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暧昧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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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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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1)
这是一本解读日本人文化性格的书。
  书名《暧昧的日本人》,是受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启发。在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奖仪式上,大江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与前辈诺奖得主川端康成的《美丽的日本的我》唱反调。大江站在普世的价值立场,对近代以降日本的历史进程作了深刻的反思,其中这样论述到:“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大江揭示了一个事实:在西方现代性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日本以“脱亚入欧”始,以“非欧非亚”终,最后成为没有归宿的世界孤儿,可谓目光如炬。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陷于如此尴尬的困境?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又是怎么形成、并且缠住日本的?大江主要是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论述问题的,换一个角度看,这一切与日本的文化传统紧密缠绕。在我看来,是日本文化本身的“暧昧”,造成日本历史处境的暧昧。
  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的罕见。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在描述过西方人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他这样概括——
  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的。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
  本尼迪克特依据西方的“罪文化”,将这一切现象归究于日本的“耻文化”,在此基础上展开严密的逻辑推理,绕足了圈子,给人一种背舟过河的笨重感。这也难怪,作者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能对日本文化作出这样的概括,已属难得,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但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岛国单一民族无以伦比的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是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 最好的txt下载网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2)
追根溯源,这与日本文化的特殊构造有密切的联系。由于文明起步较晚,日本文化在尚未发育成型的时候,就遭遇中国大陆先进文化的覆盖,固有的原始性与外来的先进性结合,形成一种非驴非马的“杂种文化”。日本实用性地消化了中国文化及印度文化,骨子里依然保持着土著性、野蛮性,于是形成一种奇特的文化景观:有万世一系的皇统,却无一脉相承的道统;前者造成大和民族超常的凝聚力,表现为绝对的集团主义,后者导致日本文化的灵活性,表现为思维的相对主义,日本文化种种自相矛盾的现象藉此而生。周作人有一番话,揭示日本文化的二重性:“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道教,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得到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可谓力透纸背。明眼人可以看破:日本纵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洲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入欧,时而脱欧入亚,一切都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暧昧,其实是明确到极致的表现。
  若将这一切还原到东瀛岛国特殊的地理风土,事情就更清楚了。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孤悬辽阔的海洋,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主属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台风等天灾,培养出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这种特殊的地理文化风土,无疑是造成日本文化“暧昧”的终极性因素。
  ——以上是《暧昧的日本人》的内容梗概。
  《暧昧的日本人》1998年初版(广东人民出版社),在国内外引起较大反响,十多家报刊媒体予以报道。我个人接到了多封读者来信,对此书表示赞赏,甚至还有将它与《菊与刀》相提并论的。前《每日新闻》驻京记者、东海大学教授辻康吾先生在东京读到此书后,辗转打听到我的国内地址,通过越洋电话与我交流,还亲自到北京与我切磋,商谈翻译事宜。辻先生认为:此书摆脱了中国人认识日本一贯的“为友好而友好,为批判而批判”的框框,比较真实客观地讲述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这些都很出乎我意料之外,一向缺乏自信的我,不曾想到此书会有如此的轰动效应,作为一名社科院的研究人员,我知道这本书的分量。公平地说,初版《暧昧的日本人》对日本生活的观察、对日本文化的感悟虽不无独到之处,但学养的匮乏,思辨的不足,文字表达的粗糙,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如此,对于我来说,它的意义还是不可小觑。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受出国狂潮的裹挟,我来到日本,一住就是四年。其间当过清扫工、应侍生、售货员,在东京大学当过访问学者,在画廊兼过职,接触了形形色色的日本人,体验了异域生活的辛酸与激动。四年的留日生涯,给我的最大收获,是一种全新的人生经验与眼光,中日两国文化表层的相似、深层的差异在我眼前次第展开,这些都为《暧昧的日本人》诞生埋下伏笔。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3)
写到这里,可以引出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1989年春赴日之前,我对日本的知识可以说近于零,连日语都是到那儿以后才学的。奇妙的是,一到日本,我就很有感觉,冥冥之中仿佛有一种记忆被激活的感觉,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熟悉和亲切。后来我发现,这种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而有地缘文化学的根据。幅员辽阔的中国与日本地理风土最接近的那一部分,是江浙,中国的日本通,大半都出在江浙: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戴季陶、夏丏尊、丰子恺、陶晶孙……可以开出一大串名字来。还有一个名叫徐志摩的浙籍大诗人,是留学欧美的,与日本素无渊源,满脑子的“康桥”、“翡冷翠”,然而一次陪同泰戈尔短暂的访日,使他灵感四溢,写出十八首烩炙人口的《沙扬娜拉》,将东瀛女子的温柔妩媚演绎得栩栩如生,无疑是得力于地缘的纽带。作为同乡,我不敢与这些名家相提并论,更不敢以日本通自居,但那种共通的感觉,却是可以体味到的。
  1993年春,我带着十几箱日文图书回国,开始反刍四年的东瀛生活。奇妙的是,在阅读有关日本文化书籍的过程中,许多当时没有明确意识或者感到困惑的事情变得清晰起来,零散的、感性的印象上升为整体的理性的思索。我陆续写出几十篇散文随笔,在《南方周末》、《中国科技报》、《萌芽》、《美文》等报刊杂志上发表。数年后,一位来自广东的书商找上门来,约我写一部关于日本人的书,正合我的心意。经过九个月的努力,便有《暧昧的日本人》问世。
  写完《暧昧的日本人》之后,我开始研究中国现代留日文学,此举是为了探究近代以降中国人日本观的变迁。通过大量阅读作品,我发现:这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人,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总是隔一层。这种描写必然误导民众对日本的认识,然而这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的一部分。在这种非理性的想象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蹶屁股行礼的谦谦君子。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在这样背景下,个别知日家冷静的眼光不能不显得格外可贵,遗憾的是,他们对日本的真知灼见往往淹没在历史的尘烟中。
  2005年,值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中日关系处于“政冷经热”的重要转折关头,几家出版社约我重版《暧昧的日本人》,给了我一次弥补遗憾的机会。书稿经过较大幅度的修订,于2005年9月出版(金城出版社),次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繁体字版。再版的《暧昧的日本人》在保持知识性、故事性、趣味性的同时,增强了学理性,融入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显示出一定的学术底蕴。2007年8月凤凰卫视读书频道就《暧昧的日本人》作了专题介绍。
  《暧昧的日本人》再版后,一晃五年过去,这段时间我主要精力用于中国近代留学生文学研究,出版了《看不透的日本——中国文化精英眼中的日本》、《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两部著作。在中日比较文化、中西比较文化的开阔视野中,我对日本文化的认识逐步深入。我发现,有两种观念深刻制约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一个是大中华主义,一个是大西方主义。

暧昧的日本人  前言(第三版)(4)
“大中华”是泱泱大国的中国人面对外部世界的一种特有心态,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具体到日本,就是认定日本的一切都是对中国的模仿,日本的一切中国古已有之。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是汉代的,这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借,但是如果仅仅只看到这些就很危险。事实上在近代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对日本的了解非常不靠谱,甚至连日本的确切位置,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种局面,直到西力东渐,日本明治维新初见成效,开始给中国造成麻烦时才有所改变。甲午一战,蕞尔岛国的海军重创大清帝国的北洋水师,中国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人这才开始睁眼看日本,对日本的态度,由历来大而化之的轻视,一变为急功近利的关注。此时的中国,虽然对日本刮目相看,骨子里的文化优越感依然如故,在许多人眼里,日本充其量不过是中国投石问路的工具,变法图强的现成样板。
  比起“大中华”,“大西方”情况要复杂得多。作为天朝上国,中国对西方的“蛮夷”原本也不放在眼里。但晚清七十年,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西方船坚炮利及其背后的先进文明咄咄逼人的攻势下,古老的中国遭到惨败,不得不从“中体西用”转向“全盘西化”,大西方主义从此长驱直入。
  然而,“大西方”的登场,并不意味“大中华”的销声匿迹。西方列强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师父与强盗的双重角色,决定了中国对它们的态度是既崇拜又排斥。一般来讲,在追求文明进步、批判落后的封建制度与传统文化时,中国人是向“大西方”看齐的,而在反抗西方列强的欺负压迫时,则情不自禁地“大中华”起来。近代以降中国看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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