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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桑也在州里上中学，许多时候我们结伴回河源。我们骑马，他步行。格桑的银质嵌珠的箍辫圈在阳光下闪着亮光，牛皮腰带上的护身佛盒、腰刀、腰包随着走路的节奏叮当作响，很是悦耳。
格桑越走越慢，看样子已经走不动了。我让他跟我同骑一匹马，他红着脸摇摇头。我说我走路，你骑马。他还是摇摇头。我就和江果合骑一匹，让格桑单独骑一匹。格桑骑在马上，力气又回到了他的身上，他就开始扯着嗓子唱歌。他用藏语唱。唱的全是情歌。好像在这一带的草原上，除了情歌再没有别的歌好唱了。格桑以为我们听不懂，其实那意思我大概听得明白。有些歌还真让我脸红心跳。现在想起来，那几年真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但是上了高中我们就和格桑分开了。我们还在以前的学校，格桑却转到民族中学去了。后来，我们就很少一起结伴回河源了。不仅仅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主要是我们渐渐长大了，懂得了一些东西，不好意思结伴而行了。
没有了格桑的陪伴，母亲担心我们路上会出什么事。我们毕竟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母亲就想调到州里去工作，这样就可以照顾我们两姐妹。可是父亲不同意。
一次我们要返回学校去，母亲把我们一直送到县城外面的岔路口，然后从衣兜里掏出一封信，让我们一定交给刘达伯伯。而且一再叮咛，这事不能让父亲知道。
母亲在信里给刘伯伯写了些什么呢？
我很好奇。
走在路上，江果问我：“姐，你说妈是不是喜欢刘伯伯？”
我说：“你别瞎说！爸对妈那么好，妈不可能喜欢别人！”
“那她为什么要给刘达伯伯写信呢，而且还不让我们告诉爸爸？这信里一定有文章！不信咱俩把信拆开来看看？”
我吓了一跳：“这可不行！妈知道了会气死的！”
江果说：“你可真傻！不让妈知道不就行了。”
信在江果身上，她把信掏出来，小心翼翼地沿着封口拆开了。说实话我当时也很好奇，想知道母亲的信里到底写了些什么。所以我没有再阻拦江果，跑过去跟她一起偷看母亲的信。我的心怦怦直跳，既想偷窥母亲的秘密，又害怕那里面真的有什么秘密。
看完母亲的信，我长出了一口气。母亲的信里并没有我们猜想的内容，她只是请刘伯伯帮忙将她调到州里去教书，说这样她就可以照顾我们姐妹俩了。
到了州里，我们将信重新粘好交给了刘伯伯。其实我们也很希望母亲能调到州里来工作，这样我们就不用再这么辛苦地来回跑着上学了。我们期待着刘伯伯能尽快把母亲调到州里。
没过多久，刘伯伯就交给我们一封信，高兴地说：“下个月你妈妈就可以来州里上班了，这是调函，装好了，可别弄丢了。”
回家的路上，我们心中充满希望，一路上开心地唱歌。我们几乎把能唱的歌都唱了一遍。我感到衣兜里的信在发烫，因为那是母亲的希望，我们的希望，我们全家的希望。
惟一让我担心的是父亲。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当母亲把调函递给父亲看的时候，父亲表情很复杂，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母亲说：“你说话呀？”
父亲淡淡一笑说：“你把什么都办好了，我还说什么？”
母亲说：“这事我没提前跟你商量，是我不对。可是我要提前跟你说了你能同意吗？我跟你在这里待一辈子也无所谓，可是我们得为孩子想想，不能耽误了孩子们！江河也快上中学了……”
父亲没有说话，一个人走出了院子。
父亲那天很晚才回来。母亲一直在观察父亲的表情，可是父亲的脸上没有表情。母亲炒了几个菜，把酒杯摆上，打开一瓶青稞酒。母亲那天跟以往很不一样，她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一直在看父亲的脸色，满脸巴结的表情。父亲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吃饭，喝酒，然后到院子里喂藏獒。
第二天早上，母亲开始收拾行装。父亲坐在灶台边，目光跟随母亲在屋子里晃来晃去。父亲说：“我说，你能不能过一阵再走？”
母亲停下来，看着父亲：“昨天晚上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
父亲说：“可是，明天就要收青稞了，这是一年县里最忙的季节，你这时走别人会怎么看？再说我回家连口热饭也吃不上……”
母亲叹了口气，把手里的东西扔下说：“我就知道你心里不愿意。好吧，下个月她们再回来，我跟她们一起走！”
一个月后，我们又一次回家。母亲又一次开始收拾东西。可是第二天我们要跟母亲一起走的时候，父亲却突然病倒了，高烧三十九摄氏度。母亲没有办法，只好留下来照顾父亲。
我直到现在都怀疑，父亲那次用的是苦肉计。因为我看见他半夜一个人悄悄走出屋子，在高原的寒夜里站了很久。父亲用苦肉计留住了母亲。现在想想，也许那是父亲当时留住母亲的惟一办法。
后来“*”来了。我们不用再去州里上学了。
母亲当着父亲的面撕了那张调函，生气地说：“这下你称心了！”
父亲笑了笑说：“你看咱河源的天多蓝，草多绿，水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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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江雪 十一（1）
那一年，听说雪山外面的世界很热闹，红卫兵串联，文攻武斗，有的地方还打死了人。但是我们河源还和以前一样，几乎没有什么不一样，牧民照样放牧，农民照样种地，学校照样上课。好像河源被外面的世界遗忘，又好像河源人忘记了外面的世界。
父亲说：“咱们不跟着他们瞎折腾！”
不上课的日子很轻松，但也很无聊。父亲很忙，不是去牧区，就是去农区检查工作。母亲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所以家务活基本落在了我和江果身上。我们一大早从黄河里背上来三木桶河水，然后做饭，打酥油，洗衣服。有空的时候还要到草甸去拾牛粪。如果是干牛粪，捡回来就直接码起来；如果是湿牛粪，就要先用手拍成牛粪饼，一坨一坨地糊在院墙上，等晒干后再揭下来，码在院子里，供日后烧火做饭时用。
有时候，我们也会跟着格桑去放羊。说是去放羊，其实是去玩。格桑总是在我们说起他的时候，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线里。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他，他的藏獒就会汪汪地叫，直到引起我们注意为止。格桑这两年个子长得很快，身体也越来越健壮。我们已经不是当年的少男少女，在一起多少有些拘束。如果江果不在身边，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格桑的“乌朵”甩得特别好，一甩一个准，正好能打在羊身上，使得所有的羊都能乖乖地在他允许的范围里活动。“乌朵”是藏民放牧时专用的一种鞭子。用牦牛毛先捻成粗线，然后再编成毛辫，中间编一块巴掌大的椭圆形“乌梯”，毛辫头上打上一个套环，末端用羊毛做成鞭梢。如果要赶牛羊，便将套环套在中指上，在“乌梯”内放上石子，用手捏住“乌朵”两端使劲抡呀抡，然后突然放开鞭梢，只听“叭”的一声，石子便飞出十几丈远，打在乱跑的牛羊身上。
格桑这一手很厉害，我们很佩服他，让他教我们使“乌朵”。可是“乌朵”在格桑手里很听话，到了我和江果手里就不听话了，不是偏左，就是偏右，就是到不了我们想让它到的地方。有一次我甚至将石子甩到了自己身后，几乎打到了格桑的脑袋上。后来练习的时间长了，“乌朵”也就慢慢听话了。
一天下午，我准备去河边背水，看见有十几个人骑马从街道那边走来。由于是逆光，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是他们身上的绿军装和衣袖上的红袖标却很显眼。走在最前面的那匹马捆绑着一个人。那人少了一只耳朵。那不是刘达伯伯吗？我惊讶地站在那里。等我回过神来，那群骑马的人已经拐进了另一条街道。
他们为什么要捆绑刘达伯伯？他犯了什么罪？我丢下木桶，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你没看错吧？真是你刘伯伯？我说绝对没有看错，马队经过我面前的时候，刘伯伯还朝我笑了笑。母亲松了一口气，说他能朝你笑，说明他没事。我说不是平常那种笑，是苦笑。母亲又紧张起来了，说你赶快去叫你爸爸回来，我问问他。我跑到县委去找父亲，县委大门关着，两个红卫兵守在门口，谁也不让进去，说里面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我跑回去告诉了母亲。母亲脸色变得煞白，拿水瓢的手开始哆嗦。她索性把水瓢丢进木桶，什么也不干了，一个人毫无目的地在屋子里转圈。
那天晚上父亲回来说：“老营长出事了。”
父亲说：“他被下放到我们河源改造来了。”
母亲问：“他犯了什么错误？” txt小说上传分享
父亲的雪山 母亲的河 江雪 十一（2）
父亲说：“那些革命小将说他反党，反革命……”
母亲说：“反党？反革命？这绝对不可能！当年在战场上，我们可是亲眼看见他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他怎么可能反党？”
“这年头人都疯了，谁说得清？” 父亲叹息一声说，“唉，原以为河源是个清净之地，现在看来也消停不了了。”
母亲焦急地说：“你赶快想想办法救救他呀！”
父亲说：“你别着急，等红卫兵走了，老营长就安全了……”
第二天，红卫兵要在城外的草地上给刘达开批判会，要求县城里的居民和附近的农牧民都要参加。河源县从来就没有开过这样的批判会。农牧民以为是像赛马、跳锅庄一类的娱乐活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兴高采烈地来到了会场。等红卫兵将一只耳朵的刘伯伯押上临时搭建的土台子时，牧民们这才感觉气氛不对，好像不是什么赛马会。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莫名其妙，不知道那些胳膊上缠着红袖标的人要对那个少了一只耳朵的人干什么。
父亲和县领导们坐在主席台上，神情木然。
红卫兵们一个个走上台子，慷慨激昂地念着一些奇怪的文章。牧民们不解地看着台上的人。他们听不懂台上的那些红卫兵说些什么，渐渐失去了兴趣，便盘腿坐在草地上开始聊天。有人甚至从马鞍上取下酒壶，开始喝酒。台上的人口吐白沫，情绪激烈；台下的人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会议开到高潮时，红卫兵们振臂呼喊。人们这次腾出目光，好奇地看着台子上的那些红卫兵，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大喊大叫。
红卫兵们急了：“革命群众们，跟我们一起喊口号！”
会场上传来一阵嬉笑声。
红卫兵扭头质问父亲：“他们为什么不跟着喊口号？”
父亲说：“他们听不懂你们的话。”
红卫兵说：“那你用藏语教他们喊！”
父亲说：“你们那些话，我不知道藏语怎么说。”
红卫兵很生气，但又无可奈何。一场来势汹汹的批判会，就这样在牧民们的嬉笑声中草草收场了。
红卫兵将刘达伯伯交给县里监督劳动改造，然后就离开了河源。他们威风凛凛地从我家门前走过。江果盯着马背上的红卫兵，目光里充满了羡慕。江果说：“他们太神气了！我要是有一身绿军装多好！我也想像红卫兵那样到雪山外面去串联。”
我说：“别瞎说，哪有女孩去串联的？”
江果说：“你太不了解革命形势了！听丹增县长回来说，雪山外面有许多女孩子都去串联了，她们走南闯北的可神气了！”
我说：“爸妈绝对不会同意你一个人瞎跑的！”
江果说：“怎么是瞎跑？昨天你没听人家红卫兵说嘛？那是革命！你跟爸一样，思想落后！爸那天就说革命是瞎折腾。”
我推了她一下：“小点儿声，别让人听见！”
红卫兵走后那天晚上，父亲就将刘达伯伯请到家里来，让母亲拿出家里最好吃的东西招待刘达伯伯。吃饭的时候，我才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刘伯伯已经离婚了，儿子跟了母亲。
母亲气愤地说：“她怎么能落井下石呢？”
刘伯伯说：“她早就想离了，现在正好是个借口。”
父亲说：“两人长期不在一起，很容易出问题。”
刘伯伯说：“其实我们之间早就有了问题，很难再生活在一起。”
“这样无情无义的女人离了也罢！”父亲端起酒杯说，“来，老营长，喝酒，我这个老部下敬你一杯！”
两人一口喝干。 。 想看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