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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翰：酒瓶里喝出的史学大家（3）
学术上的薪火相承，大概就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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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钟翰毕业之后，留校担任助教。继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燕大被日本关闭，王钟翰在天津东亚毛织公司总经理宋棐卿的外孙的介绍下到了那里工作。为了解决当时留在北京又不愿在日伪学校任教的老师们的生活困难，王钟翰每个周末都往返于京津之间做一点小生意，并且把他在天津东亚毛织公司不菲的工资拿出来与老师患难与共。
“东亚毛织公司的总经理宋棐卿，山东人，也是燕京的校友，不过比我早多了。东亚毛织公司在当时是个很大的公司，宋先生是个进步企业家，经常给当时的八路军支援一些物资，当然，只是偷偷地给。看起来毛织公司跟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宋先生是个有文化气魄的生意人，当时，他打算编一套《人人丛书》，供那些初识字的人们读。我到了那里之后，宋棐卿先是让我写一篇关于文房四宝的文章。我搜集了有关“墨”的资料，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写了一篇关于“墨”的文章，一万字。宋棐卿看了之后，很满意。他让公司员工把我的文章打印出来，散发给工人们当作课外读物。就这样，我在东亚毛织公司开始工作。之前我在燕大毕业留校之后的工资是每月一百零六块，在东亚毛织公司，我的工资是一百八。当时我一个人，就在公司的食堂吃饭，也花不了那么多钱，就把钱寄到还在北京的邓之诚和洪业先生家里，补贴他们的生活。
“后来我接济老师的事情被宋棐卿知道，他跟我说：你工资这点钱能养几个人？不过你的心意很好。你开一个名单给我，写清楚每个人需要多少。我写了一个名单交给宋先生，宋先生就按照那些名单，每人每月寄出一百元作为生活费用。第二年又增加到二百。第三年，我想回老家探望母亲，正好宋先生的妹夫与我同行。临行前，宋先生亲自对我说：一切路费和费用都由我妹夫承担。
我跟宋棐卿的妹夫走到成都时，宋的妹夫对我说：‘你到家了啊。’我想他大概指的是正在成都开办的燕大。他这样说，自然是不想再资助我回家，我只好到了正在四川成都开办的燕大那里。原来我在北平燕大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助教，在成都燕大，我被聘为讲师。那一年的10月，陈寅恪先生被成都燕大特聘过去，陈先生的家眷也一同前往到了成都。当时的代理校长梅贻宝派我去给陈先生作助手，后来又是梅代校长交涉，华西大学在校内为陈先生腾出了一处五室一厅的房子，我作为助手，也跟陈先生一家住在那里。陈先生三个女儿，大女儿14岁，二女儿12岁，小女儿8岁。我想梅代校长安排我住在那里，除了我能向陈先生及时承教之外，也有在陈先生不在的时候为几个女孩子壮胆的意思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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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燕大，在代理校长梅贻宝的推荐之下，王钟翰被燕京大学委派到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得知这个消息之后，王钟翰先是回到老家看望了年迈的母亲。1946年8月底，王钟翰正式开始了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初到美国的王钟翰在哈佛碰到了杨联陞，杨联陞问他：你这番来美国，是想来求学，还是来拿学位？王钟翰觉得很奇怪，杨联陞接着说：“要拿学位，就得攒够学分，故而选课要多，应当选易于学的，有了足够的学分，才谈得上做论文，所以在这里拿学位就得做长期准备。至于求学问，那就得根据你自己的需要了。”果然，王钟翰在递交博士论文的时候遇到了麻烦，当时的哈佛燕京学社主任认为他的论文写法不合哈佛博士论文的要求，在跟王钟翰的业师洪业打了招呼之后把王钟翰叫到办公室，说：“你的学期论文不行，下学期给你半年预备时间，你准备硕士论文答辩，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去吧。”王钟翰不服气：“我已有了燕大的硕士学位，不再需要哈佛的硕士学位。我是来念博士的。”
1948年，留学年限已满，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却学了满腹经纶的王钟翰从美国返回燕大。一直到1952年的院系调整，他都生活在美丽的燕园之内。1952年之后，燕京大学不复存在，王钟翰被调入中央民族学院，学术研究也从清史转向满族史。1957年，王钟翰被打成右派，划分右派的理由是：“得过司徒雷登的奖学金，对司徒有感情。”这，也许是王钟翰与燕京大学最后的一点关联。
（4）（5）参照王钟翰著《清心集》部分内容所成，其他所引均为王钟翰口述。
侯仁之：峥嵘岁月忆燕京（1）
侯仁之，1911年生，山东恩县人。194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9年获英国利物浦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任教于北大地质地理系，曾兼任系主任和校副教务长等职。现任北大城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首都发展战略顾问组顾问等职。
侯仁之长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其在对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中，解决了北京城市起源、城址转移、城市发展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等关键性问题，为北京旧城的改造、城市的总体规划及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候任之先生
口述：侯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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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学是在崇德中学上的，我的弟弟硕之也跟我一块在那里读书。他虽然比我小两岁，但是却比我优秀很多，我对他十分佩服，在很多事情上都受到他的影响。我父亲本来是安排我学医的，但是在中学快要毕业的时候，我看到顾颉刚先生的一些著作，对历史发生了兴趣。在我踌躇的时候，我跟硕之商量，硕之跟我说：“学医可以给个人治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就这样，我就决定学历史了。
1932年，我作为一年级新生来到了燕京大学。入学不久，有一天，我在校园里散步，走到图书馆附近的时候，忽然看见一座石碑，就是我刚才带你去看过的魏士毅烈士碑。石碑是为了纪念在“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燕京烈士魏士毅的，惨案发生的那一年，我还没有在北京，但是也受到了这次学生运动的影响。所以我开始仔细地看碑文。碑文是这么写的：
国有巨蠹政不纲，城狐社鼠争跳梁。公门喋血歼我良，牺牲小己终取偿。北斗无酒南箕扬，民心向背关兴亡。愿后死者长毋忘。
如果说我在入学之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要数这碑文了。北洋政府当时那么残暴、黑暗，但是在燕京大学，竟然能有这样的碑，有这样的碑文。你看看，“国有巨蠹政不纲”，当时的燕京就这样敢于直接面对北洋军阀的政府，“民心向背关兴亡”啊，可惜他们不知道。我想，学校中竖起这样的碑，司徒雷登一定是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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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术兴趣从历史转向地理历史，洪煨莲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我入学没多久，洪老师关于勺园研究的著作《勺园图录考》就出版了，正是洪老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了我对北京西北郊区历史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不过洪先生并不是仅仅在课堂上教导我，有一次学校医学预科的主任约用英文去作报告，题目就是北京地理（Geographical Peking）。那时我还从来没有用英语做过讲演，心里有点胆怯，就极力推辞。那个主任于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本来请的是洪先生去讲北京历史，但是洪先生却极力推荐我去讲北京地理。我听了之后就去找洪先生，跟他说我的英语水平还难以作公开讲演。洪先生跟我说：“这正是你练习的好机会嘛。”不过他要求我要先写好稿，对着他试讲。
当时我已经是洪先生的研究生了，按照平常的情况都是在周末去看老师，到老师家，客厅里面。1938年的一天，早上忽然间他要让我来，我很奇怪，怎么老师让我早上到他家。到五十四号，这次不在客厅，而是在他的书房，他书房从来不许人进去的。我一进去，坐下，他说了一句话，“择校不如投师，投师要投名师。”我心里说你已经是个名师啊，洪先生给我解释说：“美国哈佛大学是有名的大学，可是那里没有地理系。英国的利物浦大学，虽然不如哈佛大学那样有名，可是那里却有一位地理学的名师，对中国地理很有研究。现在经过学校研究，已经决定明年秋送你到那里去进修历史地理学。”原来洪老师已经发现我的学术兴趣发生了转变。可第二年“二战”爆发，我没有去成，直到二战结束后，我才到了那里。
侯仁之：峥嵘岁月忆燕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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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6月，我完成硕士学业后，已经决定留校任教，并开始备课。司徒雷登找我，把我叫到他办公室，他说：“侯仁之你在学校已经八年之久，对学校情况了解，现在学生在日本宪兵的包围之下有很多问题，必须要解决，一是在学校这么久了，和学生来往很多，希望你除了教课之外，兼做学生生活辅导科的科长。”我一看，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开两门课压力够大的了，我怎么办呢？我说想一想，然后找我的老师洪煨莲，他想一想说：“这个一定要做，这是爱国的事情，帮助同学成长的事情，一个人不行，日本宪兵就在西苑，那个头叫华田，老到学校来捣乱。”洪老师接着说：“在燕京大学的中外教室中有个德高望重的人叫夏仁德，一个美国人。我给你考虑，你不要个人做干事，组织委员会，请一个美国的教授来做主席，你做他的秘书，让文理化三学各进一个人，年轻的教师，组成一个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我就回去告诉了司徒雷登，他完全同意，然后就成立一个委员会，夏仁德那个美国教授是主席，我是副主席。那时经常有些学生因为思想问题来找我，最后发现一些学生，有的愿意到内地去抗战，到国民党，有的要参加八路军，我做不了主，可是他们严格要求，这时候有一个燕京大学的学生从延安回来，他是我的好朋友，“一二·九学生运动”负责人之一，陈杰，他从延安回来就来到燕京大学，名义上做我的老师的研究生，实际上做地下工作，他说你这个任务很重要，发现学生谁有激进的思想要参加抗战当解放军想办法你告诉我，我说行。之后我们俩一起去找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对我们的想法完全同意，并且让陈杰一起负责。随后，陈杰告诉我：我们俩之间要进行“单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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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冬天到1941年夏天，经陈杰的安排，然后我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到解放区的学生共有三批，十来个人。前两批先是从学校走着出发，走小路翻过西山到妙峰山下肖克的司令部所在地，然后进入解放区。第三批先坐火车到磁县，然后再从磁县步行转入西山原定的目的地。当时要走的同学都各人随手带一点吃的东西，打扮成要去野外交友的样子。接到出发的通知后立即动身。在路上，为了保证安全，必须要等带路的人来接。陈杰叮嘱我一定要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再通知要走的学生。当时还不止一次地推迟了出发的时间，因为带路的人不能按时到。
最后一次决定第二天就要走的那个晚上，临熄灯前，我告诉那些要走的同学：“明天早上八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的时候，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途中的挂甲屯村，在那里就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就可以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说：‘我们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带路人。他答完话后就转向路北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