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上午，石家庄第一工人文化宫广场，“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奖券首发式”举行。花花绿绿的彩票上，印着“奖券”两个大字，面值一元，大奖不过一万元。
组织者要求领导干部起带头示范作用。第一张彩票是时任石家庄市副市长的孙永生买下的，接下来是市人大一个副主任，第三个是市政府一个副秘书长，第四个是市民政局局长。
然而，领导干部带了头，群众还是观望的多，购者寥寥。组织者只好搞摊派，文教、财贸、厂矿等部门都按职工人数消化一定数量的彩票，总算把50万元彩票卖完了。
很多单位的职工领工资时发现被扣了一块钱，换来一张彩票。有人破口大骂，有人当场就把彩票撕了。那个时候，一块钱能买六斤多大米。当然，也有人把彩票像邮票一样夹在书里收藏起来，不知道还能兑奖。
几年以后，党报上出现了“彩票不可取”的声音。
1994年，体育彩票开始发行，人们为重新出现的彩票如痴如狂，许多城市出现了万人空巷争相购买的盛况。到了2000年，一张两元的彩票最高可中500万元的大奖。
现今，彩票卖场一地纸屑的热闹劲儿已经过去了，把用于结婚的几万块钱全买了彩票最后刀剁己手的故事听不到了，为一个撕开的财富梦作注脚的，是陕西体彩中心舞弊案，是南方乡村的地下六合彩，是这样的新民谣：早起去借钱，上午猜玄机，中午去押码，下午心痴痴，晚上哭啼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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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遇到公务员
纳税人
1987年1月1日起，中国开始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纳税人的概念更具象化了。越来越多的人在缴税时开始问：“我有什么权利？”
有些人偷税漏税，有些人又一心想缴上这个税。有人回忆，“那时，我常常梦想，什么时候我的工资能达到缴税标准，也尝尝当纳税人的滋味。”
其实，他早就是纳税人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他去商店买的每一件商品，价款里都包含了流转税。
然而，多年过去了，仍然有许多人，包括政府官员，不清楚“纳税人”三个字的真正含义。2006年，《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南常宁的一位村主任蒋石林，以一名普通纳税人的身份将常宁市财政局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认定该局超出年度财政预算购买两台小车的行为违法。该局局长周年贵质疑：原告蒋石林是一个农民，现在已经取消农业税，他是否具有纳税人的资格呢？
公务员
1987年*十三大决定，在全国逐步建立公务员制度。
当“公务员”三个字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标题里，很多人还不习惯：什么是公务员？干部怎么成了公务员？
人们习惯了把机关里的人叫“大盖帽”、“吃公家饭的”，也习惯了听到类似当时国家环保局局长曲格平的抱怨：环保局要招6个人，结果写条子的就有30多个。
而现在，公务员考试成为了中国最热门的考试，环保局要招6个人，结果挤掉鞋子想破脑子做卷子的就有3000多个。且看《菩萨蛮？国考》：国考人流似潮水，中间多少行人泪。向北望北京，可怜无我身。壮志遮不住，定到首都去。明年榜中有，不达不罢休。
土地拍卖
1987年，潘石屹毅然从机关辞职，变卖了所有的家当，揣着80元钱来到广东。因为没有特区通行证，他花十几元找人带路，钻铁丝网进了深圳。
当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一次土地公开拍卖在深圳举行。共有40多家买主参加竞投，200万元的底价被一直叫到525万元。交易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合同书上有这样一句话：“用地者经营的成本利润最高不得超过15％。”
几个月后，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删去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中的“出租”二字，改为：“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
多年后，潘石屹在参加土地拍卖时一掷上亿，他的竞争对手任志强说他“总能把本来是蔬菜的西红柿卖个水果的价钱”。而他说，房产暴利说没有根据。他的地产项目SOHO的楼书出版，取名《杂碎》，卖到了5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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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大陆选手是我们的骨肉同胞，他们在奥运中的精彩表现，我们也乐观其成。对大陆选手，我们除本着‘不回避，不退让’的原则外，更应主动的给予更多的关怀与慰问。我们不关怀，谁来关怀他们？”
1984年8月11日台湾《中央日报》社论《洛杉矶奥运会的启示》中说。
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后的前五天，台湾的电视台在转播开幕实况时，删掉了大陆代表团入场的镜头；在大陆举重选手陈伟强和台湾选手蔡温义同时登台受奖的画面中，陈伟强被遮住。报刊上对大陆选手的成绩，只是轻描淡写。《联合报》两篇报道标题不无贬意：《*游泳难与各国抗衡，派农家女参加跳水比赛》《谁将取代体操霸业？美国不甘示弱，*悄悄窜起》。
据当年8月9日出版的台湾《前进》周刊说，“在奥运会揭幕前一周，国民党文工会和行政院新闻局，早已召开过秘密会议，对于处理*获胜的新闻报道做成决议，此项决议内容乃是全面*大陆选手的图片、画面、奏国歌场面、谈话等等。”“8月2号之后，华视受到了观众的强大的压力，不断的电话、投书指责华视不播出*队的画面，报纸境遇也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从8月3日起，台湾的电视台开始播出大陆选手的镜头，各报也开始将原报道中所用的“*”称谓，改为“中国大陆”或“大陆”。自此，台湾媒体对大陆选手的报道才多了起来。
路透社注意到了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一个细节：“组委会方面让中国队和中国台北队进场时使用同样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乐曲，意味深长。”
“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1984年6月23日，*会见香港议员钟士元、邓莲如、利国伟时说。
中英谈判期间，钟士元等人提出了谈判桌的“三脚凳”理论：两国交涉，必得考虑港人的心情。在谈判中，香港应该作为谈判的第三方而出现。
据《香港回归历程：钟士元*》记述，“*先行发言，他在会谈时态度显得相当强硬”。*对三人说：“中英的谈判你们是清楚的，这个问题我们会和英国解决，而且这些问题决不会受到任何干扰，过去所谓三脚凳，没有三脚，只有两脚。”
钟士元谈到，当时“港人心存忧疑焦虑，人心动荡不安”，并且表明自己发表意见，绝非为个人利益。
但是*打断他的话：“概括来说，你们说香港人没有信心，其实是你们的意见，是你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信任。”他还强调，“中央不愿意在香港取一个铜板，所以做的事一定是好的，他们（香港人）的担心是多余的。”
什么；北京？
“‘处女膜’除了作为一道坚固的组织带封闭*口以外，无其它作用。”
1985年出版的吴阶平《性医学》里说。
同年，阮芳斌主编的《性知识手册》出版；几经波折的《*词话》校点本出版，只印1000套，删去19610字。销售对象限定为全国作协会员、古典文学工作者和文艺部门处级以上干部，并凭证、凭卡购买。1959年，在毛泽东“可作为内部读物”的指示下，《*词话》影印本内部发行，发行手续特别严格，购者要有三个条件：一、年满45岁；二、已婚；三、省、军一级的高干或研究家。每部书编了号，购买时要登记。
这一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成为流行语，源自张贤亮在《收获》1985年第5期上发表的同名小说。小说首次涉及性压抑问题。张贤亮说，评论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本身的10多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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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夫妇学校
1985年1月，北京，一所新婚夫妇学校悄然出现。大约有30对青年男女每周两次聚集在一间教室里，听一些富有经验的医生、社会学家和社会工作者讲授家庭管理、家庭关系以及优生优育等方面的知识。他们还按照性别分组学习如何协调夫妻生活。
20年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个段子：某正统人士老婆自述，新婚之夜，她期待着如意郎君来上一把浪漫，或是说几句幽默的话使得气氛轻松一下，谁知她的“大官人”对着她吭哧了半天，最后涨红着脸说了一句：“我们发生关系吧。”
“我们想让中国青年熟悉外国青年的各种生活方式，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赞成或崇拜这种生活。”
英国著名的威猛乐队1985年4月10日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亮相，动感强烈的流行音乐使得上万名观众如醉如痴，有人甚至随着音乐节拍手舞足蹈起来。当第一首曲目《在你摇摆起舞前请叫醒我》的前奏音乐响起时，观众席上立刻报以雷鸣般的掌声。负责接待乐队的一位文化官员对记者说：“我们想让中国青年熟悉外国青年的各种生活方式，这丝毫不意味着中国赞成或崇拜这种生活。”
“此地钱多，人傻，速来。”
2005年7月21日，《东方早报》发表一篇文章：《皇马中国行因此地人傻钱多》。文中说：
小别中国两年之后，西甲豪门皇家马德里俱乐部又来了！虽然此前有媒体调侃说，“皇马”和中国已经因为从“*”变成“多夜情”而激情不再，但考虑到2003年“皇马”在昆明曾经让我们遭遇的尴尬，我觉得还是有事先提醒一下的必要。
对此次“皇马”中国行，我有三个愿望：
一愿政府官员不要再干那种拿“荣誉市民”当廉价旅游纪念品大肆派送的傻事，上次昆明还不是拿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
昆明市为什么会遭到如此轻慢？就是因为把身段放得太低了，过分仰视了“皇马”。至于那种“今后无论是皇马俱乐部官员，还是教练、球员到云南，都将享受全程免费接待”允诺，纯属“崽卖爷田心不痛”，慷纳税人之慨，我再也不要听到。
二愿“皇马”在中国期间，万一发生了什么天灾人祸，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度要平衡。他们当年到昆明时，云南省大姚县刚刚发生了里氏级地震。结果尽管那里有成百上千的民房倒塌、灾民啼饥号寒，但并不妨碍昆明街头出现由女骑警、少数民族少女和盛装大象组成的超豪华迎接阵容。云南的主要媒体也把全部的目光都锁定在皇马的一举一动上，连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地震灾情也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
三愿“皇马”们在给欧洲的朋友通电话时，不会说“此地人傻、钱多、速来”。……不要对民工，连几百块钱的工资都给得不痛快，对“皇马”却一掷千万而无吝色。
有人说，“近年来中国最精彩的写实小说”是八个字：此地钱多，人傻，速来。有人考证，这是发自杭州市宝石山下一出租房的汇款单上的简短附言，是一位按摩女给家乡妹妹汇款时随手涂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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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斤120元，10斤240元，50斤1000元。”
2005年，北京市石景山区古城东路一家美容美发店门前摆放的减肥广告牌上，写着这样一行字。
一腔热血，染红了太过平淡的历史
“如果你一定要死，那就为国家去死！”
1985年7月24日，“长江漂流第一人”尧茂书在漂行了1270公里后，于金沙江段触礁身亡。
年初，传来美国激流探险家肯？沃伦将于这年8月率领一个10人探险队来华漂流长江的消息，这使1979年便萌发了漂流长江念头的西南交大职工尧茂书决定提前行动。他说：“长江是中国的，征服长江的第一人应该是炎黄子孙！我决不能步外国人的后尘！”6月20日，他开始了长江漂流。
尧茂书遇难，报纸上说：“他的精神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他的脊梁就是我们民族的脊梁，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
两个月后，四川地理学会发起成立长江科考漂流探险队，几千封报名信蜂拥而至。这些请战书上大多写着“为国争光”，有的父母还写着：“老大不成功，老二再来。”一位报名参加长漂的青年对父母说：“你们不同意，我就和你们断绝关系。”父母不再劝阻，对儿子说：“如果你一定要死，那就为国家去死！”
在“长漂精神”的感召下，来自各地的青年悲壮地告别了父母，在多数人不知漂流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站在了滚滚长江边上。后来，一位当年的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