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蒙古，一二四八年法国路易九世派遣多明我会修道士隆如美到和林修好。一二五二年路易又派出了方济会修道士罗伯鲁等三人由陆路到和林。其时旭烈兀已发动第三次西征了。旭烈兀西征的第二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亲自到和林朝贡。一二六一年以后至一二九五年，波罗诸人在中国和东方。一二九一年，教皇尼可老四世又派方济会修道士孟德高维诺等到中国，孟德高维诺走的是海路。其时蒙古已占据整个中国，建立元朝，并在北京建都，汉名大都，蒙古名汗八里，即京城之意。孟德高维诺在北京传教，并在今西什库附近建立教堂。一三一四年，方济会意大利修道士阿多理经海道来中国，游历山西、陕西、四川、西藏诸地，后取陆路回国。
除这些欧洲的教士之外，还有一位伊宾拔都，他是生于非洲唐吉尔的阿拉伯人，曾游历非洲北部、东部、埃及、叙利亚、阿拉伯、波斯、麦加等地，又经小亚细亚至君士坦丁堡，过南俄罗斯到基辅、布哈拉、阿富汗、印度德里诸地。一三四二年到中国，由海路至福建泉州登陆，到了杭州之后由大运河到北京。后来仍由泉州取海道回归故乡。伊宾拔都他也写了一部游记，记载其经历。所记如杭州之盛，以及称泉州为剌桐城，可与马可·波罗的记载互相印证。
亚细亚的皇帝
马可·波罗口中那位令全世界震悚的“众王之王”——大汗忽必烈，出生于一二一六年，当少年马可·波罗来到他的朝廷时，他已经五十九岁了。他的少年时代消磨于戎马生涯之中，中年时代则聚精会神于野心的征伐计划。在马可·波罗到达前十年间，忽必烈朝廷的威仪显赫已臻极顶。那东起海滨西至欧洲，北起北冰洋地带，南至印度、缅甸和暹罗的庞大领域，连同伟大的庄严华丽的朝廷正环绕着忽必烈的宝座，他的威力比世界上曾经见过的任何皇帝都大，还在做着开疆辟土的美梦。
忽必烈是怎样变成如此广大的领域的主人的呢？我们暂且回转去，简单追溯这个在某一时期，大有蹂躏全世界之势的蒙古王朝的起源。它开始于忽必烈的祖父铁木真，此人生于一一六二年，是蒙古一个小部落的首领。铁木真在十三岁的少年时代就开始作战，自他的父亲死后，有几个族人欺他年幼，曾要抢夺首领之位，他们说：“最深的泉水还会枯竭，最硬的石头也会破碎，我们为什么要依附你呢？”但这个少年首领借着朋友们的帮助，打败了他们，并且宰制了邻近一切怀有敌意的蒙古部落。在他感觉自己已经足够强大时，便开始了他的征服计划。
铁木真和他的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亚欧，世界历史上还没有第二个帝国能望其项背。这固然是由于十三世纪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也由于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的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姻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一二○六年得到各蒙古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的头衔。
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全民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部队军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士兵极能吃苦耐劳，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他们能够忍受各种各样的困苦。必要时，他们能以马乳维持一个月的生活，或者以他们所能捉到的其它野兽充饥。”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其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更因为当时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并不盲目地施行残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甚至极度残忍地将全城俘虏全部杀光。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布谣言，并且驱使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恐怖的气氛。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的手段立即停止实施，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这个十三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物品，不留恋于豪华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曾对人称：“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征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子。”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占燕京之后，麾师西下灭辽，再进兵陷花剌子模，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于里海以西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火烧到欧洲。他在一二二七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的儿子窝阔台继承大汗之位。这时罗马教皇莫诺森四世对于这个咄咄逼人的游牧民族，大感不安，极力劝诱欧洲一切民族共起御侮，并以拯救基督教的名义，使之免于灭亡。奥地利及克罗地亚两公国君主和波斯尼亚王集合他们微薄的力量，希冀阻止蒙古人的侵略。结果成吉思汗的子孙灭金后，进兵于伏尔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所幸窝阔台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子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蒙古军队遂驻扎于第聂伯河的东岸候命。欧洲于是得救了。
教皇觉得这完全是他的宗教的胜利，就遣派几个教士出使蒙古，要求他们受洗礼，做基督教徒。当时即位的窝阔台之子贵由对他们答复道：“你们的许多信徒忠告我们应当受洗为基督徒，我们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西方的居民相信，只有你们是基督教徒，而蔑视他人。但你们怎么知道上帝要青睐什么人？我们崇拜上帝，并仰仗他的威力，将征服自东方至西方的全世界。倘若我们不是受上帝的佑护，又怎能如此呢？”
至一二五三年，教士鲁布鲁乞又以教皇使者身份出使东方，要使东方的全体人民改奉基督教。他被一个省的王公送至另一省的王公，始终只得到一种答复：“蠢子说只有一神，哲人说有许多神。”当时的统治者是蒙哥汗，系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的长兄。鲁布鲁乞来自法兰西，蒙哥询问他法兰西的有关情况，他就相信蒙古人在作侵略全欧洲之想。
蒙哥死于一二五九年，身后的汗位由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夺，后来忽必烈取得胜利。不过忽必烈的汗位并不合法，而且当时蒙古人扩张过快，大帝国无法巩固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响，各王子与军官已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扩张行动没有继续下去。
欧洲人想象中的蒙哥汗受洗图
忽必烈灭南宋，称元朝皇帝，采取了许多政策来巩固发展他的帝国，宗教政策即是其一。忽必烈不相信任何宗教掌握着绝对真理，他认为各种宗教都可以当作行政的工具。如果僧侣方丈修道士之流出任官吏，与他们同信仰的人民就容易治理。他在一二六五年接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叔叔的时候，还央请他们转告教皇，选派一百名有学问的修道士，帮助他管理这个日益壮大的帝国。
教皇错失了这样一个好机会，实在令人无法原谅。无论忽必烈出于何种动机，这即使不是一种德行的机会，也是一种智慧的机会。派遣一百位修道士到中国，一定会在如此广大的领土上形成基督教的宗教形态。一百位受教育的人寄居中国，并在各个时期回到欧洲，一定可以改变人类事业的轨道。欧洲当时正从一种长久而野蛮的睡眠中苏醒过来（史称文艺复兴），而中国在许多领域已经有着高度的文明。马可·波罗的到来是为了交换商品，而一百个有教养的人则是为了交换观念。这种观念的交换，更有益于整个人类。
难以置信的东方文明
当马可·波罗到来时，中国的文明是怎样的？它在什么地方超过了欧洲呢？在这方面的第一位考察者是鲁布鲁乞，他以教皇使者的身份，先于马可·波罗到达中国。在他的回忆中：“……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忍耐的精神，在马可·波罗的记载中也几乎从每一页都看得出来。各种宗教享有完全的自由，寺庙和教堂都豁免税捐。
在马可·波罗到达之前，有两个举世文明的工程奇迹已经完成了，一个是万里长城，另一个是京杭大运河。驿站制度使疆域内的陆路交通极为发达，城市的规模也相当可观。马可·波罗抵达杭州时，是这样描写的：“毫无疑问，该城是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水，已经给这位威尼斯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了。而更让他赞不绝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比，而且乡间也有无数的市镇，为欧洲所无。单说杭州，十三世纪时人口已突破百万大关了，而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了不得了。
天文学的发达，也为马可·波罗所注意，他记述说北京当时有五千多个星象家。他们造有一种观象仪，上有星宿的符号、时间及其在全年的几个方位。星象家依据星宿运行轨道由图像观测气候的变化。例如，什么时候有雷电、暴风雨、地震等。当时，在郭守敬的倡议下，忽必烈批准了在北京修建“司天台”，在全国修建了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大规模地进行天文观测。郭守敬在此基础上修订了新历法，即“授时历”，与现行公历——格利高里历相同，但比公历的确立早三百年。
中国的各种艺术在当时已经相当成熟了。绘画、雕刻、铸铜、陶瓷和建筑术都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文学也大为流行，在此前一千多年，造纸术就产生了，活字印刷术也于一○四三年就发明出来，马可·波罗已经能够看到关于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军事、音乐和其它各种书籍流行于世，而更让其称奇不已的纸币已通行于这个国家的许多地区。
一个容易感受印象的二十一岁少年马可·波罗所寄居的地方，就是这样一个奇异的世界。当然，这在当时的西方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是神话。
真实与谎言
马可·波罗于一三二四年去世。当时他已七十岁了，疾病缠身，日见衰弱，于是请来一位教士和一位公证律师，对于他的财产处分，给予了详细的指示。遗嘱上指定他的妻子和三个女儿——两个当时已经出嫁——为他的财产继承人。
他的朋友们——他们始终无法相信马可·波罗所说的关于东方的奇闻，在他临终之前，要求他为了灵魂可以上天国，取消他的书中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但他对此的回答是：“我未曾说出我亲眼看见的事物的一半。”他葬于圣多雷兹教堂。
马可·波罗去世不久，即有一个可笑的人出现于威尼斯的每一次嘉年华会上。这个家伙打扮成小丑的样子，自称为马可百万。他的把戏就是对任何事物都夸大其词，并辅以手势从而取悦观众。事实上，马可·波罗讲述的事物对于当时的欧洲人来说确实是难以想象的，他们称他的的游记为“世界奇书”，几乎没有人相信它的真实性，大家都将其看作是一本故事书，类似于神话之类。马可·波罗也因此被看作是一个不诚实、说大话的人。要破除这种普遍的成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际上即使在现在这个世纪，英国的学童也用“这是一个马可·波罗”来形容一桩虚伪的事情。
马可·波罗的遗书
对已经存在的一种成见，予以维持似乎比加以消除要容易些。当时就有人提出证据，要推翻马可·波罗所陈述的某些事实。有一个叫马兰斯的传教士，在三百年前从东方回到欧洲，否认中国曾用过纸币。幸好明朝的一些纸币被妥为保存，至今仍作为文物，可以为马可·波罗的游记提供注解。在中国马可·波早期游记中马可·波罗小丑化的形象罗看到可以打碎当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