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人- 第1部分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1）
这是一本解读日本人文化性格的书。
　　书名《暧昧的日本人》，是受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启发。在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大江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与前辈诺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美丽的日本的我》唱反调。大江站在普世的价值立场，对近代以降日本的历史进程作了深刻的反思，其中这样论述到：“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大江揭示了一个事实：在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日本以“脱亚入欧”始，以“非欧非亚”终，最后成为没有归宿的世界孤儿，可谓目光如炬。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陷于如此尴尬的困境？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又是怎么形成、并且缠住日本的？大江主要是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论述问题的，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切与日本的文化传统紧密缠绕。在我看来，是日本文化本身的“暧昧”，造成日本历史处境的暧昧。
　　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的罕见。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在描述过西方人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他这样概括——
　　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的。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本尼迪克特依据西方的“罪文化”，将这一切现象归究于日本的“耻文化”，在此基础上展开严密的逻辑推理，绕足了圈子，给人一种背舟过河的笨重感。这也难怪，作者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能对日本文化作出这样的概括，已属难得，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岛国单一民族无以伦比的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是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　最好的txt下载网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2）
追根溯源，这与日本文化的特殊构造有密切的联系。由于文明起步较晚，日本文化在尚未发育成型的时候，就遭遇中国大陆先进文化的覆盖，固有的原始性与外来的先进性结合，形成一种非驴非马的“杂种文化”。日本实用性地消化了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土著性、野蛮性，于是形成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却无一脉相承的道统；前者造成大和民族超常的凝聚力，表现为绝对的集团主义，后者导致日本文化的灵活性，表现为思维的相对主义，日本文化种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藉此而生。周作人有一番话，揭示日本文化的二重性：“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可谓力透纸背。明眼人可以看破：日本纵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洲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入欧，时而脱欧入亚，一切都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暧昧，其实是明确到极致的表现。
　　若将这一切还原到东瀛岛国特殊的地理风土，事情就更清楚了。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孤悬辽阔的海洋，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主属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台风等天灾，培养出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这种特殊的地理文化风土，无疑是造成日本文化“暧昧”的终极性因素。
　　——以上是《暧昧的日本人》的内容梗概。
　　《暧昧的日本人》1998年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十多家报刊媒体予以报道。我个人接到了多封读者来信，对此书表示赞赏，甚至还有将它与《菊与刀》相提并论的。前《每日新闻》驻京记者、东海大学教授辻康吾先生在东京读到此书后，辗转打听到我的国内地址，通过越洋电话与我交流，还亲自到北京与我切磋，商谈翻译事宜。辻先生认为：此书摆脱了中国人认识日本一贯的“为友好而友好，为批判而批判”的框框，比较真实客观地讲述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这些都很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向缺乏自信的我，不曾想到此书会有如此的轰动效应，作为一名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我知道这本书的分量。公平地说，初版《暧昧的日本人》对日本生活的观察、对日本文化的感悟虽不无独到之处，但学养的匮乏，思辨的不足，文字表达的粗糙，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如此，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还是不可小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出国狂潮的裹挟，我来到日本，一住就是四年。其间当过清扫工、应侍生、售货员，在东京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在画廊兼过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体验了异域生活的辛酸与激动。四年的留日生涯，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一种全新的人生经验与眼光，中日两国文化表层的相似、深层的差异在我眼前次第展开，这些都为《暧昧的日本人》诞生埋下伏笔。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3）
写到这里，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1989年春赴日之前，我对日本的知识可以说近于零，连日语都是到那儿以后才学的。奇妙的是，一到日本，我就很有感觉，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记忆被激活的感觉，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和亲切。后来我发现，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地缘文化学的根据。幅员辽阔的中国与日本地理风土最接近的那一部分，是江浙，中国的日本通，大半都出在江浙：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戴季陶、夏丏尊、丰子恺、陶晶孙……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字来。还有一个名叫徐志摩的浙籍大诗人，是留学欧美的，与日本素无渊源，满脑子的“康桥”、“翡冷翠”，然而一次陪同泰戈尔短暂的访日，使他灵感四溢，写出十八首烩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将东瀛女子的温柔妩媚演绎得栩栩如生，无疑是得力于地缘的纽带。作为同乡，我不敢与这些名家相提并论，更不敢以日本通自居，但那种共通的感觉，却是可以体味到的。
　　1993年春，我带着十几箱日文图书回国，开始反刍四年的东瀛生活。奇妙的是，在阅读有关日本文化书籍的过程中，许多当时没有明确意识或者感到困惑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零散的、感性的印象上升为整体的理性的思索。我陆续写出几十篇散文随笔，在《南方周末》、《中国科技报》、《萌芽》、《美文》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数年后，一位来自广东的书商找上门来，约我写一部关于日本人的书，正合我的心意。经过九个月的努力，便有《暧昧的日本人》问世。
　　写完《暧昧的日本人》之后，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留日文学，此举是为了探究近代以降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通过大量阅读作品，我发现：这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人，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总是隔一层。这种描写必然误导民众对日本的认识，然而这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的一部分。在这种非理性的想象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蹶屁股行礼的谦谦君子。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在这样背景下，个别知日家冷静的眼光不能不显得格外可贵，遗憾的是，他们对日本的真知灼见往往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
　　2005年，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的重要转折关头，几家出版社约我重版《暧昧的日本人》，给了我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书稿经过较大幅度的修订，于2005年9月出版（金城出版社），次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繁体字版。再版的《暧昧的日本人》在保持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时，增强了学理性，融入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底蕴。2007年8月凤凰卫视读书频道就《暧昧的日本人》作了专题介绍。
　　《暧昧的日本人》再版后，一晃五年过去，这段时间我主要精力用于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研究，出版了《看不透的日本——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两部著作。在中日比较文化、中西比较文化的开阔视野中，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我发现，有两种观念深刻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个是大中华主义，一个是大西方主义。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4）
“大中华”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有心态，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具体到日本，就是认定日本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模仿，日本的一切中国古已有之。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是汉代的，这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借，但是如果仅仅只看到这些就很危险。事实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非常不靠谱，甚至连日本的确切位置，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种局面，直到西力东渐，日本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开始给中国造成麻烦时才有所改变。甲午一战，蕞尔岛国的海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人这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轻视，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此时的中国，虽然对日本刮目相看，骨子里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在许多人眼里，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投石问路的工具，变法图强的现成样板。
　　比起“大中华”，“大西方”情况要复杂得多。作为天朝上国，中国对西方的“蛮夷”原本也不放在眼里。但晚清七十年，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西方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先进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古老的中国遭到惨败，不得不从“中体西用”转向“全盘西化”，大西方主义从此长驱直入。
　　然而，“大西方”的登场，并不意味“大中华”的销声匿迹。西方列强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师父与强盗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国对它们的态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来讲，在追求文明进步、批判落后的封建制度与传统文化时，中国人是向“大西方”看齐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负压迫时，则情不自禁地“大中华”起来。近代以降中国看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