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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1年起，道格拉斯夫妇就在英国创立了明道中文图书馆，分散在全英近20所主要大学附近的英国基督徒家庭中，图书馆的书，主要供当地的中国学人免费借阅。在中文书刊极少极贵的英国，这个藏书很少的中文图书馆，成了真理探索者的乐园。而购买书刊的钱，绝大多数是英国基督徒自愿捐献的。
几年前，一个英国的姐妹找到了道格拉斯，问他，她可以为中国学生做些什么事情。道格拉斯想了想说，他们需要《海外校园》。道格拉斯知道许多学者喜欢这份杂志，也知道大陆来的同学日子过得都挺仔细的，很少有人会掏钱订阅它。
你需要多少？姐妹问。20本吧。够吗？姐妹又问。道格拉斯知道不太够，于是，他又增加了10本。够吗？姐妹再一次问。道格拉斯知道，当然是越多越好，但一本杂志就得15英镑，30本加起来就是450英镑了，这对于这位还在做护士工作的姐妹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看着道格拉斯沉思不语，那个护士说，就50本吧。于是，这就有了固定的为朋友们订阅的50本《海外校园》。时至今日，那位姐妹也不让道格拉斯向别人透露她的名字。
道格拉斯夫妇还为中国学人创办了一个“英语之角”，地点在曼彻斯特的华人基督教会。每个星期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左右，已经坚持七八年了。道格拉斯每个星期两个早晨，在固定的时间，开着一辆红色中巴，到几个留学生集中居住地接送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留学生。
关于这辆“红色中巴”，又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它是由一位英国基督徒奉献给中国学人的。有一次，这位英国弟兄看到道格拉斯开的那辆接送中国学生的车太老、太小了，就建议道格拉斯去买一辆新车。买什么样的呢？当他知道道格拉斯经常要接送十几个中国学生时，就说，买一辆大一点的吧。只要把买车的收据交给我就好了。那张收据上写的，是上万英镑。这样，才有了这辆红色的中巴。英国汽油贵，大家开的车都很小，于是这辆红色中巴就显得格外的大，尤其显眼的是，车身上用中英文分别写上了几个大字：“曼彻斯特华人基督教会”。
我到曼城的第二天，就坐在那辆红色的中巴上陪道格拉斯去接中国学生。天下着小雨，道格拉斯开着车在城里转来转去，一会儿在这里停一下，一会儿在那里停一下，看到有人在等着，老人就高兴地说，“是他们”。看到该来的人没有来，老人就摇了摇头，说，没有。就这样，花了半个多小时，老人把###个学生接上了车，带他们到教会的“英语之角”中去学习英文。学习结束后，再把他们分头送回去。
七八年了，岁岁月月，一周又一周，在那弯弯曲曲的街道上，70岁左右的道格拉斯夫妇一次又一次开车接送中国学生到“英语之角”学习，并亲自教授他们英语，一遍遍地重复那些最基本的英语会话，每个星期两次，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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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中国留学生的“洋雷锋”（2）
和道格拉斯夫妇走进教室，我发现有几位英国人已经先来到了，并且在搬桌子、摆椅子。这些自愿者都是基督徒，是道格拉斯夫妇请来的老师，他们每周两次来到“英语之角”，教这些他们素不相识的并且今后也大都不会再相见的中国人学英语。
当然，这些基督徒老师也有自己的苦恼，这倒不是由于英国的汽油价钱太高了，他们来来回回开车总得破费，而是因为他们永远也无法确定今天会有几个学生出席。当老师的没有学生，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露茜说，“Unpredictable”（不可预测）。虽然和中国学生打交道这么多年了，但她还是弄不明白一些中国人表达问题的方式，他明明告诉你他明天会来学习，但你车开到他门口了，却看不见人影。有的时候，从此就不见人了，连一声再见也不说。有的时候，又一下子出现了许多新面孔，弄得她很紧张，怕老师不够，同学得不到足够的机会练习英语。她说，每一次她请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教授英语时，她都要重复这个词：“Unpredictable”，告诫他们不能按照英国人办事的方式来要求中国同学。
道格拉斯夫妇只要一有机会，就向中国人行善。一次，他们听说一个中国学生得了重病，虽然他们不认识这个学生，但他们还是赶到了医院去看望他，并且，开车四五个小时，把他送到了伦敦的一家大医院。即使当那位同学回国治病后，他们还为他祷告。
在道格拉斯夫妇的家中，有一些影集，上面有许多人和他们夫妇的合影。这些照片，大都是他们夫妇带领同学们去郊游时照下的。初来英国的留学生，特别是那些短期学术交流的学者，他们大都没有买车，外出很不方便。道格拉斯夫妇体谅他们的孤独，于是，就经常邀请一些同学一起到郊外去活动，甚至开车一两个小时，带他们去旅游。
有时，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们夫妇就把“英语之角”的同学们带到郊外美丽的花园中，以天地为课堂。
一次，道格拉斯夫妇开车一个多小时，带领几个同学参观英国中部著名的大教堂——弗斯特大教堂。到了入口处，道格拉斯发现介绍该教堂的小册子有英文的、法文的、西班牙文的，偏偏没有中文的。于是，他和教堂的工作人员商定后，就找了一位精通英文和中文的大陆学者，把弗斯特大教堂的简介翻译成了中文。从此，来到这里参观的华人，就可以免费得到一份用他们的母语介绍的弗斯特大教堂的小册子。
道格拉斯夫妇家的客厅不大，它不像个客厅，倒像个库房，里面堆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家具。第一次踏进这个客厅，看到这些乱七八遭的明显不配套的家具，我心中一笑，认为他们夫妇的确是老了，也像许多老人一样，舍不得扔掉那些再也用不到的旧家具。直到有一次他们对我说，哪个哪个中国同学要生小孩了，正好把这个小床送给他们，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用具都是为中国学生准备的。英国的基督徒弟兄姐妹知道中国学生需要这些东西，就把它们送给了道格拉斯，再由道格拉斯夫妇把它们送给有需要的中国学生。
这时，我才明白了，为什么道格拉斯夫妇开的那辆红色的中巴上面有行李架，原来，那是为了方便帮助送家具的。在他们的影集中有一张照片，他们夫妇正和几个年轻的中国人一起，把一个床垫绑在中巴的上面。道格拉斯指着那张照片说，我还不老吧，我和小伙子一起一样地干活。
最令我惊异的，是两位老人那份真挚的爱。我说，感谢你们这么爱中国人。老人摇摇头说，我没有做什么，我们的真没有做什么，这都是上帝的爱。“上帝的爱”这几个字，我常常听到道格拉斯说，并且是用中文说的。
我在曼城第一次演讲时，来的人不多，只有30多人。当老人送完了同学回到家中后，已经是十点多钟了，老人还是安静不下来。他一个个地数算名字说，他怎么没有来呢？他说要来的，怎么也没来呢？他们应当多带几个朋友来啊，怎么没有带来呢？他又问又想，但没有答案。最后，他闭了一会儿眼睛，终于静下心来了，说，我们一起祷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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挚爱中国留学生的“洋雷锋”（3）
道格拉斯夫妇心灵深处有一个深厚的中国情结。
道格拉斯是传教士的孩子，出生在中国四川的奉节，儿童时代和少年时代大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一直到日本侵占中国的山东省。长大后，他到马来西亚传福音，和露茜结为伴侣，同心传福音，一传就是30多年。为此，他们夫妇、他们的家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代价就是至今仍然令露茜心碎，这是露茜指着自己的胸口亲自对我说的，她说这话时声音近于呜咽，眼色暗淡，没有了平日的光彩。
他们退休后，回到了自己已经不太熟悉的英国，本来该休息一下了，但看到了这么多中国人，于是，他们又开始了新的工作。
记得在参观弗斯特大教堂时，道格拉斯指着一处处精美的雕刻对我说，那个时代的基督徒，总是把最好的献给上帝。这，其实也是他们夫妇的心愿，而他们所要献出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一个字：爱。
初稿于2000年，修改于
道格拉斯和他的“英语角”
静阳
在曼彻斯特学习生活过的中国留学生或学者，大都知道道格拉斯先生。如今他已70岁的高龄，和他的妻子露茜一起，仍然不知疲倦地为中国留学生热心地工作着。
我刚来曼城不久，就听说有个可以免费学英语的华人基督教会，每周开两次英语角，有当地热心的英国人义务教授中国学生或家属英语。道格拉斯每个星期的两个早晨，在固定的时间，开着那辆由慈善人士捐赠的红色中巴，到几个留学生集中居住地接送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留学生。
记得在那间小教堂里的英语角，热心的志愿者大都是比较年长的英国人，他们和我们聊聊天儿，纠正我们的发音，讲解常用的俗语。一个小时的课结束后，由道格拉斯的妻子露茜带领大家唱歌和讲述圣经故事。那天结束之后，道格拉斯出乎意料地邀请我们3个“新人”去他家里吃午餐。我第一次在英国人家里吃了一顿“便饭”。每人一大碗意大利面条，佐以青豆、玉米等。当时窘迫的样子至今难忘。
后来参加了个英语课程，不再去教堂的英语角了。一年之后再去，已经换了几茬人。很多人都是这样，刚到曼城时来这里见见乡亲，练练口语，一段时间后环境适应了，就不再去了。很多的人离开了这个城市，但也不断有人来到这个城市，所以英语角总是保持有十几个人参加。
大多数人和我一样，对于学英语，交朋友的兴趣大大超过了对宗教的兴趣。直到听说道格拉斯出生在中国青岛，曾经在中国生活数年的时候，许多人才了解到道格拉斯的中国情结。他对中国的挚爱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是非同一般的。英语角已经组织六七年了，虽然大部分人只去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虽然更多的人并没有皈依基督，然而，他们并没有失掉真诚和热情。
道格拉斯夫妇每天为中国学生奔忙着，这就是他们退休以后的事业。他们得到的回报是中国学生学者及家属们的尊敬和爱戴。眼看道格拉斯70岁的生日即将到来，英语角的老师学生们准备给他一个惊喜：筹备了一个中国式的Party，一张签满了名字和贺词的生日贺卡，有人用中文写道：“祝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用此来祝福一位基督信徒英国老人未免使人哑然失笑，然而这确实是大家发自内心的祝福。
在一个月前，道格拉斯夫妇去加拿大旅行，受到了36个中国家庭组成的庞大队伍的热情欢迎，因为他们都曾在曼彻斯特生活过。是真的朋友，天涯海角都不会忘记。
（1999年11月21日写于英国曼彻斯特）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0年1月3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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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自己去管的事
美国有两大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大政府还是小政府，这是两党争论不休的题目。但不论政府该管多少事，美国的老百姓似乎有一个共识，就是社会慈善这件事，政府不必大包大揽，更没有权力禁止，老百姓有权利自己去做。
两年前的早春，大概是三四月。有一天，儿子放学回家后，从书包里取出一张纸，是学校的一位年轻女教师写给学生家长的。她要在五月初组织一次社区跑步，参加跑步的每一个人，要交20元钱。这些钱收集起来后，要捐献给癌症患者。当然了，这些捐献的金钱的去处是受到严格监督的。
儿子对我说：爸，老师说，得了癌症很痛苦，治疗癌症需要许多钱，对吧？
我说对。
儿子又说，他们非常需要得到帮助，对吧？
我知道了儿子的小心眼，说，你是想让爸爸参加跑步，是吧？没问题，爸爸肯定去。
儿子笑了，夸我一句，爸爸，你真是好爸爸。
于是，我填写了一个表格，并附上一张20美元的支票，夹在信封里，第二天早上，儿子把它们带到了学校。一两周后，我收到了一封感谢信和一件很普通的运动背心，上面印着学校的名字。
五月初，一个礼拜六的早上，九点半钟，我们全家四口来到了学校。我跑步，他们替我助阵。学校的停车场上，有几百人在那里站着，活动着。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