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大师说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名人大师说燕京文化:消逝的燕京- 第1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父亲是洪先生的朋友,母亲又和洪夫人很熟,我回家后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父母,父母说:‘洪先生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贪玩,原本不该奢望被送出去。’ 当时燕园的师生就是这样,很融洽,也不存芥蒂。洪先生把我否决了,还主动告诉我。而我也没有觉得洪先生这样做有什么不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王世襄:大器晚成的燕园“差等生”(3)
1980年,是解放后我第一次有机会出国。当时文物局在美国办展览。到波士顿,我见到费正清的夫人费慰梅。我说要见洪先生。费夫人开车送我去。当时我还没有多少成果,只带了一本油印的《髹饰录解说》给洪先生看。他很高兴,又讲起当年否定送我赴美留学的事。他还哈哈大笑,说:我没说错吧,只要努力还会有成就的。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
  没有去成哈佛燕京学社,可是王世襄还是想到国外去学习,他找到了司徒雷登,表达了他的想法:
  “当时司徒雷登住在临湖轩,同学们如果想找校长谈话,无需预约也无需通报,很方便就可以见到他。我在燕京研究院硕士快要毕业的时候,打算到国外去留学,想让司徒给我介绍一个学校并提供奖学金。我到了临湖轩,找到司徒说了我的想法。司徒听了之后说:“好,你准备一份材料,我帮你投递出去试试。”但是对于结果,他却不敢许诺一定能成功。他把我的材料寄给了几个学校,但是后来都没有消息,我出国留学的事情最后不了了之。后来他到南京当了大使我还见过他一次。1946年,南京举办一个大型展览,我被邀请去作解说员。正好赶上马歇尔去看司徒雷登,我碰到他们说起这个展览,我们同坐一辆车子到了展览会场。”
  4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关闭,王世襄回到了家中,在父亲的勉励和监督之下,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中国画论研究》。“那时父亲已经老了,身边没有人照顾,但是他还让我出去闯荡。因为我不能在沦陷区任职,又不能在家无所事事。我就到南方去了,经过成都时,在成都复校的燕京要留我做助教。我没有答应,后来又到南迁的故宫,父亲的小学同学马衡先生安排我做秘书,我跟他说:‘我想看看东西。’马先生说:‘那哪能让你看,都在山洞里封着呢。’我觉得做秘书写文案没有什么意思,也没有答应。”
  王世襄还曾经想去历史语言研究所,因为那里集中了很多大学问家。在梁思成的引荐下,王世襄见到了傅斯年,傅斯年问他:“你是哪里毕业的?”王世襄回答说是燕京大学。素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当场回绝王世襄:“燕京毕业的不配到我们这里来。”最后王世襄只好在梁思成主持的中国营造学社当了助理研究员,实际上则是学徒。
  1945年抗战胜利,王世襄被派到平津地区追回被日本人掠夺的中国文物,经王世襄之手追回的文物“共六批,总数有两三千件之多”。“如加上从东京运回上海的善本书107箱,数量当以万计。”这段经历,后来被王世襄写进了《锦灰堆》二卷(见《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也是这段经历,后来让王世襄吃尽苦头。
  1949年8月,也就是新中国成立的前夕,王世襄回到了北京,进入故宫工作。
  “当时故宫还没有成立博物馆,我当时并没有想到做研究,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整理文物上,玩命地干,没想到落了这样的下场。母亲去世之后,我一直埋头问学。在那个年代里,很多人受到致命的打击,有些人就自杀了,有些人则铤而走险舍命反抗。我想这两条路都不能走,走了自己也就玩完了。我那时就认定了一个道路:堂堂正正、规规矩矩做人。但是光这样还不行,还要好好想我能做什么。我有旧学的底子,我能够研究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比如家具。自己选定了这些题目,认为值得研究,也不等国家给什么任务(那时候国家也不会觉得这些有什么价值),决心埋头狠干三四十年,干出点成绩。
  “故宫要成立博物馆的时候,我就有个想法:把故宫作为皇家博物馆,一切保持原样。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哪敢说这样的话?就是说了上级也不会同意,这大概就是故宫的命运吧。结果现在故宫有些原状都不复存在了。当时我在故宫奉命做一些展览,也只能在阶级斗争上做文章,比如皇帝和平民的生活对比,一方面极力表现过去帝王的奢华,另一方面极力表现平民的生活疾苦。现在把这些东西摆出来,都会让人家笑话。
  “紧接着,三反运动开始了,由于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向日本追回了几千件国宝级文物,在那会儿却成了大盗宝贩,当时我正在故宫工作,把我关在东岳庙,斗争了四个月,后来公安局又关了10个月,手铐脚镣上身,结果在那段时间,我得了肺病。查了很久,结果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公安局只好把我放了,放了之后故宫却把我开除了。”
  历经五十多年的沧桑,王世襄“埋头狠干”出了名堂,经他编写出版的书籍多达40多种,而且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王世襄成了京城“最大的玩家”。2003年,王世襄获得了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同时也是获得此殊荣的第一位中国人。年逾九旬的王世襄回想过去的燕园岁月:“燕京的教育简要地说就是让学生自由发展,自己选择自己的道路,从来不试图左右学生的思想。”在这样的教育背景下,王世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