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十二年，嘉庆皇帝命令朝臣编修乾隆的《实录》和《圣训》。他审阅时发现，这两部文献典籍中，把乾隆的出生地都写成了雍和宫。他当即命令编修大臣认真核查。官员把乾隆当年的诗找出来送给嘉庆审阅，嘉庆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只好放弃狮子园说法。
可是，乾隆出生地问题并没有因此画上句号。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嘉庆皇帝到塞外打猎，突然死去。在军机大臣以嘉庆名义撰写的遗诏中说，皇父乾隆当年就生在避暑山庄，今天我死在这里，也没什么遗憾了。
新继位的道光皇帝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命令以每天六百里加急，将已发往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国的嘉庆遗诏从路上追回来。改写后的遗诏，把原来说乾隆生在避暑山庄，很牵强地说成乾隆的画像挂在避暑山庄。
道光为把乾隆生在雍和宫的说法作为结论确定下来，不得不把嘉庆当年说乾隆生在山庄的诗作都改过来。由于嘉庆的诗早已公开流行天下，这样大张旗鼓地修改，结果是越抹越黑，使天下的官员百姓对乾隆的出生地问题愈加议论纷纷。
后来，不仅乾隆的出生地闹不清楚，甚至连他母亲是谁，人们也产生了怀疑。其中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是，热河行宫里一个丑宫女在草棚里生下了乾隆。传说，雍正在做皇子时和山庄内一位很丑的姓李的汉族宫女有过一段露水姻缘，事后雍正忘得一干二净。第二年夏秋之际，康熙父子又来到山庄，听说那位宫女就要临产了，康熙怕这丑女生产坏了皇家的名声，急忙派人把她带到草棚，生下了乾隆。这一说法如果是真的，那么乾隆就不是纯正的满族人了。
尽管乾隆生在草棚的这一传说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但那毕竟是野史。乾隆的生母究竟是谁，只要看一看清朝皇家的家谱《玉牒》和乾隆时期的《实录》以及《圣训》怎么记载的，就一清二楚了。它们一致记载乾隆的亲生母亲是钮祜禄氏，也就是雍正的皇后。
围着这个出生问题，好像有人硬是和乾隆较上了劲，那个山庄丑女的故事还在传着，又冒出来另一个说法：乾隆不是雍正的亲生儿子，而是浙江海宁陈阁老家的儿子。这一说法在金庸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更是得到大事渲染。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
相传，海宁有位盐商叫陈世倌，俗称陈阁老，在康熙年间入朝为官。雍正帝胤禎为雍亲王时，与陈阁老家很好，两家来往频繁。今天陈阁老的旧宅，还保存一块九龙匾，据说是雍正亲笔书写的。更为离奇的是，有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不过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禎听说后，密令家人将陈阁老请来，并强调一定要带着小孩。然后借口福晋要看孩子，将小孩带入内室，将自己的女孩换给了陈家。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没想到，男孩天资聪明，深得康熙、雍正二帝的喜爱。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禎。胤禎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赋大家扬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
《清代外史》书中还说：乾隆知道自己不是满族人，因此在宫中常穿汉服，还问身边的宠臣自己是否像汉人。历史上的乾隆的确经常穿汉服，现在故宫还保存着不少乾隆穿汉服的画像。也许这就是引起传说的原因之一。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但也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认为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是雍正的第四子，不是长子，推及情理根本没必要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以继承王位。也就是说，雍正并不担心无人继承他的王位。而且，当时的皇位之争已经进入白热化，雍正怎么敢与他人交换孩子，而给政敌留下话柄。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乾隆身世之谜是子虚乌有。
而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也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那位陈阁老，乾隆六年曾担任内阁大学士，但时间不长，就因起草谕旨出错而被革职。当时乾隆还骂他：“少才无能，实不称职”。
至于乾隆为什么六下江南，有四次到海宁并住在陈家私人花园，据考证，乾隆南巡到海宁，主要是视察耗资巨大的钱塘江海塘工程。
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然到了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浙江海宁是一个偏僻的小县，陈氏由于做过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花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当时找不到比陈家花园更好的地方让皇帝住了。这个园子本来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
再说陈家花园离陈家住宅实际还有几里路远，乾隆在陈家花园住过四次，但对陈家子孙却一次也没有召见过，更谈不上“探望亲生父母”了。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考证，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居四十一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
励精图治
乾隆依“密封建储”制，顺利地继承了帝位，避免了皇位争夺和朋党纠纷，但也正因为此，他在即位前并未能建立起足够的威望，在他的周围也未能聚集一批可以信赖的臣佐。他在清王朝已臻富盛时即位，原只能做个守成的君主，但他并不甘心于守成，而渴望有所作为，以树立自己的声威，巩固皇室的统治。
乾隆即位时，由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与大臣鄂尔泰、张廷玉受命辅政，组成最高的统治核心。乾隆帝亲政后的十多年间，对这个权力核心逐步整顿，使权力更加集中于皇帝。
允禄、允礼是雍正帝的兄弟，也是宗室中最有威望的亲王。1736年3月，乾隆帝因祭天时，允礼托病不到，削去亲王双俸和护卫。1738年，允礼病死，允禄受命总理事务并任理藩院尚书。乾隆帝察知他与弘皙、弘昌等来往，指为“私相交结，往来诡密”，于1739年10月交宗人府审处。弘皙革去亲王，弘昌革去贝勒。允禄从宽免革亲王，仍管内务府事，只革退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等职及亲王双俸。12月，弘皙又被告发听信巫术，向妖人询问国事，指为“大逆不道”，永远禁锢。允禄也被罚俸五年，“以示惩儆”。辅政两亲王先后失去权势，宗室子孙再也不敢“私相结纳”了。
乾隆帝亲政后，复设军机处，鄂尔泰与张廷玉分任满、汉军机大臣，总理朝廷大政，并将雍正帝生前的谕旨入于遗诏，说：“此二人者，朕可保其始终不渝。朕万年之后，二臣着配享太庙。”朝臣配享太庙，前此如费英东、额亦都等，都是满洲元勋。汉人文臣配享，是历来所不曾有。清朝一代，也只有张廷玉一人。
鄂尔泰、张廷玉主持军机处后，权势尤盛。乾隆帝为防范满、汉朝臣结党，屡次申谕饬戒。1740年4月，在一个谕旨中说：“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与朕久用之好大臣，众人当成全之，使之完名令节，永受国恩。”“二臣当更仰体朕心，益加敬谨，以成我君臣际遇之美。”《啸亭杂录》说：“上习知其弊，故屡降明谕，引宪皇帝（雍正帝）朋党论戒之。”乾隆帝亲自处理朝政，大权独揽，又一再告诫，防止朋党的形成。
鄂尔泰是著名武将，又主持文坛，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主考会试，门下满、汉臣僚甚众。受命辅政，位至尊显。子鄂容安也在1736年授任翰林院编修、南书房行走。后转侍读，擢升詹事府詹事。鄂氏一门在朝中权势甚盛。左都御史仲永檀乾隆元年进士，是鄂尔泰主考的门生。乾隆七年十二月被揭发与鄂容安结党营私，将密奏留中事泄露。乾隆帝说他“依附师门，将密奏密参之事无不预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不睦之人，情罪甚属重大”。审理此案的王大臣请将鄂尔泰革职拿问，乾隆帝特予宽容，“交部议处，以示薄罚”，仍留原任。鄂容安革职，仲永檀死于狱中。1745年正月，鄂尔泰因病请解任，四月病死。
鄂尔泰获罪后，张廷玉主持军机处，权势益重。张廷玉是安徽桐城人，康熙时曾以翰林院检讨入直南书房。雍正时，为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会典总裁，晋为大学士，草拟皇帝谕旨，深得雍正帝倚信。乾隆帝即位，受命辅政为总理事务大臣。元年，复为大学士、军机大臣。二年，与鄂尔泰同进三等伯。汉人文臣爵至侯伯，为前此所未有。张廷玉以进士出身，得三朝倚任，在朝连膺重任，并一再充会试考官，成为汉人文臣和文坛的领袖。
早在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即上奏说：“外间舆论，动曰桐城张、姚两姓，占却半部缙绅。”“今张氏登仕版者，有张廷璐等十九人。姚氏与张氏世姻，仕宦者，有姚孔振等十三人。”1746年，乾隆帝因廷玉年老，命其次子张若澄入直南书房，以便扶掖入朝。1748年，张廷玉以老病乞休，乾隆帝不准。1749年冬，再次乞休。乾隆帝不悦，乃许致仕。次日，张廷玉未入朝，只命若澄入谢。乾隆帝大怒，命发旨诘责。张廷玉随即于次日晨入朝谢恩。乾隆帝又怀疑草拟诏旨的汪由敦泄露内情，将汪由敦革职，削去张廷玉伯爵，命以大学士衔休致留京。1750年，张廷玉疏请南还，乾隆帝更怒，严加斥责。张廷玉疏请治罪。1755年4月病死，仍命配享太庙。
张廷玉在乾隆朝，执政十余年。作为汉人文臣的领袖和代表，权位至于极盛。乾隆帝倚用汉人文臣而又时加控制，并一再宣告“满汉均为朕之臣工”，不得相互歧视。乾隆帝即位后约二十年间，满汉大臣之间并未出现严重的朋党纷争。
鄂尔泰死后次年，其侄鄂昌任广西巡抚，奏请将鄂尔泰列为广西名宦入祀，遭到乾隆帝的驳斥。1747年，乾隆帝令督抚大臣举贤自代。鄂昌举荐广西布政使李锡泰，说他“堪膺封疆之寄”。乾隆帝说，他曾召见过李锡泰。李锡泰痛贬前任广西巡抚托庸的坏处，极力称赞鄂昌居官的好处。现在鄂昌又来举荐李锡泰，这怎能避免党同朋比之嫌？1755年初，乾隆帝还在诏谕中说起，张廷玉当年乞休时，曾奏称史贻直曾说他不宜配享太庙，请求保证。史贻直是在单独奏对时说过这样话的。张廷玉怎么会知道？这能说没有揣摩朋党之风么！又说，南巡时准令兵部尚书梁诗正解职归乡，奉养老父，就有人怀疑，说是因汪由敦排挤而去。倘使汪由敦能在朕前排挤梁诗正，何以不能救护张廷玉？这不是很明白么！又下谕说：“徇情曲庇，