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来了个姓周的，是不是周恩来？我们未见，当然不知。一次开会，盛介绍给我们，才知是周小舟。不久，中央调周回去，让我公开担任了八路军驻新代表。
这一期间，我们一直未和地方上发生什么关系。盛也怕我们。我们请他到新兵营来看看，保护他的安全，建立了一些感情。
王明、康生由苏回国途经新疆，盛设宴款待，我也参加了。盛给王明一万美金，王不要。盛说是帮八路军抗战的，王才收下。党中央派了邓发同志任中央驻新疆的公开代表，陈云同志回到了延安。中央又派了徐梦秋、毛泽民等来新疆。有的人本拟去苏联看病，因盛一再向中央要干部帮助他建设新疆，所以毛泽民等暂时未去苏联就留在新疆工作了。
新兵营旧址当时，苏联总觉得新疆那里民族落后，人口少，不主张发展党组织，多派干部，怕搞急了，像他们国内似的出问题。
我很想回延安。我同李先念、程世才等一批干部，带了些机枪、大衣等回到延安。
段子俊——
1936年10月或11月，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突然通知有紧急任务，要我马上去陈云同志那里报到。我原在国民党白区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暴动失败后，党组织派我到苏联学习无线电工程专业，这时已经毕业。根据我学的专业，我想这是组织上要我回国为党建立秘密电台。我按指定地点报到后，一行五人便奉命从莫斯科出发，先去阿尔马达。五人中有陈云、滕代远、冯铉、我和李春田。冯铉是俄语翻译，我也会俄语，其他三人不大懂俄语。我们到阿尔马达后，每个人都换上皮大衣毡靴，转乘载重汽车，经过一天路程到了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与我们接头的都是苏联红军驻边疆的格别乌系统的军人。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援接西路军。
在苏联边境小城，我们住在苏军骑兵中校家里。陈云同志住的是一个小房间，我们几个住在一个大房间。我与冯、李三人晚上搭铺在地板上。因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住了很长时间。我们到达迪化时，已经是1937年4月底了。在迪化停留三四天后，盛世才派来几十辆汽车，我们跟着汽车队去星星峡迎接西路军指战员。这时李先念等同志已先我们到达星星峡，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将士约400人。
西路军到达迪化后，开始驻在西大桥纺纱厂。同年六七月间又搬到盛世才的军营驻地，对外叫新兵营。记得搬到新兵营后，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住在里面的一个小间，我和冯、李三人住在外面一个大间。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黄超、郭天民等都住在正屋里。迪化有家医院是苏联人开的，院长和主要医护人员都是苏联人。我因懂得俄语，陈云同志派我多去医院做联络，负责接送新兵营的伤病员到医院治疗。另外，我还承担一些杂务和教学工作，如帮助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学算术等。
经陈云、李先念等同志商定，把新兵营编成一、二、三、四大队和一个干部队。王子刚、宋侃夫、刘寅组织了几个报务员，胡正先每天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消息，并记录下来供陈云等同志参考。在新兵营组织学习党的路线和时事期间，黄火青交出两本张国焘反中央的文件，给了陈云同志。在那段时间里，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和路线教育工作。一方面组员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组织指战员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始是上小课，过一个月后上大课，由陈云同志亲自主讲。 。 想看书来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3）
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一道去的。有时陈云同志一个人去，有时是与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去的。
1937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来电要我到莫斯科。我到达莫斯科时，王明、康生已经离开莫斯科回国了。此时的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稼祥。他告诉我，共产国际想积极援助我们，将原先运到边境上给西路军的一批武器，准备经外蒙运到延安去，让延安派人接收，并要我参与这一工作。他又说现在已经晚了，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再这样办就会影响国内的统一战线，所以党中央主动提出此时不便接受这批武器。于是，10月底我便与许光达、高自立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住在南梁招待所。这时陈云同志已经回延安了，由邓发同志接替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随陈云同志从莫斯科回国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还没有直接电报往来。我1937年11月初第二次从莫斯科回国时，捎回一批电讯器材，能建一台较大的发报机和电台联络讯号。后又带给我密码，以便到延安后，能与共产国际取得直接联系。1938年1月，我们50多人，全副武装，乘坐苏联援助国民党抗战物资的汽车直到兰州八办，而后乘汽车经西安回到延安。延安与共产国际的直接电讯联系是1938年三、四月间才建立起来的。当时我是军委三局二科科长兼无线电工厂厂长，邱均品是电台台长。为了祝贺直接电讯联系的成功，中央还给我和邱均品写了封表扬的贺信。1939年8月至1943年，中央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是通过专门设立的一个系统，当时由我负责专管这个电台和电报翻译。每次来电后先是交康生，后来由任弼时同志转中央。
林超——
我是工人出身，14岁就离开中国到海参崴远东造船厂做工。1930年我在船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船厂是5级工，每月140卢布，本身消费30卢布，剩下的钱都买了公债。我家庭是贫农，有母亲，但我没有捎钱给她。当时想法就是，只有帮助了苏联，各国革命才能搞起来。领导看我和别人不一般，1933年送我去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办公室主任是吴玉章。第三国际负责东方部的是米夫。学习内容很多，中文、俄文、东方史、西方史、革命史、政治经济、数理化、军事等。我因为没有上过学，很吃力，经常头痛，所以不愿学习了，要求回国。我往第三国际跑了三趟。1935年第三国际告诉我，批准你回国了，分配到新疆，具体工作和李立三接洽。1935年春，我搞了华侨的假护照，坐火车到巴哈顿，李立三就住在那里。李立三交代我的任务是以秘密工作形式了解西路军的消息，然后给我具体地讲了政治形势及技术方面的要求。
1935年5月，我到迪化。我买了房子后，在靠南门三角地的新安街开了个小杂货铺，和我发生单线联系的一个是汽车队里名叫亚科夫的汉族司机，一个是在机场里做地勤工作的。他们和我是东方大学的同学，都是*党员。所需要的情报都是由刘长胜用密码写给我，寄来或者亚科夫跑哈密时带回来。刘长胜是边疆一带*党组织的负责人，化名王祥宝，住在伯力，常去海参崴，他当时在甘肃一带。我晚上将情报加工密写好，直接经过信箱寄给李立三，或者有汽车时带去。信皮写的是巴哈顿一个女人的名字，李立三就住在她那里。情报内容是西路军的活动情况，走到哪里了等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4）
1937年，西路军400人左右到了新疆，有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
1938年的一天，一个贸易公司的俄国人到杂货铺买好酒，穿得挺阔，进门用俄语说酒卖多少钱？然后问我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我也用俄语回答了。原来他是经莫斯科介绍来的，他告诉我，几点钟到某某地方，有人跟你接头。第二天我按时去了，来人穿商人衣服戴礼帽，我不认识。他问我懂得经商吗？我说：懂得不多。他说：你会做茶业吗？我说：可以。他说：好，你明天到某某地方去。第二天我到指定的地方去等，来了一个胖子，原来是李春田。我和他在莫斯科学汽车时在一个组里，所以认识。他给我5万块钱，让我换衣服，约好再到这里来，准备收摊子。我回去赶快做了收摊子的事，到时候又去了。他把我领到新兵营去，到营部一看，负责人是第一次和我接头的“商人”，原来是陈云同志。他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现在工作结束，你来这儿吧！从此我就开始过组织生活了。
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西路军军队工作部部长、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西路军余部在陈云的率领下，离开星星峡前往迪化，第一天住在烟墩。晚上，大家都已入睡。滕代远原来和我认识，他和冯铉约我去散步，在院里停放的汽车旁边闲聊起来。他们问我西路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在苏联，对情况不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张国焘反党活动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们。5月7日到了迪化，开始住在西郊公园附近准备办纺纱厂的地方。我们住在北面，南面空着没人住。平时陈云有事只找原西路军工委会几个负责人，不找我。有一天晚上，陈云叫我：老黄到院里“踱方步去”。他和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我们在南面院子里来回散步。他当面问我西路军有关情况，我又对他复述了一遍。
1937年7月间，西路军余部迁到迪化东门外营房，对外称新兵营。我们在那里休整、学习。名义上是盛世才招待，实际是苏联出钱，每人每天有一斤羊肉吃。长期艰苦行军、战斗生活之后，一休息下来感觉万分疲倦，吃了饭就想睡觉，总觉睡不够，差不多睡了十天。陈云当时的方针是：要大家好好休息，不谈过去的事，怕谈起来影响同志关系。我和曾传六在祁连山一起打前站带路，比较熟悉了，他是党委成员。我和他同住西屋，其他人住在一排三间的上房。我有时就和他谈谈党的政策、党的历史和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误，只是不提张国焘的姓名，但说明党内问题总是要搞清楚的。看样子他内心非常苦恼，但从不表态。
我把随身带的那些“干部必读”之类张国焘反党的小册子清理出来。有一天，我同郭天民去看陈云，他听说我带了些刊物，叫我交给他。我捡出一份比较完整的交给他，重份的留下。我买了个练习本子，把小册子上文章的重点摘抄下来，封面写上“旧事重提”四个字，有空就看看，准备将来系统批判张国焘反党罪行之用。那个期间由于用脑过度，我曾发生过严重失眠，几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还是苏井观（原在上海学医，后进入苏区）告诉我一个办法，每天早晨、晚上散步一小时，高兴了还可以跑跑步，但不要过累，睡前用冷水洗洗脸。我没地方散步，就在屋后雪地上像驴推磨一样，绕着圈子走。此外，滕代远还教会我骑自行车，有时上街，撞见卖烤羊肉串的，就停下来烤上几串，骑在车上吃。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5）
陈云和滕代远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经常和我们联系的是冯铉，他对外名义是新兵营政治处主任。有一天开个什么会，我们十来个人加上陈云等五六个人。李特和黄超又在会上发泄对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不满。会议中间他们忽然冲着我说，听说黄火青同志对过去的事还有意见，什么“旧事重提”！平时陈云告诉我别讲话，这天开会说我可以讲。我就站起来说，我有意见不自今日始，过祁连山时我就讲过，我是反对张国焘反党行为的，有意见我还要讲。陈云表示，黄火青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个会就算结束了。
接替杨秀昆任总队长的饶子健——
我们刚到迪化的时候，我党驻新疆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等都住在新兵营，和李先念等同志住在一起。经历了西路军的惨痛失败，人人备尝艰辛，但不能正确认识失败原因，不少人思想上存在悲观、埋怨情绪。在此情况下，陈云同志和盛世才的督办公署交涉，伙食安排得很好，每顿都像会餐一样，让大家吃好、休息好、治病、养伤、恢复体力。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利用早晚时间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进行个别教育。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首先在工委成员中开会统一思想认识，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学习，对积极执行张国焘路线而又拒不认错的李特、黄超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斗争。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影响甚大，许多同志对其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看不清。所以，领导同志开会的风一透露出来，部队思想就发生了动荡。陈云和李先念同志立即搬到部队驻地，深入班排，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部队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937年冬，陈云同志奉命回延安，从莫斯科回来的邓发接替陈云、滕代远同志的工作，担任*中央驻新疆代表，并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邓发同志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