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的降低，该秩序就可能解体。如果该秩序的领导者是在战争时期遭受重大挑战，那么该秩序的解体可能会更快一些，如果一个新兴国家是在和平间歇期发展成为领导者，那么该秩序的解体可能较慢。最好的情况是主导权的和平转移，像英国与美国那样。
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大国。就国际体系而论，即使在面临列强瓜分蚕食、力量严重衰落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的大国地位也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在半壁江山沦陷后的４０年代，其国际地位甚至还能上升到世界四强，就说明了这一点。没有谁能够单独吞下它，大国联合起来干干净净地吞下它，也不可能。在当时的国际体系中，中国作为一个〃有问题的大国〃，一直是体系内部紧张和不安定的因素，也是体系变迁的原动力之一。
伴随中国力量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大国道路，中国同当今国际体系的关系，自然便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重大课题。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正处于一场将持续相当长时期的辩论的中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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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3）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期，这个大国面临着对其身份的焦虑。渴望肯定的情绪变得非常强烈。青春期的敏感伴随着对力量的自我感知，从而造成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情景。在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理性的呵护和关照。在笔者看来，理性的反应是不陶醉于力量，不停留于力量，而是把眼光从力量上转移开，对力量作出反思。
因此，就需要在更为宽广的视野中为中国的崛起定位。根据对世界权力兴衰的回顾，中国的崛起将意味着形成一个以中国为领导者或领导者之一的世界秩序，中华文明成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文明，并且对于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提出令人信服并被普遍接受的解决方案。用这个目标来衡量，中国很显然还处在国家生命周期的初级阶段。
由于学养、学力的不足，该书中一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欠缺，作者希望得到各界方家的指教。在本书写作过程中，从许多学者那里吸取了很多有价值的知识，使我与这个、那个知识谱系建立起了联系，在此我要对所有这些学者表达诚挚的敬意。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辛的事业。有所创见更属不易。我要向本书援引过的所有学者，包括那些我对他们提出过批评意见的学者，表示真诚的感谢。我更要向那些大师们致敬，高山仰止，景行景止。那些大师们所达到的清澈、澄明境界，也许我永难企及。
在这里，恕我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只特别举出我一直奉作精神导师的两位学者，他们是###，吴敬琏。自从９０年代初期来到北京，我就与###先生结为了〃忘年交〃，在我眼里，他乃是当今圣人。吴敬琏先生的学问人格，素为晚辈敬仰。我在香港大学访学期间，吴先生来港出差，他专就本书约我深夜长谈，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看到先生从书稿中摘出的那些需要修改的段落和句子，我感受到的不只是尊敬和感激，还有震惊和汗颜：震惊于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为文稿中存在如此多的错误而感到羞愧。
一些章节曾经在不同的场合传阅过。北京大学外交系主任叶自成教授在一次学术会议上纠正了本书第七章中的一个重要错误，向他表示感谢。我国资深外交官王禺生大使审阅了第十二章，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他们的学识、经验使我受益匪浅。
黄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我们就该书的主题进行过多次交流，从他那里我总是能够得到教益和鼓励。本书能够写完，还要感谢我多年的挚友，《南风窗》北京办事处主任何江涛先生。是他的热情倡导和不断激励使我坚持了下来。我庆幸有这样的君子之交，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有他们这样一些无私的朋友，也许我走的将是另外的路子。真挚的友谊是我们风雨中的慰籍，激励我们进取，因此永远值得我们珍惜。
我要向我供职单位的同事们表示感谢。本书导论等个别章节曾经在《中国经济时报》摘要发表过，这里我要对编发这些章节的编辑，社评部主任柏晶伟和长期负责国际报道的要闻部副主任陈昕晔，表示谢意。
张剑荆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日于北京昌平白庙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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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崛起定位（1）
导论：为中国崛起定位
历史总是充满着神秘和奇迹。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因为走向统一而使全球体系尤其是地缘形势发生革命的时候，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一个传统大国因其近２０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也正在崛起为全球大国。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在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发生的两个巨型国家的迅速成长的事实，再次唤起人们对于这个大陆历史上作为历史中心而伴随的无数战争、人民苦难和希望与失望交织的众多革命的记忆。假如我们目前谈论的事件在若干年后都变成了事实，那么，未来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将会把我们这个时代称做一场持续性革命的中点来对待。
那么，我们该如何在世界历史及其转型的架构下评论中国的崛起？中国崛起有什么世界历史意义？
首先，正如我们前面所述，世界历史向全球主义的转型是当代最显著的历史潮流。尽管〃历史终结论〃存在着内在的缺陷，但是向着后历史世界的转型，是得到广泛支持的关于人类未来的描述。欧洲的崛起就体现着这股潮流。而对于中国的崛起，则认为是属于传统形态的强国之路。在海外不少观察家看来，中国的崛起正是最强大的〃历史世界〃对〃后历史世界〃的挑战。不少人把中国的崛起比做德国１９世纪那种形态的崛起。
这种分析模式，构成了海外###的内在根据。海外对于中国的不信任，战略家们提出的遏制中国的各种政策，基本上都基于这样的想法。比如美国新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唐纳利，在２００３年５月份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布什主义面临着的两大任务：一个是铲除恐怖主义，一个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他认为，重要的是要阻止两者的结合。唐纳利谈到中国的转型时说：〃人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及其盟国能够'遏制'住中国的勃勃野心，能够帮助它进行从共产主义到民主的转变，从一个国际局外人到一个满足于在自由的国际秩序中生活的国家的转变。〃这种观点是有代表性的。
无论是否同意这种〃中国叙事〃，事实是，它们构成了中国崛起的舆论环境。它们的真实性姑且不论，但是，它们确实是事实，〃主观的事实〃。
实际上，中国自从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以后，就开始了〃新的长征〃，即向着市场社会的长期转变进程。从市场经济扩张的历史来看，中国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后一个大市场。因此，中国在１９９２年选择市场经济模式，可以认为是市场经济扩展在地理上达到了其最后的边界，套用〃终结论〃，或许可以说中国选择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终结。当然，市场经济不是孤立的经济现象，它是一种蕴含着一系列制度、文化的文明体系，选择市场经济，意味着选择了一种文明形态。
尤其是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这种向着全球共识转变的趋向更加明确了，速度也在加快。我们可以期望，中国崛起将成为推动全球主义转型的积极力量。
其次，中国崛起将引起欧亚大陆重大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将成为欧亚大陆上新的地缘枢轴。
在欧亚大陆东部，存在着一个〃中国斜坡〃（类似于戴维·兰德斯的〃欧洲斜坡〃），即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从西部和北部，向东部和南部的倾斜，越向东，经济越发展，政治上的分量也越重。中国近代面临的主要挑战，也来自于东部和南部。中国近代的朝贡体系中主要的朝贡国，分布在斜坡的下端，在朝贡体系解体中，也首当其冲。有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一差异：〃应该注意到，这里存在对中华观的共有以及对它的夺取（小中华的形成），在这些国家里不单单有对它的受容，也存在抵抗和自立的过程。而俄国与中国的关系却与此不同，它对中国产生影响，与之进行互市交易（对等性交易）。这表明西北部边缘地区的朝贡关系与中国与之东方诸国的关系不同〃１３。虽然近代俄国也构成了中国的外患，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央当局采用联俄的政策，比如１９世纪后几年的〃联俄制日〃就很典型。１９４９年以后的最初１０年间，外交政策更是〃一边倒〃。直到目前，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地区，仍然是这个斜坡的下端，如台湾问题。中国仍然要借俄国的力量来解决斜坡下端的问题。
随着中国崛起，斜坡下端的问题也势将更为突出。比如舆论十分关注的〃大中华经济圈〃，长期看将构成重大的地缘政治经济问题。但是，中国崛起引起的地缘问题，不只是再局限于斜坡的下端，而是趋向于更加平衡。该斜坡上端的问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原因正在于：中国崛起对于中亚、俄国的影响将会增加。
这样，中国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枢轴。这种地理位置，在目前的世界大国中是很少见的。而这一地缘形势，意味着中国被卷入两个世界的冲突之中。东部被认为是发达的〃后历史的世界〃，西部是落后的、动荡的〃历史世界〃，中国将不得不同时面对这两个世界，这使中国的转型面临着特殊的难题。这种地理难题，类似于１９世纪的德国。中国将成为世界各种力量争夺的中心，成为全球主义转型的地缘枢纽。或许可以用麦金德的话来描述这种境况：维持了这个枢纽的稳定，就维持了世界的稳定。
第三，中国崛起将具有文明史意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史上朝贡体系中的国家共同分享着这一文明。之所以形成这样的局面，是因为中华文明提供了解决群体生存中面对的各种问题的办法。这构成了她的软力量。然而随着中国的衰微，中华文明也相应地失去了吸引力。在近代整个转型过程中，中华文化曾节节败退，无法应付接踵而至的问题。
为中国崛起定位（2）
伴随中国的崛起，中华文明面临着复兴的机遇。
在以往的年代中，文明都是有地域局限的。它们是在回应来自内部的挑战过程中产生和发展的。全球化转型则需要回应全球化问题的挑战，这为各种文明都提供了机遇。一种文明有没有未来，依赖于这种文明能否为全球性问题提供解决办法。这就类似于工程招投标，谁能中标，不是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在方案的竞争中决出的。中华文明在这轮角逐中，是不是能够胜出呢？
无论答案是什么，有一个判断可以做出：中国崛起不只是物质力量的崛起，而且是文明的崛起。如果没有文明的崛起，中国崛起即使成功，也只是短暂的。而中华文明在信息时代、全球化时代和欧洲革命时代的崛起，意味着中华文明一定要成为普世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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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曾经是世界的中心吗？
第一章 大转型：通过〃历史三峡〃
台风正在狂吹，谁能用勉强的方法阻止？谁能借怀古之幽情来挽回？
——殷海光《中国文化展望》
中国的一些学者刻意渲染这样一个观点：直到１８２０年，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这个论点在西方学术界也很有市场，他们把１５００年作为欧洲超过亚洲的起点。比如，拜罗克和弗兰克就认为，１８００年时，中国遥遥领先于欧洲２。中国以及亚洲、拉美等国家的落后，是西方殖民剥削的结果。
实际上，被学者们一再援引为权威作家的麦迪逊对于上述说法，是持批评立场的。他把上述说法称之为〃有时被当做事实的离谱的想象〃，而他则认为，真正的事实是：１１世纪是西欧经济开始上升的转折点。他援引戴维·兰德斯的话说：〃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欧就已经富裕了，即与那个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相比是富裕的。它们的财富是数世纪以来缓慢积累的结果。这种积累依次依赖于投资、对欧洲之外的资源和劳动的利用以及重大的技术进步。它不仅发生在物质产品的生产方面，也发生在它们的交换和分配的组织及融资方面。似乎显然的是，从１０００年到１８世纪的近千年时间里，人均收入经历了显著的增长……很可能是三倍的增长。〃而拜罗克则为了证明自己坚持的观点……〃富裕国家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化〃……而〃捏造了数据〃。
麦迪逊指出，中国从１４世纪开始，就处于长期停滞的状态。到１９世纪，超过１／４的ＧＤＰ仍然来自传统的手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