝我看着。可惜已经太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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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18
汉娜已经离开这座城市了。可是，很长一段时间，我还转不过弯儿来。我仍旧在四处寻找她的身影；很久我才习惯那些没有她的午后；见到几本书，我也会想，该选哪本书给她朗读才好呢。过了很长时间，我的身体才不再对她充满饥渴。在睡梦中，我的手脚还会想要摸索到她的肉体。我哥哥不止一次在饭桌上报告，说我夜里叫喊出“汉娜”这个名字。我也还记得上课时我什么也不干，就只是梦着她、想着她。开头几个礼拜我为内疚而煎熬，后来才渐渐消散平息。不过，我还是尽量避免走过她家那栋建筑物，而是走另外几条路。半年以后，我家也搬了，搬到这座城市的另外一个区域。我也还没有因此而忘记汉娜。不过，对她的记忆不再如影随形了。她的影子向后退缩，正像列车开过时分，城市就从车站向后退缩一样。可是那东西还在那儿，在后面某个地方，你可以折回去，搞清楚的确还在那儿。但是，我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我记起在中学的最后几年，还有大学的低年级，我都过着幸福时光。可是，真要讲却又讲不出什么来。这些时光毫不费力就过去了。无论中学毕业考，或是大学学法律，对我而言都不困难。我选择法律，是因为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真想去做。此外，无论是结识朋友，或是结交关系，甚至是结束关系，我都不存在什么难处。我几乎事事顺遂。没有什么是沉重的。也许，这就是我的记忆包袱很小很小的原因。或者，也可说我是故意保持这样小小的记忆么？另外，我甚至还怀疑，我的快乐记忆是不是真实的。因为，我越是想它，就越会想出一些尴尬场景和痛苦情况。再说，虽然我已经朝汉娜的记忆道声再见，但是，我却并没有将它克服。曾经沧海难为水，我不再对人卑躬屈膝，我也不再自惭形秽；我不再自揽罪过，或者感到负罪；我也不再去爱人，以免一旦失去便又会悲痛万分。这一切我并没有故做什么明确的构思，只是在感觉上坚如磐石。
于是，我养成了一种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习惯。我装得好像没有什么能够感动我、摇撼我或者迷惑我。我是什么也不沾边。我还记得，有一位老师的慧眼看穿了这一切；他也曾经跟我在谈话中指出来，可我硬是无礼地把他敷衍过去。我也想起过苏菲。汉娜离开这座城市后，苏菲给诊断出得了肺结核。她在疗养院一呆就是三年，出院时刚赶上我进大学。苏菲很孤独，就想找老同###系联系。其实，要寻找到一条直通她芳心的路，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在我们一起睡过觉后，她终于明白，我的心并不在她那儿。她含泪问我：“你到底是怎么啦？你到底是怎么啦？”
我想起了我的祖父，他去世前我去看他，他要为我祝福。我却对他说，我对这一套是既不相信，也不看重。我当时对于自己敢于这么做还沾沾自喜，现在想起来真无地自容。可是我记得，小小一个示爱的手势居然会让我如鲠在喉，不管这姿态是冲着我来，或者冲着别人。而且，要引发我的激动，一个电影镜头就已经足够。这种冷漠无情和极端敏感在我身上并存，我自己也感到迷惑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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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者》19
等我再次见到汉娜，已经是在法庭上了。
这不是第一次涉嫌纳粹集中营罪行的审判，也并非主要的一次。我们的教授是研究纳粹历史和有关司法审判的少数专家之一，他以这次审判为主题组织了一个讨论班，希望学生能够协助审判，也好让他看看学生学得怎样。到底这位教授要考查、确认和驳斥什么，我已经记不得了。有一点我却印象很清晰，我们在讨论班里辩论过一个问题，追溯###的惩罚是否应该废止？是否根据犯罪当时就已经存在的刑法有关条文，来判决集中营看守和帮凶就已经足够了？或者，这问题是否还涉及到另一个方面，即他们犯罪的当时，该条文到底是如何进行解释的？又是怎么应用的？又为什么没有应用到他们身上？更延伸开来说，到底什么是法？法就是写进书本的吗？还是在社会上实施并得到遵守的？或者，不管写不写进书本，法乃是在正常情况下必须在社会中加以实施并得到遵守的么？
教授是一位长者，从国外流亡归来，对于当时德国法律界保持着一种旁观者的超脱。所以，他一方面以丰厚的学识参加辩论；另一方面，解决有些事例单纯依靠学问还不够，对于这些问题他就保持一定距离。教授的名言是：
“请看清那些被告，你们找不出一个，会真的相信他们当时有权杀人。”
讨论班在冬天开始，而审判则在春天，持续了好几个礼拜。法庭是礼拜一至礼拜四每天开庭，教授把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天一组轮流出庭，以便对每一次开庭都做逐词逐句的记录。然后，礼拜五讨论班上课，对本周前几天所搜集到的材料进行评价。
是评价！而且是评判过去！我们学生在讨论班里把自己看做评判的急先锋。我们使劲推开窗子，放进新鲜空气，一阵疾风最后会呼啸着吹掉灰尘，那是社会曾经容###过的，社会容###这些灰尘堆积在过去的恐怖之上。我们责无旁贷，要让人们能够呼吸清新和眼见为实。我们并不依靠书本上的法律知识。我们坚信，最后必须进行审判。我们同样一眼就看出来，过去对某几个集中营看守或帮凶虽然也审判过，但只是走过场而已。有整整一代人站在审判席上，他们或者曾经为看守或帮凶服务过，或者没有设法去制止他们，或者，在１９４５年以后，原应该把这些人从人群中揭发出来的，而实际上他们没有这么做。我们也要对他们进行评判，把他们###在羞耻之下，以这种办法对他们进行审判。
在第三帝国，我们各自的父母所扮演的角色很不相同。好几个同学的父亲曾经参加战争，其中有两三个的父亲是正规军军官，一个人的父亲还是党卫队冲锋队军官。这些人当中有人在司法部门或地方政府任过职。我们的双亲中也有做教师或者做医生的，又一名同学的叔叔或舅舅曾经是内政部的高官。我敢肯定，如果我们询问他们，或者他们回答我们，讲起来一定五花八门，各自都有一本账。例如，我父亲就不喜欢谈论他自己，但是据我所知，仅仅因为他曾经计划讲授斯宾诺莎①，就给撤消了大学哲学系的教职，被迫在一家搞旅游地图和小册子的出版社担任编辑，带着我们全家艰苦地度过了战争时期。那么，我们又怎么判他以可耻的罪行呢？我却这么做了。我们当时都对双亲判了可耻的罪。我们认为，他们没有在１９４５年后把那些作恶者从人群中告发出来，而犯了知情不报的罪。
在讨论班中，我们这些学生形成了很强的班组特色。我们是所谓“集中营讨论班”。起先，这是别的同学给我们起的称号，后来我们就这样称呼自己了。我们所干的事情其他同学未必感兴趣，很多人是敬而远之，更名副其实地吓跑了几个同学。我今天回想起来，我们那种热情，要使那些可怕的罪行大白于天下、并让每个人都了解的热情，也的确有点令人望而生畏。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愈可怕，我们的责任心就愈坚定，一定要揭露罪人和控诉罪行。甚至于，当事实摆在面前迫使我们骇然窒息时，我们还是会胜利地把材料高高举起，口里高声叫道：看这些东西啊！
我参加讨论班完全是出于兴趣。这毕竟是新鲜事，不是买卖法，不是犯罪团伙或同案罪犯，不是中世纪法典，更不是纠缠着法律哲学的老古董。我把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的态度也带进了讨论班。不过，当冬天渐渐来临，我开始感到越来越不能撒手脱身——不管是从我们所阅读、所听闻的事实，还是那种抓住了讨论班里学生们的热度，都将我紧紧地吸引住了。一开始，我还装做只想参加学术研讨，或者是出于政治上或道德上的热情。但是我愈来愈得寸进尺，我要分享全部的热中沉迷。其他人也许觉得我拒人千里，或者傲慢自大，我在冬天的几个月自己却有一种非常愉快的感觉，其中有归属之感，也有同自己、同自己所做的事、同那些与我一起做事的人之间意气相投的感觉。
《朗读者》20（1）
审判在一座邻近城市举行，离本城一个钟头车程。我从前还没有机会到那个地方去。那天，开车的是另一位同学。他是在那儿长大的，了解这座城市。
那是个礼拜四，审判在礼拜一就开始了。已经审讯了三天，可是时间都花在辩护人提出所谓“偏见回避”的动议上面了。我们是第四组，要见证对被告人本身的审问，也就是真正审讯的开始。
我们开上贝格路，头顶心上果树正是繁花似锦。我们一路上情绪高涨，终于可以将所学的理论用于实践了。我们并不仅仅将自己看成是旁观者、聆听者或记录者。观察、聆听和记录不过是我们对评价历史的一份贡献。
法庭设在一座世纪之交建造的大楼里，那时典型的法院建筑是阴沉昏暗和装腔作势，这栋建筑物却没有沾染这一风尚。刑事审判法庭设在一间大厅，室内左边开着一溜儿大窗子，乳白色的玻璃挡住了闲观者的视线，但也透进来大部分光线。窗前坐着检察官们，衬着背后春夏之交的明媚阳光，他们只是略有轮廓的剪影。法庭由三名黑袍子的法官、六名当地选出来的公民组成，坐在大厅的正前方。被告和他们律师的坐席设在右侧，他们人数很多，添加的坐椅和桌子一直延伸到大厅中间，直抵观众席。这样一来，有几名被告和律师就是背向我们坐着。
其中一人居然就是汉娜！
一直到听见叫她的名字，她应声站立起来，向前走上去，我才认出她来。当然，我一听“汉娜·施密茨”这个名字，就马上明白了。随后，我也立刻认出了那身体，那脑袋，挽着一个很奇特的发髻；那头颈，那宽阔的背部，还有那强壮的臂膀。她把身体挺得笔直，双腿站得坚牢。她的双臂闲搁在两旁。她穿着一袭灰色衣服，袖子很短。我认出了她！我感觉却一片虚空，什么也没有的虚空。
一时，我只听见审判官跟她在一问一答。
是！她愿意站着说话。是！她１９２２年１０月２２日出生在赫尔曼市，现在四十三岁。是！她曾在柏林的西门子工作，在１９４３年秋天加入了党卫队。
“你是自愿加入的吗？”
“是的。”
“为什么？”
汉娜没有回答。
“尽管当时西门子曾经要提升你当工头，你还是加入了党卫队，是吗？”
汉娜的辩护人一跃而起：
“请问这里说的‘尽管’是什么意思？是否想假设，一位妇女在西门子被提升到工头的位置，她就不应该加入党卫队了？我认为，这只是我的当事人当时的一项决定，没有理由成为提问的话题。”
他坐下了。他是辩护人当中最年轻的，其他人年纪都比较老。其中还有几个老纳粹分子，这点是渐渐###出来了。这些人使用着特定行话和固有推理，汉娜的律师一概不予理会。但是，他太浮躁，太急功近利，这对他的当事人必然造成损害；就像他的上述同事一样，他们又臭又长的纳粹腔调，对于他们的当事人也有百害而无一利。话说回来，他这一次的确赢了这个回合，审判长看来有点尴尬，对汉娜为什么参加党卫队的问题，不再打破沙锅问到底。但是，这个局面却促成了一种印象，即她之所以加入党卫队，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不是迫不得已。这点对她不利，马上就会见分晓。陪审团里有人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