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花园里的日晷仪，别处没有，'我说，‘文件一定是被毁掉的那些。’
“‘呸！'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文明世界，不容许有这种蠢事发生！这东西是哪里来的？’
“‘从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一个荒唐的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有什么关系？对这种无聊的事我不屑一顾。’
“‘要是我的话，就一定报告警察，'我说。
“‘这样，我痛苦，却让他们讥笑，我不干。’
“‘那末让我去报告吧？’
“‘不，也不许你去。我不愿为这种荒唐事庸人自扰。’
“与他争辩是徒劳的，因为他是个非常顽固的人。我只好走开，心里惴惴不安，充满大祸将临的预感。
“接到来信以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
我为他的出访而感到高兴，在我看来，仿佛他离开了家倒可避开危险。可是我想错了。他出门的第二天，我接到少校拍来一封电报，要我立即赶赴他那里。我父亲摔在一个很深的白垩矿坑里，这种矿坑在这附近地区是很多的。他摔碎了头骨，躺在里边不省人事。我急切地跑去看他，可是他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从此与世长辞了。显而易见，他是在黄昏前从费尔哈姆回家，由于乡间道路不熟，白垩坑又无栏杆遮挡，验尸官便毫不迟疑地作出了'由于意外致死'的判断。我审慎地检查了每一与他死因有所关联的事情，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含有谋杀意图的事实。现场没有暴力行动的迹象，没有脚印，没有发生抢劫，也没有关于看见路上有陌生人出现的记录。可是我不说您也知道，我的心情是非常不平静的。我几乎可以确定：一定有人在他的周围策划了某种卑鄙的阴谋。
“在这种不祥的情况下，我继承了遗产。您会问我为什么不把它卖掉。我的回答是：因为我深信，我们家的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伯父生前的某种意外事故所决定的，所以不管是在这所房子里，还是在另一所房子里，祸事必将同样紧平地威胁着我们。
“我父亲是在一八八五年一月惨遭不幸的，至今倏已两年八个月了。在这段时间内，我在霍尔舍姆的生活还是幸福的。
我已开始抱着这种希望：灾祸业已远离我家，它已与我的上一代人一起告终了。谁知我这样的自慰还为时过早。昨天早上，灾祸又临门了，情况和我父亲当年经历的一模一样。”
那年轻人从背心的口袋里取出一个揉皱了的信封，走向桌旁，他摇落在桌上五个又小又干的桔核。
“这就是那个信封，〃他继续说道，“邮戳盖的是伦敦东区。
信封里还是我父亲接到的最后一封信里的几个字：'K。K．K'。
然后是'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
“您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福尔摩斯问道。
“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说实话，〃他低下头去，用消瘦苍白的双手捂着脸，“我觉得毫无办法。我觉得自己象一只可怜的兔子面临着一条蜿蜒前来的毒蛇。我好象陷入一种不可抗拒和残酷无情的恶魔的魔爪之中，而这魔爪是任何预见、任何预防措施都无法防范的。”
“喷！喷！〃福尔摩斯嚷道。〃您一定要采取行动啊，先生。
否则，您可就完了！现在除了振作精神以外，没有别的什么能够挽救您的了。可没有唉声叹气的闲工夫啊！”
“我去找过警察了。”
“啊！”
“但是他们听我诉说以后，仅仅付之一笑。我相信那巡官已经形成固定的看法，认为那些信纯属恶作剧，我的两位亲人之死正如验尸官所说的，完全是出于意外，因此不必和那些前兆联系到一起。”
福尔摩斯挥舞着他紧握的双拳，喊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愚蠢！”
“可是他们答应派一名警察，同我一起留在那房子里。”
“今晚同您一起出来了没有？”
“没有。他奉命只呆在房子里。”
福尔摩斯又愤怒得挥舞起拳头来。
“那么，为什么您来找我？〃他叫道，“再说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您不一开始就来找我？”
“我不知道啊。只是到了今天，我向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谈了我的困境，他才劝我来找您的。”
“您接到了信已经整整过了两天。我们应当在此之前采取行动。我估计您除了那些已经向我提供的情节以外，没有更进一步的凭证——没有什么可以对我们有用的带有启发性的细节了吧。”
“有一件，〃约翰·奥彭肖说。他在上衣口袋里翻找了一番以后，掏出了一张褪色的蓝纸，摊开放在桌上。“我有些记得，”他说，“那一天，我的伯父在焚烧文件的时候，我看见纸灰堆里有一些小的没有烧着的文件的纸边是这种特殊的颜色的。我在我伯父的屋子里的地板上发现这张纸。我倾向于这样的想法：它是从一叠纸里掉下来的，所以没被焚烧掉。纸上除了提到桔核之外，恐怕它对我们帮助不大。我想它也许是私人日记里的一页，字迹毫无疑问是我伯父的。”
福尔摩斯把灯移动了一下，我们两人弯下身来观看那张纸。纸边参差不齐，的确是从一个本子上撕下来的。上端写有〃一八六九年三月〃字样，下面是一些莫明其妙的记载，内容如下：四日：赫德森来。抱着同样的旧政见。
七日：把桔核交给圣奥古斯丁的麦考利、帕拉米诺和约翰·斯温。
九日：麦考利已清除。
十日：约翰·斯温已清除。
十二日：访问帕拉米诺。一切顺利。
“谢谢您！〃福尔摩斯说，同时把那张纸折叠起来还给了客人。〃现在您连一分钟都不能再耽搁了。我们甚至没有时间来讨论您告诉我的情况。您必须马上回家，开始行动。”
“我应该怎么做呢？”
“只有一件事要做。而且一定要刻不容缓立即就办。您必须把给我们看过的这张纸放进您说过的那个黄铜匣子里去。
还要放进一张便条，说明所有其它文件都已被您的伯父烧掉了，这是仅剩的一张。您一定要用使他们能够确信无疑的措词。做完这一切以后，您必须马上就把黄铜匣子按信封上所说的放在日晷仪上。您明白了吗？”
“完全明白了。”
“现在不要想报仇之类的事。我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达到那目的。既然他们已经布下了罗网，我们也应该采取相应措施。现在首先要考虑的是消除威胁您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其次才是揭穿秘密，惩处罪恶的集团。”
“谢谢您，〃那年轻人说着站起身来，穿上雨衣，“您给了我新的生命和希望。我一定遵照您的指点去做。”
“您必须分秒必争。与此同时，您首先必须照顾好您自己，因为我认为，毫无疑问有一种非常现实和气近的危险正在威胁着您。您怎样回去呢？”
“从滑铁卢车站乘火车回去。”
“现在还不到九点钟。街上人还很多，所以我相信您也许能平安无事。不过，您无论怎样严加小心都不会过分。”
“我有武器在身。”
“那就好。明天我就开始办您这案子。”
“那末，我就在霍尔舍姆等着您？”
“不，您这案件的奥秘在伦敦。我将在伦敦寻找线索。”
“那末我过一天，或者两天，再来看您，告诉您关于那铜匣子和文件的消息。我将遵照您的指点逐一去办。〃他和我们握手告别。门外狂风依旧呼啸不已。大雨瓢泼，簌簌不停地敲打着窗户。这个离破、凶险的故事似乎是随着狂风暴雨而来到我们这里的——它仿佛是强风中掉落在我们身上的一片落叶——现在又被暴风雨卷走了。
福尔摩斯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头向前倾，目光凝注在壁炉的红彤彤的火焰上。随后他点燃了烟斗，背靠坐椅，望着蓝色烟圈一个跟着一个地袅袅升向天花板。
“华生，我想我们经历的所有案件中没有一件比这个更为稀破古怪的了。〃他终于做出了一个判断。
“除了'四签名'案外，也许是这样。”
“嗯，对了。除此之外，也许是这样。可是在我看来，这个约翰·奥彭肖似乎是正在面临着比舒尔托更大的危险。”
“但是，你对这是什么样的危险是否有了任何明确的看法？〃我问道。
“它们的性质是没有疑问的了，〃他回答说。
“那末，它们是怎么回事？谁是这个ＫＫＫ．．．？为什么他要一直纠缠着这个不幸的家庭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闭上了眼睛，两肘靠在椅子的扶手上，指尖合拢在一起，说道，“对于一个理想的推理家来说，一旦有人向他指明一个事实的一个方面以后，他就能从这一个方面不仅推断出导致这个事实的各个方面，而且能够推断出由此将会产生的一切后果。正如居维叶，经过深思默想就能根据①一块骨头准确地描绘出一头完整的动物一样。一个观察家，既已彻底了解一系列事件中的一环，就应能正确地说明前前后后的所有其它的环节。我们还没有掌握唯有理性才能获得的结果。问题只有通过研究才能获得解决，企图凭借直觉解决问题的人是会失败的。不过，要使这种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推理家就必须善于利用他已经掌握的所有事实，这是你不难理解的，其本身就意味着要掌握一切知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即使在有了免费教育和百科全书的今天，多少也还是一种难得的成就。一个人要掌握对他工作可能有用的全部知识，倒也未必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本身就一直在作此努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在我们结交之初，你曾有一次十分精确地指出了我的局限性。”
“对，〃我回答道，不禁笑了。〃那是一张怪有趣的记录表。
我记得：哲学、天文学、政治学，打了零分；植物学，说不准；地质学，就伦敦五十英里以内任何地区的泥迹而言，算得造诣很深；化学，很独特；解剖学，没有系统；关于惊险文学和罪行记录是无与伦比的；是小提琴音乐家、拳击手、剑术运动员、律师；是服用可卡因和吸烟的自我毒害者。我想，那些都是我分析的要点。”
①ＧｅｏｒｇｅｓＣｕｖｉｅｒ，１７６９—１８３２，法国动物、古生物学家。——译者注
福尔摩斯听到最后一项，嘻嘻地笑了。〃嗯，〃他说，“就象我过去说的一样，我现在还是要说：一个人应当给他自己头脑的小小阁楼里装满他可能需要使用的一切。其余的东西可以放到他的藏书室里去，需要的时候，随时取用即可。现在，为了今晚我们接受的这样一桩案件，我们肯定需要把我们所有的资料都集中起来。劳驾把你身边书架上的美国百科全书里Ｋ字部的那一册递给我。谢谢你！让我们考虑一下形势，看看从中可能作出什么样的推论。首先，我们可以从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假定开始——奥彭肖上校是由于某种有力的原因而离开美国的。到了他那样年纪的人是不会改变他全部的习惯的，他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佛罗里达的宜人的气候而回到英国来过乡镇的寂寥生活的。他对英国的孤独生活那样极为罕见的喜爱暗示着他心中惧怕某人、某事，因此我们不妨作出一个可用的假设，认为他是出于对某人、某事的恐惧被迫离开美国的。
至于他所怕的是什么，我们只能其他和他的几个继承人所接到的那几次可怕的信件来推断。你注意到那几封信的邮戳了没有？”
“第一封是从本地治里寄出的，第二封是敦提，第三封是伦敦。”
“从伦敦东区寄出。你据此能推断出什么来呢？”
“那些地方都是海港。写信的人是在船上。”
“好极了，我们有了一条线索了。毫无疑问，很可能——极其可能——写信的人当时一定是在一条船上。现在我们再考虑第二点。就本地治里来说，从收到恐吓信起到出事时止，前后经过七个星期。至于敦提，仅仅经过大约三、四天。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前者路程较远。”
“可是信件也要经过较远的路程呀？”
“那我就不懂了。”
“至少可以这样假设：那个人或那一伙人乘坐的是一条帆船。看来好象他们破特的警告或信号总是在他们出发肇事以前发出的。你瞧，信号从敦提来后，紧接着事情就发生了，你说有多快。如果他们是从本地治里乘轮船来的，那他们会同那信同时到达。但是，事实上，过了七个星期才出事。我想那七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