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体系……促进了竞争与短期思维……就像脚踏车的两个踏板，逼促着经济的持续增长……却低估了对维系社会至关重要的关爱、教育和责任。
——伯纳德·列特尔（Bernard Lietaer）
玛门（mammon）是希伯来语中关于货币的一个词，来源于古迦勒底语，意思是财富。在《圣经·新约》中，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玛门。”
第9章 金钱与真实财富（2）
金钱是什么？它从哪儿来？为什么钱总是不够？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当前的货币制度导致了不可持续的发展结果，并使整个社会及生态福利遭到侵蚀？我和大学里的商科学生们辩论过此类问题；大部分学生以及经济学家、商人和老百姓都不知道货币是什么，或者它从哪里来的，也不管是谁创造了货币。约翰·肯尼思·加布尔雷思曾经指出：“有关金钱的研究在所有经济领域的研究之上，它的复杂性在于掩盖真相，逃避真相，而不是把真相暴露出来。”为什么我们在小学和中学里没有讲过金钱是怎样的呢？
在字典里查货币这个词，会看到它的意思是以硬币和银行票据的形式作为交换和流通媒介。经济学家们的解释更为精确：货币根据其功能被定义成一种交换媒介、价值储藏和会计核算单位。货币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精辟的发明。作为一种交换媒介，它很有用，可以杜绝以物易物：用一种有形而具有内在价值的东西直接与另一种物质进行交换。但实际上，货币不是具体的东西，它没有内在价值。它不真实也没有与任何真正的物质或财富捆绑在一起。
我们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钱
货币的价值存储功能取代了它简单的交换媒介作用。利息的存在刺激了人们去储存货币。我们如此迫切地想要钱，部分原因是货币供应有限而其他人也想要它。人们想要钱是因为他们相信钱能给予他们购买所需商品与服务的权力。我们一致认同，金钱的购买力是唯一能够赋予金钱超越我们之上的力量。如果金钱是现代社会真正的鸦片，那么谁有能力控制它的创造和毁灭，而它又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呢？
货币是怎样被炮制的
银行创造货币的过程非常简单，想法却令人厌恶。有重要事物介入的地方，更加神秘的事物似乎是唯一合理的。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已故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提到，他只知道有三个人理解了货币：一所大学的教授；他自己的一个学生和英格兰银行一名相当年轻的职员。无论是私有银行还是国家银行，现行的货币制度在创造货币的同时只与负债相伴，确实与实际生活状况和社区需求无关。简言之，所有货币以有效的贷款形式存在，这种负债要求偿还利息，并最终成为对个人、家庭、企业、政府和社会真实财富的永久要求权。这一货币创造的过程已被英国前中央银行家（财政大臣）雷金纳德·麦克纳（Reginald McKenna）阁下所认可：“恐怕普通市民不愿意被告知银行或英格兰银行能够创造和消灭货币。现有货币的数量只与银行存款的增减和银行购买等业务行为有关。每笔贷款、透支或银行购买创造了存款，每笔贷款和透支的偿还或银行销售则会消灭存款。”
换句话说，所有货币确实是凭空产生的，当私有银行发放抵押贷款、学生贷款或商业贷款或政府印钞票以及发行政府债券时，货币就产生出来了。这意味着政府和公民没有考虑到对于纳税人的小额成本来说，铸币和印制钞票具有潜在的巨大收益。相反，我们共同为所有买卖的东西以及日益增长的债务之山偿还利息，而后者最初由私有银行集团创造出来，并被个人和企业所广泛持有。
中央银行在货币制造中的作用
如果了解私有银行的做法很困难，那么了解中央银行的作用和功能就更加复杂。在许多国家，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利率控制货币政策。中央银行还通过确定准备金要求以控制私有银行资金的流动性：所谓准备金是指银行必需自留多少资金以满足客户存款方面的需求。原则上讲，中央银行本应在保证人民幸福和康乐的利益方面加以运作，但大多数中央银行跟私有银行没什么差别。调整利率如同汽车喷油系统的作用那样，只在经济系统中提供足够的新生货币以保持经济持续增长。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9章 金钱与真实财富（3）
你可能认为中央银行是政府的公共机构。但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是一家由12个地区银行组成的私有制银行。它被会员银行拥有和控制，而会员银行本身也是私人拥有的银行集团。美联储是国家最有权力的机构，它控制货币政策、利率、货币发行、控制私有银行贷款的准备金水平，并最终决定每个国民的整体经济命运。然而，由于美联储是私人公司，无论经济状况如何，其会员银行都能根据他们所投入美联储的基金数，收到大约6％的利润。
高利贷的起源：资金的利息费用
对货币的使用收取利息被称为高利贷。该词来源于拉丁文usuria，意思是“借款者偿还的数额超过其所借款项的数额”。起初，高利贷只对资金的使用收取一定的费用。这通常被认为是贷款的利息，尽管兑换货币所收取的费用（如同兑换外币时所做的那样）被寓于其原始含义中。高利贷引申出损耗或减少、利用另一种东西的方法，并假设这种行为能够创造出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新财富。古时候，高利贷就已受到无数精神领袖和哲学家的谴责，其中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加图（Cato）、西塞罗、塞内加（Seneca）、布鲁达克（Plutarch）、阿奎那、穆罕默德、摩西以及佛祖（乔达摩·悉达多）等。高利贷还曾被犹太教、基督教和*教强令禁止。仅在过去的150年间，对高利贷的严格定义和谴责才得以放宽。只要不被视为过分甚至非法，公平的贷款利率始终都会存在。
高利贷在商业和资本主义里是一种隐藏的势力，它经常在幕后运作。它的存在实际缩减了需要者（那些需要钱生活的人）的真实生活资本，而转移成为出借者的利润。其结果是真实财富从借款人那里转移到放贷者手中。如果未受到抑制，所有的生活资本或真实财富都将被经纪人（银行）所吞噬，他们通过信贷或贷款掌控资金，或者拥有合法创造货币的权力。如同癌症能够致人死亡一样，高利贷具有同时扼杀自然与毁灭社会的双重力量。
面对真实货币与银行业
没有高利贷的未来，即没有利息的银行业，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它是我所认为的真实财富经济的一部分。以我的未来观，我认为银行应不再收取贷款利息，而是向客户提供财务管理建议并合法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在我脑海中构想的是一个由国家、地区和市级银行组成的网络，它发行货币以支持创新和企业家，并提供必要的资金流动以维持社区的真实财富。我设想这些银行在上至国家、省/州，下至当地社区规模的不同范围内使用真实财富账户。金钱将被作为一种真正的交易媒介，并与真实财富账户一样告诉我们有关人力、社会、自然和人造资本资产的实际状况。
真实财富银行与货币
2003年，我有幸去拜访奥斯卡·卡杰尔博格，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也是坐落在瑞典斯德歌尔摩JAK会员银行的首席执行官。位于英属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梵城信用联社前主席鲍博·威廉姆斯和我花了一周时间，向卡杰尔博格了解JAK银行是如何不收取贷款利息费用并明确拒绝高利贷的。我想证明像梵城信用联社这样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在不丢失客户的情况下借用JAK的运作模式，并确实增加它们的市场份额。
JAK会员银行（象征瑞典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是瑞典第一家合作式、无利息并由会员拥有的银行。该银行由25000个会员拥有和管理。JAK是一个高效运作的企业，它由26名专职人员操作，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西边大约180公里的舍福德设有一间办公室。所有业务活动都通过先进的计算机系统并借助电话、互联网或邮政系统来完成。该企业由380位经过特别培训的志愿者运作，支持JAK的24个地区级社区。这些热诚的志愿者是“市场推动力”，无偿地宣传JAK的好处和服务。他们对JAK模式的好处是如此充满信心，以至于到2002年12月底，银行总资产已达到亿瑞典克朗（SEK，约合亿加元或6400万美元）、未偿还的贷款总额约为亿瑞典克朗（约合8600万加元或5500万美元）。JAK还持有总额为9780万瑞典克朗的短期国库券（约合1580万加元或1000万美元）。2002年的营运收入大约为2610万瑞典克朗（合420万加元或270万美元），而营运成本大约2220万瑞典克朗（合350万加元或220万美元）。2002年的净利润为万瑞典克朗（万加元或万美元）。
JAK的主要目的是为会员提供无息贷款。会员也可以通过JAK的当地企业银行账户将存款存入自己指定的地方企业。JAK承诺对目前所流行的负担利息的货币体系（高利贷）的负面影响进行宣传解说。国际上已经认识到JAK对全球货币制度改革的贡献，包括JAK可能提供的银行业模型。
第10章 幸福经济学（1）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一直为幸福和美好生活的定义所困扰。但是，只在最近才有经济学家参与到这个辩论中来。越来越多的人，包括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约翰·赫利韦尔（John Helliwell，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安德鲁·奥斯瓦尔德，开始研究金钱与幸福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更多的收入和金钱所产生的幸福感比我们所期望的少很多。加拿大渥太华的卡尔顿大学已投入50万美元建立了一个“幸福实验室”，由心理学家约翰·泽伦斯基（John Zelenski）负责，用于研究幸福产生的原因。幸福的体系结构是什么？幸福的经济尺度是什么？金钱能够买到幸福吗？如果不能，为什么我们坚持把积累金钱和物质财富作为基本的生活目标呢？
金钱买得来幸福吗
但是遇到一个问题：经济学家们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尽管GDP不断上升，物质财富日益增加，但就现代社会而言，今天的人们并不比20世纪50年代拥有更多的幸福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至少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经济发展只能买到少量的额外幸福感。似乎我们已经习惯于我们所拥有的，然后希望至少跟周围人拥有的一样多，或者比他们更多，我们觊觎着邻居们的物质财富。
对自然消耗更多能获得更多幸福吗
新经济学基金会开发了具有创新意义的生态效率测度方法，借助它可以传递人类的福利。他们研究人均GDP、生活满意度和生态足迹之间的关系。图10…3表明，那些具有最高生态足迹的国家（*联合酋长国、美国、科威特和卡塔尔），其实际幸福生活年限指标低于一些生态足迹小的国家（例如瑞士和冰岛）。更引人注目的是，像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古巴、不丹和南太平洋小国瓦努阿图等国家，在生态足迹相当低的情况下，仍然拥有显著高级的幸福生活年限指标。研究显示“即便在对环境影响很低的情况下，活得长而快乐仍然是可能的”。换句话说，福利既不依赖高级别的消费，也无法证明消费能够保证高福利。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些来自更富裕国家和社区的人来说，在更小的生态足迹下获得更高的生活质量是可能的，其前提是拥有更加适度和节俭的生活方式。
收入更多能换来更多幸福吗
经济学家安德鲁·奥斯瓦尔德研究了更多金钱能买到多少新增的幸福。他的研究告诉我们，一个挣1万美元（假设）的雇员在得到额外的1万美元时感觉更快乐，但是一个挣10万美元的人需要额外拿到10万美元才能得到同样的快乐。根据奥斯瓦尔德的研究，要把一个人从“厌倦”状态变成“非常快乐”的状态，需要花费150万美元。
奥斯瓦尔德还研究了一国的经济业绩是否能带来额外的幸福感。他把西方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幸福及福利指标放在一起研究，包括报告的幸福、报告的生活满意度、报告的工作满意度和自杀数据等。他的研究表明，在工业化国家里，当实际国民收入增加时，幸福感上升，但上升幅度微乎其微，几乎难以觉察。根据奥斯瓦尔德的研究，失业似乎是富裕工业化国家中人们感觉不开心的主要源泉。失业者非常不幸福。奥斯瓦尔德还发现，报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