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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8）
部队长期南征北战，很少有安定的学习环境。大家珍惜新兵营通讯训练班来之不易的学习时间，每一个人都燃烧着热情，争分夺秒，争先恐后。经过培训，大家的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完全能独立工作。我们1938年初结业，由刘寅带队，4月份回到延安。我们是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的，乘苏联援华物资车队的汽车，有两辆车坐着我们的人。
我们的车到兰州，原以为一路顺风，不曾想横生枝节。车队到达兰州黄河铁桥，苏联援华物资车队去交接地卸货。黄河铁桥桥头有国民党哨卡，我们两辆车上的全体人员下车接受检查。
哨兵查问：“车上装的什么？”
我们回答：“一些药品。”
哨兵问：“都是干什么的？”
我们回答：“苏联归国华侨。”
一个哨兵指着我们一位同志突然说：“你在河西抓过我，你是红军，怎么是归国华侨呢？”
刘寅一看不妙，让大家快上车，又给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打了个电话。八办给苏联驻兰州领事馆打了电话。领事馆来了两辆小卧车，一辆在前引导我们，一辆跟在我们车后，一直护送我们到八路军办事处。我们的两辆车顺着路边停在八办门口，苏联领事馆的小卧车一前一后横着停在他们的卡车跟前。国民党特务再没有明着纠缠，但办事处周围增加了不少警察和便衣。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纠缠，我们任何人都不出门。办事处有一栋木结构两层楼，延安来的20多名青年学生住在楼上，我们住下面平房。我们在办事处住了两天，租了一辆汽车坐到西安，又由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派车将我们送到延安。延安来的青年学生，乘我们来时的汽车去新疆。这些学生是延安派往新兵营的教员，其中有六位女青年。
新兵营第一批回延安有搞报务的，有搞医务的，就这两种人。隰启德是搞医务的，和我们一起回到延安。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挺进川陕时，胡曾在医院当护理员，那时隰就是医院院长。
回到延安，我被分到三局五十三分队任报务员，后调到军委二局。日本飞机轰炸延安以后，我们由王家坪搬往安塞，碰上从延安城往王家坪搬的滕代远同志。王家坪是个山沟，比较安全。
滕代远问：“你很面熟，是不是三军团的？”
我说：“我是新疆新兵营的，我们见面是在新疆新兵营。”
军医、兽医
洪耀——
我作为西路军的一名医务人员，随军进驻迪化，被分配在卫生所工作。卫生所的人来自西路军各个部队，水平高低不同。大家对战地救护比较熟悉，但其他医务知识缺乏，有些病看不了。在战争年代，既缺医少药，又没学习条件，我们很是为难。卫生所主要是打针、治治沙眼和头疼脑热小病。稍大点病，有时请苏联医生，有时送迪化医院。动手术之类的事情，我们都做不了。
1937年下半年开始组织医务所，以原有卫生队14名同志为主，其中一名是从苏联回来的。组织工作由原西路军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负责。1937年底，苏井观同志随同李先念同志回延安后，由杨锡光同志继任。杨锡光是红五军团卫生部医务主任，苏井观和杨锡光是当时医学专家，早在长征时期他们就已闻名。我是西路军总部野战医院的，对于外伤的救护，稍有些常识，但在西路军中，整天打仗，伤员太多，只能为一些同志进行紧急包扎。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9）
医务所组建起来后，由于住在总队部，同无线电排一起成立了一个党支部，开始时支部书记是荆振昌，后来是杨锡光。
陈云同志回延安之前动员我们学医，挑选了洪耀（洪贤奎）、肖邦林、朱月辉（朱明辉）、谢流泉（谢华）、周云超五位同志到盛世才的军医学校学习。同时调肖永汉（肖平）、陈浩萍（陈银山）、谢良洪、胡炳孝、易良荣、王明朝六位到新疆兽医学校学习。
我们军医班共40人，主要学习技术。课程有外伤学、战地救护、外科、临床护理、手术等。有时是苏联教官上课，有时是盛世才的教官上课。这些人在当时是有相当水平的，教得好，比较认真。我们五个人在班里学得好，成绩都在前几名。由于延安急需人才，我们没毕业就回延安了。
朱明辉——
1937年底的一天，党代表邓发和杨锡光同志前往新疆盛督办处及军医学校，商定由新兵营医务所抽调11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和兽医学校学习。五名同志到新疆军医学校学习，六名同志到新疆（军办）兽医学校（兽医站）学习。大家到学校报了名，并参加了考试，合格之后才被录取。
1938年1月12日，到军医学校学习的同志正式入学，参加了新疆军医学校举行的开学典礼。学制两年（1938年1月至1940年1月），但我们只学了一年半就毕业了。
迪化军医学校规模不大，学习军医的同志就在这个学校门诊部的眼科、生理、解剖、病理、药物、内科、皮肤、传染等科实习。军医学校的负责人对新兵营的五位同志比较客气，加之这五位同志在学习上刻苦努力，影响也较好。
卫生所与各大队一样，都是直接受工作委员会领导。毕业后，除学兽医的四位同志继续留在迪化工作外，其他七名同志都在1940年2月6日回到延安。
谢良洪——
我当时在二大队学汽车，于1938年5月毕业，不久被调到卫生所学医。延安来的王韵雪、王宪唐、李涛等给我们讲文化课。当时的卫生所所长是红四方面军的卫生部部长苏井观同志。
1939年11月，组织决定让我到盛世才的兽医学校学习，同去的还有肖永汉、王明朝、胡炳孝三人。1940年1月，西路军总支队部分同志返回延安，我急了，直接找到陈潭秋要求回延安。潭秋同志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在这里也是抗日，都走了这里的工作谁做？要听党的话，服从分配，学兽医的同志由你负责。”
1941年11月，我从兽医学校毕业了。前三名都是我们的同志，并得到了钢笔、毛毯的奖励。我被分配到盛世才政府，其他人分配到兽医院工作。兽医学校校长曾参加过东北抗日义勇军，对苏联顾问说：这些人就是不一样，表现好，纪律性强，自觉性高，工作交给他们我就放心了。那时，我曾随苏联顾问跑遍了北疆。一次我从外地回来，与吉合同志一起去看望正在害病的苏联顾问。吉合同志说：“谢良洪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顾问夫人大吃一惊。顾问请我们吃饭，深有感触地说：“中国若是都像你们这样的人，日本鬼子根本打不进来。”
1942年3月，潭秋同志通知我：不要再上班了，盛世骐被杀，四一二阅兵式也被取消。我们在外地的人陆续被调回迪化集中，后被盛世才逮捕，投进监狱。
我在迪化苏联领事馆工作
聂洪国——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10）
新兵营学习文化，我因左臂上的伤没有好（包座战役时负伤），上级要我去苏联莫斯科治伤，我听到后很高兴，便积极准备赴苏。
过了几天陈云同志给我们做报告，动员大家安下心来学习文化和军事技术。他说，如果文化知识不高，要想做好工作是不行的，要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或到国外工作更是不行。我听了陈云的讲话，就提出不去苏联治病，留下来继续学习文化。这次学习机会很难得，因此，我在学习中很是积极、认真。经过八个月学习，我的文化水平和认识能力都有很大提高，更加认识到文化的重要性，也越发引起了对学习的兴趣。
1938年2月，组织上决定我到苏联驻迪化领事馆工作，负责联络工作，目的是解决我们新兵营的供给问题。盛世才骨子里是仇视共产党和红军的，他对我们的接待，实际是按苏联的意见办的。他离不开苏联的支持，离开了苏联的支持，他在新疆的统治就维持不下去。
苏联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中国革命给予了大力支持，曾吸收大批中国青年去留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很多人才，许多留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干部。苏联还答应给予中国工农红军军事物资和技术装备方面的援助，我们西路军西征，就是为了打通与苏联的联系，取得苏联的援助。我们在西征途中，就听说苏联已经为我们准备了很多轻重机枪和大炮，还有坦克和飞机，装备我们红军几个师。我们听了很兴奋，都希望早日拿到这些武器装备，回过头来打马家军。
我们新兵营的供给，包括伙食、服装、办公费、取暖费、人员每月的津贴等等，名义上是盛世才给的，实际上是苏联按月拨的。这是陈云、邓发同志早已同苏联商定的，我到苏联领事馆，就负责这方面的联络事宜，每月给领事馆预报所需经费和实物的数额，由领事馆给苏联报送支援盛世才的经费总额，里面就包含了新兵营所需的经费。苏联政府拨下来款项和实物后，再由领事馆和盛世才的有关部门分配下来，发到我们新兵营。
我刚到苏联领事馆时，很不习惯，很受拘束，觉得领事馆内都是苏联人，自己又不懂俄语，工作中困难很多。可我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一定要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完成组织上给予的任务。到领事馆后，苏联同志很热情，对我也很照顾，我做好工作的信心就更大了。我拿出自己的津贴，找当地会俄语的人学习，很快学会了一些俄语，特别是一些常用的基本词语，学得较好，能和苏联同志进行简单的会话和交谈，从而解决了工作中的很多困难。此后，一有机会，我就用半通的俄语向苏联同志介绍中国工农红军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西路军不怕牺牲、艰苦斗争的历史。苏联同志对中国工农红军英勇斗争的精神十分钦佩，凡是我提出的要求，他们都能满足。
我在苏联领事馆工作了三年。在此期间，我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向苏联同志学习，积极向他们反映情况，所以这期间虽然困难很多，但还是完成了党组织给予的任务，并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不少见识。
1940年初，新兵营的绝大部分同志完成了学习任务，返回延安，参加抗日战争。当年秋，又一批同志回到了延安。这时，留在新疆的同志不多，我的工作任务已经不大，于是就再三向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回延安参加抗日。1941年3月终于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延安。
《西路军》 周恩来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11）
俄文班
吉合——
我回国前，正是苏联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肃反运动的时候。1938年3月间，“殖民地*研究院”逐渐变得冷清起来。各国派来的留学生，不知为什么，陆陆续续悄悄回国了。
一天早晨，我走进食堂，里面空荡荡的，好半天不见有人来就餐，就连往常的病号也在夜里回国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使我困惑不解，但又不好声张询问。当时研究院要求很严，也很神秘。平时部与部之间互不来往，互不见面，很少交谈，所以互相间谁也不摸谁的底细。
那一天，我碰上了许之桢，他是中文教员。我问他，研究院里发生了什么事？他环视一下四周，悄声说：“不该你知道的，还是不要问吧？”
那时，研究院归共产国际管。研究院给我请了六个教员，分别教我英语、俄语、哲学、数学等六门课程。每天由这些教员轮流给我一个人上课，其他问题不问不想，集中精力老老实实地学习。
大约4月初的一天，又遇上一位中国留学生，后来知道他叫贺诚。开头相遇都不好议论长短，因为组织上早有规定，见面不许谈论与学习无关的问题。不久，又遇上贺子珍、马明方、张子意等同志。他们都编在中国班，集中住在一个大楼里。又过了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