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火力和空袭攻势使得双方都伤亡惨重，手无寸铁的上海百姓更是如此。在持续3个月的战斗中，国民政府军，蒋介石现代化的部队死的死，伤的伤。日军伤亡人数也高达4万人，更有数千百姓死于无辜，外国租界外的大片土地被毁。伤亡惨重以及陷入无组织状态，中国军队被迫退回国民政府首府南京。
日本政府此时提出协商解决他们所谓的“中国事件”并列举了一系列要求，无非就是让中国政府承认日本对中国北部大片土地的控制权。蒋介石对此没有立即回应，日军又以“歼灭中国政府”相威胁。这个威胁宣布不久，发生在南京的一切就向世人解释了它的含义。1937年12月12至13日，南京沦陷，接下来发生的就是20世纪战争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南京大屠杀”至今还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阴影。即使迫于外交礼仪和两国间经济的战略需求，中国人民对于日军拒绝对南京凶残行径道歉一事始终心存恼怒。在日军野性狂发的七个星期内，他们在将领的带领下，放纵地强奸妇女、杀戮百姓，凶残程度难以想象。数千名百姓被活埋或烧死。据国际法庭估算，超过30万平民在这个事件中惨遭杀害——这个数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遭杀害英国平民的4倍。
很多在南京的外国人都曾亲眼目睹这凶残的景象，其中就包括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蒂尔曼·德丁，和《芝加哥每日新闻》记者阿特·斯蒂尔。从军事原因上分析，日军没有理由对南京的百姓采取报复。因为那些普通的百姓是无辜的。胡乱屠杀百姓进而引发恐慌浪潮也不能用醉酒来解释。一天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日本士兵大范围强奸妇女、杀害百姓，没有任何语言和逻辑可以解释他们的残暴行径。
中国政府决定采取的反抗举动也让人难以理解。国民军队的军官首先点燃火把照亮南京的村落和周围郊区，然后又下令军队不许补给，不许逃跑，只能沿城墙列队站好。五万中国士兵被敌军包围，遭到来自空中的恣意轰炸、来自河面的袭击以及地面攻势。据蒂尔曼·德丁说，南京沦陷后，三分之二的士兵都被日军杀害。他们搜寻年轻男子，扒掉他们的衣服，发现有军用皮带留下的痕迹就马上杀掉。
德丁于1937年12月22日从南京搭乘美国的轮船来到了上海，沿途拍了很多照片并加以报道。作为他一路的所见所闻，他为国际社会对日本行径的谴责奠定了基调：“日军攻占上海后的所作所为，包括绞死战俘、屠杀百姓，强奸妇女和掠夺财物，都是已经消失的、野蛮社会的行为。”抗日战争以残暴的行径开始，并随着冲突的升级一再重复上演，即使有时候是在小规模的范围内。
直到1941年12月，日军轰炸珍珠港后，他们才开始打起了公共租界的主意。旧上海已经没有了，但是直到东京和同盟国间互生敌意后，生活在公共租界的百姓生活才开始受到影响。位于上海华懋饭店的酒吧是闲话和诡计的滋生地，间谍、色鬼、骗子在这里出没，有时候甚至一个人身兼多职。比如理查德·佐尔格，斯大林时代的双料间谍，就是这个酒吧的常客。从1937年到1941年被逮捕前的这四年间，理查德一直向克里姆林宫汇报日本和德国在远东的活动。被捕后，他于1944年在东京获绞刑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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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4）
随着中国军队从上海撤退，南京大屠杀的发生，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乔治·霍格意识到，没有再待在上海的必要了，正像奥登和伊舍伍德等记者的选择一样。一个新的战场已经形成，蒋介石已经将他的政府迁到新地方，日本人也再次开动装甲车向西进发。中国已经准备好抵抗日军对下一个城市的进攻，并决心不能再像南京那样轻易放弃。
这个新的首府就是当年每一位新闻记者都向往的地方：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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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1）
在中国的扬子江和汉江的交汇处坐落着很多城市，距离中国东海岸线450英里的汉口就是其中之一。从喜马拉雅山流下的雪水，流经扬子江，并最终在上海注入大海。蒋介石政府在上海和南京失守后就撤退到了汉口。这里与武昌、汉阳一并成为当时的政府所在地；这个城市群就是现今的湖北省省会，武汉。
在1938年，从上海到汉口的唯一交通方式就是首先乘坐开往英属殖民地——香港的蒸汽船，然后再搭乘火车或飞机。那年的3月9号，乔治·霍格登上了一艘日本汽船离开上海。抵达香港后，他又马上换乘了去往汉口的火车。在这个历时两天，总行程超过500英里的旅程中，他再次凭借自己优秀的口才从极为不舒服的三等舱来到了头等舱休息。也正是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位穿着得体的中国商人。这位商人在一家主营新闻用纸业务的德国公司驻上海的办事处工作，当他得知乔治正在寻找工作后，马上为他提供了一个英文秘书职位空缺的信息，带一个英国秘书参加会议无疑会使这个商人与众不同。这让乔治很开心并一口答应。于是乔治在汉口有了第一份工作；他还用印有单位“范·里库姆兄弟有限公司”抬头的纸，给家中写信，那时的他已经开始以商人自居了。
幸运之神似乎还在眷顾着乔治，在这样一个宾馆全部客满的城市，他的穆里尔阿姨很快就利用关系为乔治找到了一处住所。这个房屋是中华圣公会的地产，由一名美国主教，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人掌管。霍格用“一个可爱的人，一名很好的朋友”来形容这位名为吴德施的人。这里并不像其他基督教宗派那样，提倡节俭的理念；不仅如此，他们还在美国募集了一大笔资金用于修缮建筑。整幢建筑被一条类似护城河般的小河环绕着，外围则是高高的红色砖墙。从围栏望进去，可见遍地盛开的鲜花，一片菜园子，一条植满树木的小路，还有一个网球场。由于这个教会兴办了一所英文授课小学和接纳中国高中毕业生的神学院，所以一些建筑内部还包括了教室和学生宿舍楼。这位还有几周就要退休的主教与蒋介石的政治圈子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在基督教崇尚的自由主义精神，或者说是政治机会主义精神的倡导下，这位主教会接待一些共产党员，并为一些知名的亲共人士提供住所。时任共产党驻汉口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经常去那里喝茶，时任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也会来拜访。周恩来的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每次来访，他都要找住在这里的新闻记者聊一聊。
霍格就在这里安顿下来。几天后，他在寄回家的信中用“世上最有意思的地方”来描述这座城市。他是正确的，汉口作为革命的重要据点，既可以欣赏到欧洲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又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贫民区，对一名充满好奇心的新闻记者来说，可谓一片乐土。
汉口是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扬子江上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当年，英国找借口挑起事端，与中国进行外交对质，并强迫清王朝在北京签订了这一协议。随后，法国也以在中国未对西方开放的城市抓住一名杀害法籍传教士凶手为由加入了这个条约；德国和美国也不甘落后。这样，中国长江沿岸的10个港口先后对外国势力开放。随着一系列让步性条款的签订，英国、法国、德国和俄国在中国的领土上已经具有设立独立警察局和税务部门的权力。这些额外的让步性条款的强制签订，已经让中国的帝王受尽了屈辱；而条约中允许诸如天主教和新教等宗教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任意活动的条目，更是让昔日的帝国颜面尽扫。
汉口的江堤就是欧洲列强强加在中国的绝对命令的象征。沿岸的精美建筑不仅仅折射出西方人对于建筑的品味，更多的则代表着这些地方是禁止中国人进入的。银行、写字楼、政府大楼以及那些富有的商人的奢华住所，全部彰显出具有个性的品味。整个城市，虽然也可以看见不少具有中国特色的建筑，但无论是林立的高楼，还是剧院、电影院、咖啡馆、宽阔的林荫路以及繁华的河两岸，几乎完全是欧洲人的规划风格。郊区的赛马场则集中反映了另一番社会景象，还有那些夜总会，那些看台、露天广场都会让在场的观赏者感受如同身处萨里郡中心。
汉口（2）
乔治·霍格在中华圣公会的生活虽然算不上有多么舒适，但他的起居都有仆人照料；这里丰盛的菜肴和洗衣服务也不赖。在他从这里写给家中的第一封信内，还谈到了同在这里享受主教热情接待的其他外国人。其中他提到由于撰写了《红星照耀中国》（1936年）的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海伦·斯诺。信中他还特别提到住在这里的另外一位女性，霍格用“一位和八路军骑着马一口气走完全程的美国女作家” *来形容她。她就是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是未来几个月中出现在霍格生命中的另外一位重要女性。她以共产党的支持者自称，也是自传体小说《大地的女儿》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当时的她已经是迅速壮大的汉口媒体记者圈中的一位领袖级人物。
1938年的前10个月，汉口成为了中国战争信息最密集的地方，也因此成为外国记者、外交官、门客和特工人员最渴望到达的地方。对于那些年轻的记者来说，来到这里写写稿子就可以出名或者是赚点钱花，似乎也是人之常情。佛朗哥在西班牙打完一场胜仗后，使得一批名记者，小报记者和摄影记者都期盼着下一场战争。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汉口似乎就成为了另一个马德里，在重重包围下等待着最后战役的到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那里注定将成为反抗法西斯的力量所在。驻扎在汉口的很多记者都是参与过西班牙内战、历经磨练的老手，他们需要另一场战争，以便他们为读者传递更多的信息。
当乔治·霍格来到远在几百英里外的一线战场时，并没有发现硝烟弥漫的战场。不久前中国军队与日军在台儿庄一战刚刚胜利告捷，使得汉口还没有受到特别的威胁。
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又试图控制位于江苏省北部的徐州中心火车站，以便掌控贯通南北，穿越中国心脏的铁路要塞；大运河岸边的台儿庄镇就是这个要塞之所在。经过两周的奋战，整个村镇几乎被夷为平地，中国军队似乎准备撤退了。然而，两天后，在4月6日夜晚，由第31军团率领的中国军队对日军驻地发动突袭。彻夜激战后，日军3万人部队中的一万人死伤或被俘。
时年24岁的罗伯特·卡帕是一名摄影师，在西班牙内战时已经小有名气，后来成为中国战争爆发后的一名随军摄影师，带着相机走南闯北。《生活》杂志的老板兼编辑的亨利·卢斯对战争有浓厚的兴趣，所以曾经将罗伯特·卡帕的照片刊登为一个长达两页多的专题。专题的开篇是一段战争序语，这样写道：“在那些成为历史转折点的著名村镇——滑铁卢、盖茨堡、凡尔登——的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个名字，台儿庄。”历史对于中国军队可不像对早期战役的那些胜利者那么仁慈。
前线和战争或许离汉口还有些距离，但这里仍为那些渴望成为记者的年轻人提供了不少机会。这里驻扎着大量优秀的外国记者，为他们观察记录中国人民抗击法西斯的斗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在1938到1945年间，当时国共结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比其他任何时候都真诚的。周恩来和一大批共产党员已经转战汉口，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此外，由一战英雄和前纳粹柏林冲锋队指挥官斯坦恩斯领导的德国代表团也活跃在这里，他们是蒋介石的军师。
无论如何，汉口的确汇集了大量外国优秀记者，他们当中大多数是美国人且结成不同的派别，美联社记者汉森，《星期六晚邮报》和伦敦《先驱报》的埃德加·斯诺，还有他的太太海伦，先后在合众国际社及《时代》杂志做记者的杰克·贝尔登，《纽约时报》的蒂尔曼·德丁，《芝加哥日报》的阿特·斯蒂尔，还有就是为美国一些激进派杂志写稿子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以及伦敦《新纪事报》的弗雷特·阿特丽。
《时代》杂志社记者彼特·弗莱明和他的妻子，演员西莉亚·约翰逊的到来似乎成了汉口的一大新闻。弗莱明是英国文学界和交际圈的有名人物，从他的第一本著作《鞑靼的新闻》就获得广泛认可。这是一本描写从中国北京到克什米尔的旅程的书，于1936年出版。虽然后来他的弟弟伊恩由于创作了007詹姆斯·邦德这一人物，赢得的名声一度有赶超哥哥之势，但毕竟是弗莱明更早被世人认知。他和妻子西莉亚·约翰逊于1935年结婚，西莉亚后来因和特雷弗·霍华德主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