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仔细瞧瞧吧！尽情领略一下日本的湖光山色吧。正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是辽阔的。从东北到西南，纵横二千七百公里，四周布满大小岛屿，三千米以上的高山，蜿蜒纵列一片，总面积三十七万平方公里。在这上面居住着创造了国民经济总产值占世界第三位的一点一亿人。这样一个日本……这个巨大的岛屿，现在，你还认为它真的会下沉吗？当真现在还相信，它在最近的将来，会发生迅速下沉的事吗？
这近乎神经质的发问，把日本人的生存危机感和对生存空间的渴望表露得无以复加。百岁老人委托的三位日本学界精英，对日本未来的命运分别预设了三种方案：第一，日本民族的一部分，在世界什么地方建立一个新国家；第二种，把日本民族分散到世界各地，归化到所在的那个国家里去；最后一种情况是，世界上哪一个地方都拒绝接纳，为此，他们设计了另一种极端的方案，那就是听其自然，以不变应万变，其中一位还声称，“也许这正是——日本人同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地方”。
然而这个极端的方案遭到了否定，百岁老人中气十足地对三位精英说：“假如‘日本’真的化为乌有了，也就是说，把日本从日本人中消失了，把日本人搞成无国籍的普通人了，那么，问题倒简单了。但，这是办不到的事。因为，文化和语言是有其历史渊源的。如果日本这个国家，日本的民族、文化、历史，都能同归于尽，那倒也干净利索，然而，日本民族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民族……还拥有极大的冲劲，这个民族的‘气数’还没有到头哩……”
东方“犹太人”（2）
令人悚然的是，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读这本书，就可发现，书中的许多期望和预测后来都变成了现实！作者当时对日本经济未来发展的构想是：日本垄断资本应当往发展中的国家渗透，实行迁厂和对外投资，同美国、欧洲共同体竞争，将日本作为“亚洲工厂”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请注意以下的文字——
官房长官在答记者问时说：“不管怎样，日本经济不同海外联系，就无法维持了。整个日本社会似乎已经到了如果不飞向世界，不飞向海外，不到外面寻找为人类做些贡献的新工作，就寸步难行的时候了。如果再陷在国内事务中，不能自拔，那就只会自己害了自己了。”
一家杂志在分析了国内形势之后这样说道：“‘国家’变成了从前的‘家’，世界变成了从前的‘集体’。为日本民族的健全发展着想，今后，日本也应把国内事务交给妇女和老人，男人都飞向海外，把自己锻炼成新时代的‘世界的大人’。”
读着这些文字，想一想当今遍布东南亚各国乃至全世界的日本企业商社，日本本土的“企业空洞化”现象，想一想世界各大城市里无处不在的日本产品的广告，想一想中国众多家庭所拥有的“松下”、“日立”牌的电器产品，想一想日本与美国、欧洲的持久不断的贸易摩擦和日本产品强劲的竞争力，想一想日本以金元为后盾，派兵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并正在努力变成政治大国，真使人毛骨悚然。听听那首当时流行很广的、仿照昭和初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煽动侵略中国而谱写的歌曲吧：
动荡扶桑岛，实在住腻了，你走我也去，成群朝外跑。
歌中所唱的，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现实的真实写照吗？看一看蜂拥而出、到国外寻找发展空间的日本企业，就足够了。“从前军队，现在商社”，日本公司社员经常挂在嘴上的这句得意的口头禅，不也恰好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吗？以前用武力没有达到的目的，现在用经济的手段都达到了。东瀛列岛并未沉没，向外扩张倒是变成了事实。
日本不愧为是一个善于化逆境为财富的民族，他们由频繁的地震培养出无以伦比的建筑才能，日本高层建筑的抗震性能是世界一流的，东京的地铁，其规模和密度之大超过欧洲；他们由资源贫乏、领土狭窄发展出先进的加工技术，日本的汽车、照相机和电器产品，总能以青出于蓝的优势击败对手，在国际贸易中立于不败之地。这一切，正如《日本沉没》的作者自诩的那样：“从某种意义来说，每经历一次地震和战争的灾难，特别是大灾大难，日本的面目就为之焕然一新，从而大踏步地前进一步。”
五、“*”
二十年前，日本列岛又响起“狼来了”的惊呼声，这头狼来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使日本人感到了威胁：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将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现有的经济秩序还能维持吗？日本还能保住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吗？
1990年5月，一个名叫村井友秀的大学副教授在日本一家颇有名气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此公对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和国防战略变化深感不安，认为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耸人听闻的声称： “中国人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战国时代模式’，即强者成为霸主并统治世界。”此公还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日本和中国都是东亚地区的大国，具有给邻国施加影响的能力，它们正在摆脱对美苏力量的依赖，转而进行面对面的接触并明确双方的上下位置关系，因此日本和中国若同时对第三者施加影响，就很可能发生冲突。中国对已在走向政治大国的日本是一个潜在的大威胁。”
这种“*”在日本近二十年来不绝如缕，引发一轮轮“日本沉没”的忧思。新版大片《日本沉没》人气火爆，日本陆沉的时间由小说原著的三百天之内，缩短到九十天之内，形势迫在眉睫！值得注意的是，此番中国成了日本想象的“灾源”。据《平成三十年》一书的预测，到2018年，日本的经济将极度萎缩，曾经多达六十万家的建筑公司只剩三家，除了修路别无事情可作，日本在制造业、医疗和保健业的地位完全被中国取代，长江中游沿岸住着五万名无力在本国生活的日本移民。这种惨状在《日本封印》中有更严重的描写：日本因秘密开发军事卫星激怒了美国，中美两国联手对付日本，中国要求日本交还冲绳，中国和美国还对日本实施封锁，并将大批难民输入日本，企图占领这个岛国。日本一位研究所的所长还有更离奇的说法：中国的崛起将影响日本人的基本生活，中国对食品的巨大需要将占领国际市场，使日本出现粮荒副食荒，十几年后，普通的日本家庭很可能再也吃不上他们喜爱的生鱼片和寿司等。凡此种种，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宣扬同一个意思：中国的崛起，导致了日本的“沉没”。
凡此种种，究其实质，其实不过是自私阴暗的岛国心态的反应。纵观近代历史，从鸦片战争直至今日，日本对中国的发展始终抱有警戒之心，想尽一切方法加以扼制。事实上，他们已先后两次成功地阻遏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次是1895年，日本海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之后割让台湾，巨额索赔，中国从此一蹶不振；另一次是上世纪30年代中期日本对中国的大举侵略，其时中国近代化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正待起飞，却被这股力量无情截断，使中国陷于战乱的深渊。现在，就在历史给中国提供第三次机会的时候，日本跳出来叫嚷“中国威胁”，其目的昭然若揭。日本最不喜欢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强大。他们希望的，是一个不死不活、勉强维持、停滞不前的中国。读一读明治维新的*、大军阀山县有朋面对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讲的一番话，一切就清楚了——
日本不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皇帝，日本更不希望中国有一个成功的共和国。日本所希望的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中国，一个受日本影响的弱皇帝统治下的弱中国，才是理想的国家。
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应当牢牢记住这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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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与“突发”
生活在南方沿海城市的人，一定知道台风的厉害。那是何等的狂暴肆虐，摧枯拉朽，一片天翻地覆的景象！然而，在台风来到之前，或者过后，往往是出奇的平静，平静得仿佛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如果一个民族的性格就像台风，你会作何感想？
碰巧的是，一个名叫和辻哲郎的日本著名学者在他的《风土》一书里，就将日本人的性格比喻为台风。按照他的看法，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中包含了忍耐和突发两种倾向，这是由东瀛岛国特有的地理风土条件造成的：日本地处寒热带交界处，有强烈的日光照射和丰沛的雨水，但不像南亚一带一年四季处在热带阳光雨林的淫威之下，单调而无变化；它有北国凛冽的寒风和冰雪，但又不像北欧那样一年到头同样的寒冷，使人感觉迟钝。正是这种地理条件，培养了日本人特有的热寒带二重性格，犹如冰雪中挺立的竹子，具有柔韧的弹性和应变性，既热烈又沉静，既忍从又反抗，热烈中包含着沉静，忍从中包含着反抗，它“既不是单纯地感情横溢，也不是单纯地感情持久，而是丰富地流出，变化中有静静的持久。”
这位学者还指出：日本人的性格中还有季节性和突变性，它不固执，犹如樱花的开与谢，在反复发生的忍从的各个瞬间中，包含着突发的反抗，但在反抗中由于自身的变化又会自暴自弃；所以又可以将它称作“急性的、决断的忍从”。
这些听起来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说法，至少在现象上，很到位地把握了日本人性格微妙的脉搏，不愧为一位一流日本学者对本民族的灵魂血液设身处地的体察和表达，外国的“日本通”无论怎样高明，很难达到这种境界。
无疑，和辻哲郎完全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评价这种性格的，他写这本书时，正是日本自我膨胀、自大自恋发展到极点的上世纪40年代。此公只看到了台风性格美妙的一面，对其可怕的另一面则视而不见，这一点不奇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然而，通过一位日本一流学者的这种自画自赞，人们可以更加确认：日本是一个情绪型的民族，感性有余而理性不足，精神结构中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缺陷；当年，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定日本人在精神年龄上“只是个十二岁的小孩”，恐怕与这种台风性格不无关系。
台风性格的最基本特征，正如和辻哲郎所言，就是“忍耐”与“突发”，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具体的条件而发生转换。忍耐，意味着能量的积蓄，积蓄达到一定程度，自然要求释放；然而，由于日本社会强大的节控机制，这种要求一再受到压抑，惟其如此，一旦发作起来，就格外的厉害。日本社会很多不寻常的事件，如剖腹、情死、讨仇之类，日本军队在对外侵略战争中匪夷所思的残忍行为，都可以从这种压抑机制中找到答案。
这种台风性格，可以在日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得到印证。
喜怒无常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脸就像日本的天气，说变就变。”在东京时，常听中国留学生这样抱怨，就自己的经验而言，也相当真实。
记得在一家酒吧打工时，常为这种事情束手无策：几分钟前还在夸你如何能干的老板娘，突然沉下脸来，说你这也干得不对，那也干得不对；还有，顶头上司的山本动不动就跟你板脸，好像欠他多还他少似的，可是一高兴，又同你亲热得不得了，简直叫人莫名其妙。有一次闲聊，我问起他的脾气，山本吐了直言：他的情绪变化非常快，连自己都控制不了。
西方传教士无法理解这种事情：对下人一直很和蔼的主人，为了某件不可饶恕的冒犯，有一天突然就把下人杀了，事先一点迹象都不透露。电影《人证》里，道貌岸然、风度幽雅的母亲不动声色地杀死了从美国远道而来认她的亲生混血儿子，看了叫人毛骨悚然。我们中国人一般把这理解为日本人性格中冷酷的一面，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
以前读郁达夫评传，为其中一件事纳闷：郁达夫在东京留学时结交了日本进步作家佐藤春夫，郁对佐藤十分崇拜，执弟子礼，佐藤对郁也很欣赏，他们的交情之深，达到了郁可以随时上佐藤家登门拜访的程度。然而，佐藤突然就翻了脸，写文章骂郁达夫，还在一篇内容拙劣的剧本中对他进行影射，郁达夫十分惊异，并且愤怒，写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予以回击。传记作者从中日关系的恶化来解释这件事，将此归结为佐藤歧视中国的民族偏见和殖*义思想。这自然不差，但问题似乎不是那么简单，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