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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形成微妙对应的，是日本人“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其结果，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那样：“大抵把不快的事、不好的事、讨厌的事隐藏，或者拐弯抹角，藏头露尾，总体上造成日本国不大有坏事的印象。”一本抨击日本人国民劣根性的小册子《丑陋的日本人》曾风靡中国，发行量接近天文数字，在日本却横遭*。作者高桥敷，是一位地球物理学家。此书1970年首次出版时，在日本社会激起轩然大波，作者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不仅书被禁，还丢了日本驻阿根廷大使的官职。十五年后此书重版，作者在再版序言中慨叹：批评日本人在当时是个禁区，在“身为日本人，却说日本人坏话”、“混蛋”之类的打扰与威胁之下，他不得不屡次躲藏起来。前不久作家柏杨逝世，《丑陋的中国人》再度成为话题，带动了《丑陋的日本人》。笔者曾就此书在日本的影响请教一位日本朋友，他的回答很令我吃惊：从不知道有这本书。这位朋友是日本共同社的资深记者，见闻广博，他对此书的陌生很能说明问题。出于慎重，我又请教了一位在中国社科院访学的日本明治大学的教授，回答也是一样。比较《丑陋的中国人》在两岸三地、乃至海外华人圈轰动畅销的情形，不能不显出日本人的小气。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此我的感受很复杂。必须承认，日本人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国之心，在我们中国是少有的。看一看日本社会的安定富裕、整洁美观、秩序井然，不得不承认这一切都很自然。正是这种小气，彰显了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根性”。
比较一下中日两国对“国”的不同理解，是件有意义的事。两者最大的差异莫过于：前者是笼统宽泛的，后者是确定无疑的，由此反映了中日两国不同的国情与历史文化背景。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国”只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在“国”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天下”。这与中国幅员辽阔、多民族共处和册封体系中的宗主国身份有很大的关系。因此，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国”的话，那么它就是一个由许多国组成的“联合国”，类似今天的美利坚合众国。
从世界和平的角度看，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最容易上升为国际主义、人类主义，因为它最不排外。孔夫子早在两千年前就主张：“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何等的胸怀！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信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甚至连普通的百姓都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受制于这种文化心理，近代以降，即使是在严峻的民族生存危机下，极端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气候，而国际主义却大行其道。五四时期，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将爱国主义当做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
这种根深蒂固的天下意识，对中国人现代国家意识的形成无疑是一种障碍，加上中国内部存在诸多不安定因素（如军阀混战、种族冲突、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之类），更使中国人的现代国家观念迟迟得不到确立，故而缺乏凝聚力。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被外国人称为“一盘散沙”，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时代毕竟进入了现代，中国必须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否则连“球籍”都难保，而要完成这个历史使命，不能没有爱国主义的支持。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也赋以这种爱国主义合理的依据。千百年来，一种无形的文化向心力总是把全体中国人拢聚到一起，两条贯流中国全土的大河——长江和黄河，决定了中国必须是一个统一的大国，否则，一旦洪灾发作，没有力量能够对付。惟其如此，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客观地看，大一统也有它的好处，能够集中力量解决重大的灾难，对付突然的事变，做一些小国想做也无法做的事情。具体到个人，最实际的爱国，莫过于从自家做起，从脚底下做起，因此中国人的爱国，首先是爱族、爱乡。华侨在海外发了财，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的家乡，慷慨地捐款，办学校、建医院。孙中山当年感叹：中国人“有爱族、爱乡之心，而无爱国、救国之心”。其实，正是这种爱族、爱乡，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爱国的特色。
然而，在历史上的非常时期，爱族、爱乡常常与爱国发生抵触，甚至尖锐地冲突，这是令中国人最感悲哀而无奈的事了。历史上引狼入室的事情屡屡发生，吴三桂、汪精卫一类的人不绝如缕，而且还有种种奇怪的理论，从最激进的革命思想，如陈独秀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那段著名的话——
若中国之为国，外无以御侮，内无以保民，不独无以保民，且适以残民。朝野同科，人民绝望。如此国家，一日不亡，外债一日不止，滥用国家威权，敛钱杀人，杀人敛钱，亦未能一日获已。拥众攘权，民罹锋镝，党同伐异，诛及妇孺，吾民何辜！遭此荼毒！“奚我后，后来其苏”，海外之师至，吾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若其执爱国之肤见，卫虐民之残体，在彼辈视之，非愚即狂。
到最陈旧的观念，什么“攘外必先安内”、“远交近攻”、“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类，都表明了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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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一民族的幸运
然而对于日本人，日本国却是一个非常明确的概念，毫无争议的余地。这种明确性，是由日本孤悬大海，地理环境彻底孤立、民族高度单一，这样一种文化地理背景造成的。
虽然从种族起源考察，日本人并不见得就那么纯洁，它有马来、蒙古及中国大陆南方民族等复杂的血统。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就曾公开承认自己的祖先是中国人。日本的历史学家甚至还有跑到云南纳西少数民族地区去寻根的。但不管种族来源多么复杂，经过千百年与外界隔离，日本早已成为一个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单一的民族，东瀛列岛上惟一的少数民族——爱依奴人和少数东南亚移民，占全日本人口百分之一都不到，而且很大程度上已被同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历史上看，在16世纪海洋贸易来到之前，日本只与朝鲜、中国有过断断续续的往来，而到后来，德川幕府政权又利用地理上天然隔离的条件，实行过两百六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天然的孤立又被人为地孤立强化。正是这种孤立，使日本人产生了强烈的、异乎寻常的民族自我认同感和一体感，使他们在思维、行动方式上高度一致。
中外学者注意到，日本人的精神结构里，缺少一种超越的价值观，日本的民族宗教——神道，不具备佛教、基督教的普世性。关于这一点，日本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一书里说得很清楚：“神道的教义包含了可以称为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中两个压倒一切的特点——爱国心和忠义。”这与佛教的“普度众生”和基督教的“原罪拯救”的基本教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观念输入日本后，通常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受到暗度陈仓的改造，或者遭到无情的压制，前者典型地表现在佛教、儒教在日本化过程中逐渐变成非超越性的日本式的佛教和儒教，后者表现在基督教在日本惨遭弹压的悲惨命运。由于神道本质上的非超越性，只能在人种单一、地理孤立的东瀛列岛盛行，而无法传播到日本以外的地区。
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为什么缺乏超越的价值？外来的具有超越性的思想传入日本后为什么就会被消化改造，变成凝聚大和民族共同体的工具？答案其实很简单：东瀛列岛不具备产生超越性思想的文化风土与条件，就像公鸡不具备下蛋的条件一样。超越性思想的产生，有赖于开阔多元的地理空间背景和与之互动的文化背景，看一看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佛教、基督教、*教，还有中国儒家文化，都起源于多民族共居的广阔的大陆，就是一个明证，而日本却是一个孤立的岛国。
然而，种族的单一，国土的孤立，给日本带来相当的好处，使日本人的爱国变得单纯、实际、容易操作。既然是单一民族，当然不存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陌生感和戒备心，更谈不上种族之间的纠纷。这是一件何等幸福的事情！看一看当今世界上多少国家和地区被种族纠纷搞得焦头烂额，牺牲了多少生命，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还把仇恨遗留给下一代，就可以知道这一点。在人类诸多的冲突纠纷中，非理性的种族冲突是最令人绝望的一种，人类至今也没能找出解决问题的良策。日本能够免去这样的麻烦，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幸运的民族。
比较一下中日两国“现代化”的进程，事情就更清楚了。两国学习西方差不多起步于同时，日本只用了短短三十年时间，就完成了“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之路，步入世界列强，而中国姗姗来迟的“戊戌变法”则以失败告终，大清王朝气数从此断绝。这其中固然原因复杂，但同中国是个多民族的超大国家，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有极大的关系。其差别犹如大船与小舟，在历史的激流险滩中，小舟容易调头，大船免不了搁浅。大船上人杂，主意也多，保守的，维新的，革命的，你争我吵，结果错失时机。相比举步维艰的“戊戌变法”，日本的“明治维新”进行得何其顺利，一个“尊王攘夷”的口号，就把举国上下的意志统一起来，德川幕府也颇识时务，一旦知道自己失去了领导历史新潮流的资格，便知趣地“大政奉还”，回家养老去了。可见，明治维新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现代化”领导权的及时转移和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全民意志的高度统一，而这一切与日本是单一民族的岛国，拥有“万世一系”的天皇有极大的关系。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则是在满清皇朝的权力背景下发生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当初以铁蹄征服全中国，曾给汉族人民造成深重的创伤。而经过二百余年的统治，它本身又*到了极点。在革命派眼里，它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更不用说领导中国走富国强兵的近代化之路了；中国要富强独立，首先必须推翻这个*的异族政权。当时从事革命的志士，已经将满族朝廷排除在“中国”之外，正如陈天华在《狮子吼》里强调的那样：“本会之人，须知中国者，汉人之中国也。会规中所谓国家，系指四万万汉人之公共团体而言，非指现在之满洲政府，必要细辨。”结果，就在日本效仿西方列强，迅速实现社会体制的现代转型，走上富国强兵道路的时候，中国将宝贵的时间耗费在种族革命上。
骨子里的排外
由于缺乏人类意识、世界意识的精神基础，日本人的爱国心总是带着排外心，表现为彻头彻尾的岛国主义。这方面留日的中国学子有切身的感受。据实藤惠秀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记载：中国于甲午败战次年（1896年）向日本首批派出的十三名留学生中，其中四人抵日仅两三周就离校归国，因为受不了日本小孩子“猪尾巴猪尾巴”的嘲弄。鲁迅当年在仙台医专读书，考试成绩并不出色，142人中排名第68，还是引起日本同学的怀疑，认为是作弊的结果，于是又是写匿名信逼他忏悔，又查他的课堂笔记，还有更令鲁迅难堪的，就是课余时间放幻灯片，在日本同学“万岁”的欢呼声中，领教麻木的同胞围观给俄军当间谍的中国人被日本军人砍头的场面。这方面郭沫若更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因为娶了日本老婆，生儿育女，没少受白眼，有一次势利的日本房东不仅不肯租房子给中国学子，还恶意地以“*人”相讥，使他受尽屈辱。女作家凌叔华在一篇小说里，讲述日本白衣天使的“变脸”故事：一位叫蕙的中国少女因流感住进京都的一家教会医院，在那里得到看护小姐精心的护理和无微不至的关爱，鲜花、微笑、问候、祝福终日伴随，使她如沐春风中，日本国民性中向来为人称道的“人情美”，在这里有淋漓尽致的表现。然而，一份日中争端的“号外”，划出两副判然不同的面孔，东洋白衣天使露出了峥嵘的一面，中国少女从温暖的人情的天堂，一下子坠入冷酷的地狱。
日本人的这种排外，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凡是在日本生活过的老外，谁没有一点切身感受呢？租房、就业、考学，出入境登记，一切事情上都存在日本式的“内外”二重标准。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并且雄心勃勃地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进发，日本的新闻传媒整天嚷嚷国际化，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这是什么缘故？一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