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带也在计划一片“安全区”，希望借此可以保证日军冲进城市后，当地居民的安全。
那时正值欧洲战场爆发战争的前一年，距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两年半，上海的两大主要租界仍然控制在西方力量的手中，像香港一样，它们在珍珠港受袭后才遭到侵犯。
中国的商人认为居住在汉口的大批外国人以及外资企业会让这座城市免予遭受发生在南京的残暴遭遇。于是，人们寻找各种理由在高楼外面绘上或者挂上外国国旗；外资公司和银行也用大幅的中英文写明该财产已经抵押或者出卖给外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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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9）
共产党和国民党宣布要站在统一战线上，蒋介石强调全军都应该齐心协力为捍卫中国而抗争。平日里很少出现在汉口的蒋介石，此时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避免任何公开的举动。日本在中国派了很多特务，出高价悬赏蒋介石的人头。日本的间谍也猖狂地活动着。霍格和他的同事则经常在夜间看见敌军发射的火箭弹引导着轰炸机向其目标——河边的供电站发动进攻。
和丈夫不同，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则到处公开路面，有时候是步行，有时候坐黄包车，有时候则是坐在公车里。每次出现，她都穿着得十分得体，她到学校、医院、工厂和惨遭轰炸的贫民窟探望遭受疾苦的百姓。在那个政府似乎不管百姓死活的年代，她几乎成为了富于同情心的公共代言人。
每天都沿着长江往返的霍格发现汉口的姊妹城市已经不堪战争和疾病的摧残，处在垂死挣扎的边缘。“在道路两边全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行走，空气中充斥着木制品发霉的味道，还有石膏和碎石的尘土味道。简易的帐篷随处可见，一位老妇人在被炸毁的老房子的废墟周围喃喃自语。”
这两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口都转移到乡村去避难，或者是到江对岸的外国租界寻求庇护。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黄包车夫、乞丐和难民涌入汉口任何一个可以栖居的地方。那个炎热的夏天，街上到处都是人，各种交通工具也各显其能，像另外一个战场。这片狂热中，330名英国海军士兵忙着在英国领事馆门外拉建铁丝网，并调配舰艇等待在码头周围。和那些驻扎在汉口的中国军队一样，他们也在炎热的天气中等待着战事的来临。
在汉口的媒体记者们还是经常在中午来到美国的海军俱乐部小聚一番，那里的规矩是酒水自带；而晚上，他们则选择去德明饭店，不用讲究酒水自带的规矩。他们经常会谈到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绝人寰的杀戮，并一致同意中国政府一定会誓死捍卫汉口。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融合了玩世不恭和悲观主义的思想，总是不断地进行猜测如果日军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将会做出什么举动。其他人也都在玩这些猜来猜去的游戏，自从日军在南京展开大屠杀后，当地所有的媒体充分地报道了这个消息。因此，在这个已经膨胀地收留了75万人口的汉口，一旦被日军占领，他们将再次做出何种恐怖行为的猜测日益让大家人心惶惶。
在这种氛围中，霍格和其他记者组织了一个“最后的挖掘者人俱乐部”，并定期在罗西旅馆碰面。在任何一个被战争蹂躏的城市，媒体总会找到或者成立像这样的“罗西旅馆”。为那些即将离开战争城市、不再继续战事报道的记者准备送别晚餐；此外，还会相互打赌，看谁会留到最后。正如随后被证实的，这名合众国际社的年轻记者成为了留在这里时间最长的人之一。
在汉口，共产党的高级代表周恩来，对西方媒体非常照顾。他定期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务和这些记者会面，并表示会尽其所能将最新消息告诉大家。周恩来总是很小心地对当时的国民政府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坚持着统一战线思想。终其一生，他对于党的忠诚从未动摇过，这也是毛泽东非常重用他的原因。在西方媒体眼中，周恩来是一位充满魅力，而且极善言辞的人，对于毛泽东，他也是最重要的组织者和执行者。
与此相反，蒋介石则把大部分西方媒体看成是危险分子。他自认为自己没有错。当这场战争开始时，西方媒体所表现出的就是敏感的集体反日情绪；随着战争冲突升级，抗日统一战线的结成，外国媒体更加公开其对于国民政府的不友好情绪，也对共产党及其游击队员给予了更大的同情。
在周恩来接待那些重要的外国通讯员，特别是美国记者时，蒋介石则只接待如《时代》和《生活》杂志的发行人亨利·卢斯这样的富人。在媒体眼中，国民政府的王牌就是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因为她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并且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时，她都能熟练地应付各路人物。因此，她成了各个媒体满怀着敬意采访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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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10）
那年6月份，在日军封锁汉口前，霍格准备搭乘火车北上先到西安看看，再乘坐卡车到共产党的新根据地——延安看看，因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领导机关驻在那里。本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已经为乔治安排好了前往延安的旅程，却由于霍格在参观共产党根据地的欲望和与汉口同事离别的不舍的矛盾中挣扎而不得不推迟了几天。
乔治在6月3日写回家的信中谈了自己的顾虑，也提到了他的新朋友史沫特莱。他以孩子般的热情写道：
史沫特莱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我曾经和你们提过一些难民组织，史沫特莱倾其所有帮助他们，将其募捐的数千美元一分不留地捐给了他们。在外国人眼中，她是一名共产党，所以和她并不多来往。然而，她却不能成为中国红军的一员，因为在那个组织中，除了医生，是不接受任何外国人的。她也没有从俄国大使馆获得工作机会，因为他们担心会陷入其他大使馆的流言当中。她那本千辛万苦得到的美国护照，还没寄到她的手中，就被中国的法西斯侦探偷走了……如果日本人来了，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杀了她。
日本人的确来了，包括了500名日本新闻工作者的庞大的日本媒体团，摄影师和广播员都来了，他们严阵以待，准备报道日军即将取得的胜利。然而，他们不得不继续等待，因为气势恢宏的长江及其北部的黄河，还有中国军队，减缓了他们的侵略步伐。
汉口的陷落（1）
1938年6月，霍格离开汉口，坐上了北上的火车，没有告诉任何人他的去向。国民政府早前下达了禁止任何西方国家记者采访共产党延安根据地的禁令，对违反此规定的记者将撤回委任书。为美国几家大报社工作的记者可以无所顾忌，但大多数记者还是遵守了这一禁令。而霍格只是一名特约记者，行事就更需要格外小心了。
两天以后，火车把他带到了古城西安。巍峨的城墙见证了这座古代都城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的动荡与兴衰。西安的城墙据说修建时宽可容纳三辆牛车，高可达十人的高度。当日军加强对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主要城市进行空袭时，这些城墙再一次成为这个城市第一也是最后一道防线。在这些堡垒下面，阴暗、潮湿、老鼠乱蹿的地窖成为了人们躲避日军疯狂轰炸的唯一避难所。每天晚上，成千上万的人挤在这些地下防空洞避难，听着炸弹爆炸声，等着警报解除的信号。两年以后，世界另一端一个曾经有城墙的古老城市的人们也遭受了同样的境遇，在地下防空洞寻求避难。
从西安出发北上，一辆红十字会的卡车载着霍格驶向他要去的地方。坐在一堆货物和行李中间的乘客包括一对新婚夫妻，新郎的妹妹，两个年轻女难民和一队红十字会护士。霍格第一次感受到了共产党对中国青年巨大的号召力。和他坐在一起的这些年轻人眼睛里闪烁着信念的光辉，散发着一股救国救民的热情。霍格那时候汉语很不流利，但那些交流也足够让他认识到这群年轻人奔赴延安，为的是拯救国家，他们的心中充满了理想。
这次旅途为霍格在《曼彻斯特卫报》那个月月末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供了素材。他正在培养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观察背景所应具有的独特视角，主要体现在他下面这段对乡村的描述中：
我们走过了一个满是坟包的旷野。后来我们的卡车到达了山区，每爬一个山坡都是一次冒险，卡车缓慢地前进着，后轮胎的轴承被压得嘎吱嘎吱响。轮廓分明的河谷、凹凸不平的地平线、绿色和棕色的四四方方的庄稼地、整齐规则的梯田……所有的景物都给人一种黄土高原特有的、超然对称的感觉。
到第三天下午，车轮胎磨破了，司机放弃了努力。车上的人们拿好自己的行李，在一条拥挤的小路上开始了剩余50英里的步行。一队队的军用卡车来来往往，扬起了一片尘土。护送的骡车载着从当地搜集来的物品比如火柴开往西安。还有几百辆的手推车，在一担担面粉、蔬菜的重压下咯吱咯吱地响着，他们都去往延安。
在这条尘土飞扬的路上，不断有新的八路军志愿者加入这几千人的学生队伍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这群年轻的志愿兵身无分文，许多人随身所带的仅有一支牙刷、一个铁杯子和一条毛巾。他们的目标是同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为梦想破灭的中国青年指引了一道希望之光。
延安时期在毛泽东的一生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共中央在延安的这13年成就了中国一代伟大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因此家里可以供他读书。1911年春，17岁的毛泽东来到省会长沙，当时共和主义风潮正刮遍中国。多年以后，始于这个城市的政治道路让他有机会见到陈独秀，一个激进的知识分子领袖。陈教授给了他的年轻仰慕者一个在长沙推广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机会。毛泽东很乐意地接受了这份工作。他爱读书，早年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过6个月的管理员。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使得中国20年代早期的知识分子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对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越来越感兴趣。凡尔赛和会中，控制和会的列强决定把战前由德国掌握的胶州湾及其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一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引发了北京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也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城市知识分子阶层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民族主义，这一曾经在19世纪鼓舞并震撼了欧洲大陆的理想，在20世纪初来到了中国并得到了拥护。1919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解救出来作为他们的伟大使命。对外界，尤其是莫斯科的新布尔什维克政府来说，中国进行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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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的陷落（2）
当时中国正陷入军阀混战的泥沼。绝大多数的权力之争不是光明正大的敌对，而是打政治太极拳。然而事实是中央集权的最后一点余迹随着满清政府1912年的垮台而烟消云散了。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结果也只是昙花一现，没能实现它的统治。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和日本紧紧抓住他们在中国瓜分的租界和利益，而中国的广大农民依旧生活在几千年来的封建桎梏下。
在外来的许多思潮和观念的鼓舞启发下，就中国的出路问题上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由孙甲山领导的国民党最终所接受的实用主义渐进的模式和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
1920年8月由陈独秀领导的八人马克思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小组成立的目标是要把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带到中国，苏联政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以后许多年间也一直是它的影响力量和资金来源。1921年13名党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是其中一员。参加大会的苏联代表坚持要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这一建议遭到了中国代表们的强烈反对。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缝，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末破裂。
1924年出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全国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南方革命政府的方向发展。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和当时弱小的共产党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孙中山于1925年病逝，没能完成结束军阀混战，统一中国的大业。他的遗志和国民党的领导权落到了蒋介石，当时广州黄埔军校校长的肩上。
1926年至1928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发动闪电袭击，当他夺取了中国南部省市的控制权后，国共决裂了。随后北阀的成功意味着到1929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已经控制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